米內光政的托付

1945年8月，戰爭形勢已經非常明朗，日本的失敗不可避免，不少人都開始為戰后盤算了。

日本海軍大臣米內光政很清楚，戰敗后日本肯定會被解除武裝，復興日本海軍必然是一項非常艱巨的任務，所以必須要及早籌謀。8月初的一天，米內光政找來了海軍省軍務局長、海軍中將保科善四郎，將復興日本海軍的重任托付給他。

保科善四郎是何許人也，能讓米內看中，托付這樣的重任？

保科善四郎

保科善四郎，1891出生；1913年畢業于江田島海軍兵學校；1925年畢業于海軍大學；1930年公派美國留學，進入耶魯大學深造；1931年出任駐美國海軍武官（日本海軍對于優秀將領的苗子，都會送到美國公費留學，然后再擔任駐美武官，以便對未來的敵手——美國加深了解，曾任軍令部長的永野修身和聯合艦隊司令長官的山本五十六都是如此）。

回國后，保科善四郎擔任第三艦隊參謀，當時第三艦隊司令就是米內光政，他在工作中的表現讓米內非常滿意，米內對其十分器重，一直栽培。1935年，保科善四郎任海軍省軍務局第一課長；1939年任“陸奧”號戰列艦艦長；1940年任兵器裝備局局長；1944年到1945年8月，一直擔任海軍省軍務局長。

從保科善四郎的經歷來看，首先他是米內信得過的人，能力自然沒有問題。其次，在1941年下半年日本軍方討論是否對美英開戰時，保科善四郎是堅決反對的。最后，保科善四郎從1940年起就在總部機關擔任兵器裝備局局長、海軍省軍務局長，從沒有帶領艦隊出海和美軍作過戰，也就是說手上沒沾過美國人的血。

所以綜合來看，保科善四郎在開戰之前是堅定的反戰派，戰爭中又沒有直接參加一線作戰，所以戰后不僅不會受到美國的懲處，反而會受到美國占領當局的重用。再加上他擔任軍務局長，負責的又是人事和編制，在日本海軍內具有相當深厚的人脈資源，所以是重建日本海軍的最佳人選。

戰爭結束了但海軍還有用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正如米內光政預料的那樣，美軍迅速占領了日本本土，解除了日本陸海軍的全部武裝。

人們不會忘記，正是以日本陸軍為主導的軍部，從1936年“二二六”兵變之后幾乎完全把持了日本政局，是挑起戰爭的罪魁禍首。舊日本陸軍中發動和指揮戰爭的高級將領有的戰死、有的自殺，沒有死的基本上都被逮捕并受到審判，曾經顯赫無比的陸軍高層，可以說已經是灰飛煙滅了。活到戰后的人或意志消沉，或俯首認罪，除了極少數人繼續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如舊陸軍中將辰巳榮一后來就成為日本首相吉田茂的顧問），絕大部分人被徹底邊緣化了。

后來成立的陸上自衛隊的前身——警察預備隊，不能說完全與舊日本陸軍沒有關系，但這種關系已經是很淡了。陸上自衛隊沿襲舊日本陸軍的東西很少，陸上自衛隊里一些出身舊日本陸軍的人員都行事低調，不敢越雷池半步。

而海軍的情況就完全不一樣了。盡管珍珠港事件是日本海軍一手策劃實施的，但是在開戰前，主張德意日三國結盟的是陸軍，海軍是反對的；發動全面侵華戰爭的也是陸軍，海軍也不同意；主張發動太平洋戰爭的依然還是陸軍，海軍還是反對，當時的海軍大臣米內光政、海軍省次官山本五十六、海軍航空部長井上成美都是堅定的反戰派，被譽為“反戰三杰”。雖然最后海軍還是被陸軍拉進了戰爭，但是海軍在開戰前的這些態度，很自然地導致了美國在處置舊海軍時與陸軍是有所區別的，對舊日本海軍的高層可以說是網開一面，這一點在戰后審判并處死的戰犯中沒有一個是海軍將領就可以看出來。

還有兩個現實的問題需要海軍解決。第一，數百萬日本軍隊和僑民分散在中國大陸、東南亞甚至太平洋諸島嶼，需要將他們迅速遣返回國；第二，美軍在戰爭中曾在日本周圍海域散布過大量水雷，這些水雷現在嚴重威脅著日本海域的航行安全。運輸海外人員回國和清除水雷，這兩大現實任務都要靠海軍來執行，這也使得保留舊日本海軍的少量艦艇和人員有了名正言順的理由。

實際上，日軍700萬軍隊中唯一成建制保留下來的，就是由前海軍少將山本善雄指揮的掃雷部隊，約1萬名官兵，裝備約350艘小型掃雷艦艇，這支掃雷部隊也是海上保安廳成立后所轄的第一支部隊。盡管這部分艦艇和人員并不多，但好歹保留下了舊日本海軍的血脈，成為日后組建海上自衛隊的寶貴種子。

掃雷艦艇部隊

另外，日本投降后，陸海軍解散，日本的國防完全由美國占領軍負責，但是如海盜、走私、偷渡等治安問題就沒人過問了。到1947年，這些問題愈演愈烈，令戰后本來就動蕩不安的社會局勢雪上加霜，如何維護日本周邊海域的安全和秩序，成了聯合國軍總司令部迫在眉睫所要應對的問題。于是，聯合國軍總司令部就想到了成立一支類似于美國海岸警衛隊性質的海上警察，來處理這些海上安全和權益的問題。

1948年5月1日，海上保安廳作為運輸省的外設機構（簡稱為外局）正式成立，主要負責海岸警備、沿海船只航行安全、反走私、反偷渡、海上救助以及清掃水雷等任務。美國對海上保安廳有著嚴格的限制：總人數不得超過1萬人，所裝備的艦艇不得超過125艘，總排水量不得超過5萬噸，最大的艦艇單艘排水量不得超過1500噸，人員只能裝備輕武器，活動只能限于日本沿岸。這樣的海上保安廳充其量也就是海上警察的角色。但是，“海上警察”顯然不是米內光政和保科善四郎所想要的，他們要的是重建日本海軍。

“野村機關”

米內光政確實很老到，他的預計一點沒錯，美國占領日本后，保科善四郎果然被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看中，在由原來海軍省改制的第二復員省繼續任職，憑借著這一職位，保科善四郎進行了重建海軍的大量前期工作。

1951年1月的一天，一批舊日本海軍的前軍官在保科善四郎的家里聚會，成立了“新海軍研究會”，它還有一個更響亮的名頭——“野村機關”，因為這個研究會的總代表就是赫赫有名的前海軍大將野村吉三郎。野村早年擔任駐美國海軍武官，并參加了1921年的“華盛頓海軍條約”談判，和當時的美國海軍次長，日后成為總統的富蘭克林·羅斯福結下深厚的友誼。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前，野村擔任日本駐美國大使，并負責日本和美國的談判，是公認的親美派，和美國政界軍界不少高層人士交往密切。研究會由野村挑頭，就是要利用他的名望和與美國高層人士的關系。

“野村機關”的陣容極其豪華，成員之中不乏像山梨勝之進、小林磯造、長谷川清、夏本重治這樣的前海軍大將、中將，前海軍佐級軍官就更多了。雖然這個研究會并沒有在厚生省注冊，但是由于其成員大多是在戰爭前有過反對與德意結盟、反對與美國開戰的共性，再加上野村等人在美國的人脈關系，所以美國對此也就眼開眼閉了。不過野村吉三郎只是掛名，保科善四郎才是真正的核心人物，他擔任研究會總干事，負責日常事務。

“野村機關”的成立，就是為了研究如何在《和平憲法》的框架內重建日本海軍，由于這個問題太過敏感，所以只能以民間研究會的身份秘密進行。時至今日，“野村機關”還有很多內幕沒有公開，但是這個研究會在日本海軍重建過程中所發揮的巨大影響卻有目共睹，甚至可以說海上自衛隊成立以及早期發展的每一步都和這個研究會密切相關，保科善四郎在其中的作用自然功不可沒。

海軍還是警察？

1951年1月底，野村吉三郎向聯合國軍總司令部提交了凝聚著研究會智慧和心血的成果——《新海軍建設計劃書》和《關于日本安全保障的洞見》，當時野村已經74歲高齡，真正的捉刀者就是保科善四郎。日后，這兩份文件的很大一部分內容成為了整個自衛隊（不僅僅是海上自衛隊）創建的原則和框架。

美國遠東海軍副參謀長阿利·艾伯特·伯克（Arleigh Albert Burke）稱這兩份文件是“堪稱完美的報告”，認為文件既符合日本《和平憲法》的精神，也符合美國對于重建日本武裝的構想，同時又摒棄了舊日本海軍的那套糟粕，簡直是太完美了！所以立即呈報給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相當于海軍總司令）謝爾曼上將，并得到了謝爾曼的認同。

接著，伯克又向太平洋艦隊司令部游說重建日本海軍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正是在伯克的不懈努力下，“野村機關”和美國海軍的高層建立起直接聯系的渠道。要知道這個伯克在美國海軍中可是鼎鼎有名，在太平洋戰爭中他曾擔任第23驅逐艦支隊的司令，創造出一套全新的驅逐艦戰術，取得了極其輝煌的戰績，并贏得了“31節伯克”的外號。誰也沒想到，曾經與日本海軍浴血奮戰的戰斗英雄伯克，居然成為重建日本海軍的重要推動者。

阿利·艾伯特·伯克

在這之后，“野村機關”乘熱打鐵，又提出了新建海軍的三個方案：一是新建機構，由日本政府直接領導；二是新建機構，但是由美國海軍指揮領導；三是與海上保安廳進行合并重組。這個方案里涉及到海上保安廳的利益，自然引起了海上保安廳的強烈不滿，第一任海上保安廳長官大久保武雄和現任長官柳澤米吉一起出馬，四下活動。但是他們太低估舊日本海軍的能量了，野村吉三郎和保科善四郎與美國軍方的關系非常密切，能夠很清楚地根據美國軍方需要乘勢而為。

1951年10月，在聯合國軍總司令部的授意下，成立了日美聯合委員會（也叫Y委員會），名義上這個委員會負責美國援助艦艇的歸屬和使用，實際上它還是重建海軍的籌備機構，確定建軍原則、組織編制以及瑣碎的技術細節。日本政府將挑選這個委員會日方委員的工作交給了柳澤米吉和第二復員省的前海軍少將山本善雄，這兩人一個代表海上保安廳，一個代表著舊日本海軍，這矛盾還會少？最后舊海軍派大獲全勝，有8人入選委員會；而海上保安廳方面只有2人入選。人選決定了，但矛盾并沒有解決，反而變本加厲了。在聯合委員會從1951年10月成立到1952年4月解散，其間總共舉行過31次會議，每次都爭得不可開交，而爭論的焦點，一是要不要恢復海軍，二是美援艦艇歸誰管。可以說這兩個問題，都是事關各自核心利益，怎么能不拼死相爭呢？最后只好由聯合委員會中的美方委員來仲裁，美方最終還是站在了舊海軍派一邊。

舊海軍派能得到美國的鼎力支持，并不只是野村等人與美國高層私交密切，最關鍵的是“野村機關”的想法正好與美國合拍，美國之所以支持日本重新武裝，是希望在日美同盟的基礎上，建立一支能隨時聽命于美國的軍事力量，在必要的時候能與美軍并肩作戰（例如掃雷部隊就曾秘密參加了朝鮮戰爭中的掃雷行動）。如果新海軍是在海上保安廳的領導下，那就麻煩了。海上保安廳是日本政府運輸省的下屬部門，如果要動用這支力量就有干涉日本內政之嫌；另外，海上保安廳再怎么說都只是警察的角色，真要到了緊要關頭，美國總不能調日本的海上警察一起參戰吧。所以海上保安廳方面早就必輸無疑。后來成立的海上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自此結下了梁子，兩家從此形同仇家，相互掣肘。

旭日旗重現大洋

經過一番爭論，聯合委員會實際上就成為組建新海軍的籌備委員會，而“野村機關”更是成為了指導海上自衛隊創建和發展的真正大腦。海上自衛隊的創建已經指日可待了。

1952年4月26日，海上自衛隊的前身警備隊正式成立，名義上它是在海上保安廳的管轄下，但實際上就是日本新海軍的開始，所以這一天后來就被作為海上自衛隊成立的紀念日。先讓海上保安廳代管，一方面是對重建海軍進行考察，另一方面也是了掩人耳目，當然也有安撫海上保安廳的意思。

在海上警備隊中，99%的干部都是舊海軍人員，幾乎就是舊海軍的重生。8月1日，海上警備隊正式從海上保安廳分離出來，改稱保安廳警備隊，隸屬保安廳第二幕僚監部（也就是日后海上幕僚監部的前身），由海上保安廳出身的山崎小五郎擔任第一任第二幕僚監部的幕僚長。這時的保安廳警備隊比起海上警備隊來，已經有所發展，艦艇總噸位達到8900噸，不過和當年舊海軍相比就差多了，還不及當年舊日本海軍一艘主力大艦的噸位，可以說是相當寒酸，但畢竟是重建的開始。

同年11月，美國與日本簽署了艦艇租借協定，向日本出借了10艘（后來又追加了8艘）1450噸的“塔科馬”（Tacoma）級巡邏艦，這些巡邏艦原來是在二戰中根據租借法案提供給蘇聯的，戰后蘇聯還給美國，當時正停泊在日本的橫須賀港。此外，美國還向日本租借了50艘300噸的登陸支援艇（LSSL），這68艘艦艇就成了海上警備隊最早的家底。

1954年7月1日，日本頒布實施《防衛廳設置法》與《自衛隊法》，正式成立自衛隊，因此保安廳警備隊也隨之改名為防衛廳海上自衛隊。成立之時海上自衛隊共有官兵7590人，山崎小五郎成為第一任海上幕僚長，不過一個月后就由舊海軍出身，也是“野村機關”重要骨干成員的長澤浩接任。這時的海上自衛隊已經有了一定規模，下設3個艦隊群，總兵力達到了1.5萬人，擁有各型艦艇150余艘，總噸位5.8萬噸，還有約50架飛機。艦艇中的82%是由美國提供，其余則是舊日本海軍遺留下的，而飛機則全部是美國提供。

海上自衛隊保留了眾多當年舊日本海軍的元素

由于海上自衛隊幾乎是由舊日本海軍人員一手操持下成立的，所以其編制、操典、禮儀、號令甚至軍歌、軍樂都沿用了舊日本海軍的那一套。在聯合艦隊覆滅僅九年后，飄揚著十六條日章紋旭日旗的日本海軍又出現在了太平洋上。而在這個過程中，保科善四郎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他確實沒有辜負米內光政的期望，出色完成了重建海軍的重任。只是他在這個過程中的作用，至今鮮為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