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上海要建立全國科創城市，同時，健康領域的科技創新成為近年來的創新熱點。如何創新？學習借鑒海外經驗是中國創新的重要方法。3月21日，上海市衛生和健康發展研究中心（上海市醫學科學技術情報研究所）和上海市醫藥衛生發展基金會共同主辦，會議上該中心的《全球健康科技創新政策分析》課題組成員何達發表演講，結合全球創新指數中排名靠前的國家所做的創新案例做了系列分析，并對上海如何借鑒給出建議。

以下是澎湃新聞（www.kxwhcb.com）整理的何達演講實錄：

全球創新指數報告每年會對全球128個國家和地區的創新綜合指數進行排名，這是各經濟體競爭力的體現，這些地區或國家在衛生健康專業領域的產品、最新的科創程度，極具參考價值，我們課題小組選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進行分析。排名第1的是瑞士，排名第4是美國，日本為14名、以色列為17名。中國排名第22名。

美國的西雅圖是全球的智能城市冠軍，同時也是美國的西北健康科技領域的中心城市。西雅圖集中了很多不同領域、不同規模的健康方面的科創企業，包括制藥、針對腫瘤的生物創新以及信息技術。

美國的拜杜法案在美國科技創新史上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1980年美國聯邦政府發布，法案核心的條文是：如果是政府出資資助的醫療機構或者科研機構產出的結果，這個結果的專利權可以歸于私人部門。在此之前，科研機構缺乏刺激，科研人員的研發積極性非常低。同時因為政府拿著知識產權所有權，科技成果的轉化率也非常低。1980年只有5%的研究成果實現了成功的商業轉化。這和現在上海，以及中國的情況很相似，研發和市場需求是脫節的。

美國政府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便出臺了拜杜法案，把之前限定的推翻：雖然是政府出資，但是科研機構對成果保留享有權。這極大地推動了科研向技術、向商業的轉移。并且這個政策鼓勵非營利性機構與產業界進行合作，轉化科研成果，同時產生的收益可以給發明人或者發明人機構。這個法案被稱為美國從制造經濟向知識經濟轉型的里程碑。

去年我們去特拉維夫考察，那里有很多不同凡響的創新。以色列政府想推進科技進步，政府投資，成立了國有風投，這個風投規模為一億美元，歐美非常知名的國際風投公司跟它合作，成立了大的基金，規模為2.5億美元，分成了很多子基金，每個子基金兩千萬美元，如果子基金失敗了政府承擔所有損失，這對初創企業是非常大的保障和推動。如果創新成功了，政府將把所持的股份按原始價格出讓給所投方。這個項目從1992年開始，到1998年政府完成了撤資，實現了風投基金私有化。政府撤出之后并不是什么都不做了，它轉變了重心，從投資運營轉出來，將主要精力放在政策支持和投資環境建設方面。實現了以色列風投市場的開放競爭和法治保障良性機制，需要注意的是，這個項目花了六年時間，在國內落地時要注意政策連續性的問題。

以色列還有一個磁石計劃。以色列最開始推動科技創新的時候，也是采取跟日本、中國前期一樣，先把國外科技引進來學習、吸收，然后在這個基礎上進行二次創新。這對成長型國家來說是有好處的，確實實現了在初期以色列的國家創新能力的大提高，此后以色列的高新技術產業發展很快。但是這種模式會帶來一個問題，受益企業規模通常偏小，企業創新資源的碎片化程度比較大，創新更多的是技巧模仿，或者技術改進，最終這些企業或者這些引進來的二次創新沒有辦法對一個地區或者一個國家有核心的競爭力。

于是，1993年以色列政府制訂了磁石項目，想把一些共性的、基礎性的、競爭性的項目，由政府組建大型的研發聯盟，對關鍵技術進行合作研發，如果企業入選了該聯盟，就可以獲得三到五年的資金資助；企業66%的研發成本可以被政府承擔，科研機構可以有80%研發的成本由政府承擔。這當然會有嚴格的入盟競爭、遴選機制。這個計劃的核心目標就是讓重點技術實現技術從科學向產業的轉移，這個計劃的成效也非常好，到2003年的時候政府推動組建了18個大的研發聯盟，研發資金達到6億美元。

瑞士有一個叫做KICK的孵化器，它是私營且非營利性的，也是我們國家和上海市政策在積極鼓勵發展的這種類型，而且它同時是一個慈善型的，它背后的資金來自大企業。對于任何一個初創企業或者團隊，可能最缺的就是資金，這個孵化器提供資金。它也有一套體系篩選，2016年第一批60個團隊，每個團隊提供1萬瑞郎的資金，三個月之后他們對這60個團隊進行評估，評估之后達不到標準的企業就退出。遴選后剩余32個團隊，這32個團隊每個給2萬瑞郎的資金，六個月之后再進行篩選，剩下14個團隊，每個團隊給10萬瑞郎的資金支持。在前面兩個階段退出計劃的項目，后面又創業成功的話，需要把孵化器給的錢還回去的，還要加上一點利息，如果創業失敗沒有任何債務負擔。對于達到第三階段這14個團隊來說，他們會以10萬瑞郎的資金去入股。

任何一個初創企業除了缺少本金，還缺客戶，營銷的經驗以及團隊建設，這個孵化器除了資金方面，還會在其他方面都會給予支持。

日本創新能力處于第二梯隊，而且日本是亞洲國家，離我們很近，我們文化也相近。但日本和我們不同的是，日本在1995年就用法律的形式，明確了科技創新立國的基本國策。它的整體環境在政策引導下，日本的各項指標都在全球排在最前列，而且它的保障水平也在全球前列。

2017年6月，日本的厚生勞動省召開了一個醫療保健部門開了一個AI運用推進懇談會。這相當于中國的衛生部召開了這樣一個會。他們詳細地討論了人工智能適用的領域，需要政府、企業、社會環境準備哪些基礎設施，以及在健康領域應用人工智能有沒有效、是不是安全。所有的情況討論完以后，日本制訂了到2021年，四年之后的一個行動方案，包括基因醫療、畫像診斷支援、診斷、治療支援、藥品開發、護理、手術支援、人才培養等。雖然不是特別成文的政策，但確實能保證利好產業。

以上案例說明，科技創新，包括健康科技創新要發展，離不開社會環境等各方面的改善，包括減稅、稅收、知識產權保護、投融資環境、產業集群作用、公平競爭氛圍、國際合作等。

基于此，我們將從五個方面來討論國際政策對于上海城市建設的啟示。

第一，正確發揮政府在推動創新過程中的作用。首先政府應該有必要的資金投入進來，就能夠像杠桿一樣撬動社會資本進入到這個體系中來。

第二，政府應該適當承擔一些風險，尤其在重大的科技領域。

第三，不要只盯著大目標看，中小企業也會在整個創新體系或領域里面起到關鍵作用。建議政府重新審視我們國家技術創新路徑的選擇。

我國在一些領域處于追趕期，我們可以選擇的路徑有兩種：一種是引進、吸收、再創新，另一種是直接技術突破。

第一種模式的優點是資本投入少，技術風險低，技術能力的初期積累非常快。但缺點是非常容易形成對引進技術的依賴，這種思維模式一旦定下來，就很難改變。另一種模式直接形成技術突破，前一種的優點全都沒有，大量資金投進去，失敗風險會很高，對于技術能力的初期積累也沒有那么快，但是會形成核心的競爭力。到底什么時候該用哪一種方式，在什么階段是不是要做調整，需要政策制定者發揮智慧。在產學研之間建立一個良好的合作機制，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既要避免科研活動和經濟活動脫節，同時也不能太注重經濟刺激。

如果科學家人人都自己開企業，就會成為另外一種極端。我們倡議完善上海以及國家的科研管理的體制，給科研人員創造一個寬松的環境，能夠以更多的科研本身意義為導向。

第四，要更加重視國際合作。提升我們國家自己的創新能力，一個是要引進來，一個是要走出去。

第五，需要結合國家特色，中國有自己的中醫藥產業，中醫藥現在發展存在很多問題。韓國、日本在這方面有很多創新，在科技創新方面，中醫藥這個領域要想有進一步作為，需要產業發展和中醫藥基礎理論。另外建立一個技術標準和評價方法，最終促進科創成果的轉化應用。

除政策以外，還有兩點注意，發展科技創新，社會進步了的話，可能就業數量會減少。同樣一些高新技術出來，也會有一些人淘汰，收入差距也就會拉大，這時一些政策風險會存在。希望我們的政府官員能夠出臺更好的政策，促進我們上海，以及全國的健康科技創新。

（張余芳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