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初春，在雨水與驚蟄之間，歐洲發生了一場本應屬于冬天的戰爭。

2月21日，即北京冬奧會結束次日，普京承認頓涅茨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的主權，并指示俄武裝力量維護這兩個烏克蘭之內共和國的和平。

三天后（24日），俄宣布“特別軍事行動”，從東、南、北三面入烏克蘭，其中北線借道白俄羅斯直搗烏首都基輔。與2008年入格魯吉亞、2014年入烏克蘭不同，“特別軍事行動”不局限于俄人聚居區，也未采取急進急出的方式。

再三天后（27日），普京命令將戰略核威懾力量置入高度警戒狀態。

整個歐洲都受到了極大的震撼。

德國總理朔爾茨27日在聯邦議會發表標志德國外交重大轉折的講話：“2022年2月24日是歐洲歷史的分水嶺”，普京“摧毀了自從《赫爾辛基最終法案》以來幾乎半個世紀的歐洲安全秩序。”兩天后，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疾呼，“在巴爾干戰爭近30年后，在蘇軍進入布拉格和布達佩斯半個多世紀后”，“戰爭又回到了歐洲”。她稱之為“歐洲的真相時刻”“歐盟的分水嶺時刻”。這種“夢醒時分”的焦慮幾乎可見于所有歐洲領導人的講話。

如果說烏克蘭的頑強抵抗是觀察家眼中的第一大意外，那么歐洲迅疾有力的回應則是第二大意外。歐盟在很短時間內推出了多輪制裁——這需要27個成員國一致同意，行動遠比2009年歐債危機、2014年烏克蘭危機、2015年難民危機、2020年新冠危機時迅速。

一個又一個的禁忌被接連打破。中立國瑞士主動參與對俄制裁。德國和歐盟開始對外輸送武器。數百萬烏克蘭難民在歐洲受到了自發的歡迎。芬蘭、瑞典申請加入北約。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火速成為歐盟候選國。

歐洲民眾間也掀起了反俄聲浪。“歐洲外交關系委員會”6月發布民調報告稱，中短期內歐俄的決裂已不可逆轉，歐洲人“似乎正在展望一個歐洲與俄羅斯完全脫鉤的世界”。

但歐洲人的長期目標存在分歧，“和平陣營”的人希望盡快結束戰爭，而“正義陣營”的人希望盡可能懲罰俄羅斯。在歐洲圍繞俄烏沖突最常見的爭論，如關于對烏輸送武器的類型、與俄油氣脫鉤的程度等，其實出現在這兩大反俄陣營之間。

除去海外俄人，歐洲友俄勢力大抵有三：一者受蘇東陣營意識形態的殘留影響，二者得益于冷戰結束后向俄大舉資本擴張，三者像俄一樣對西方建制不滿。俄兵入烏后，這三者都受到了抑制。

保加利亞社會黨反對對俄制裁，但支持率腰斬。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因與俄能源巨頭親密而成政治棄兒，被停發辦公室經費。法國極右領頭人勒龐辯稱，她站在烏克蘭一邊，因為她是國家主權的支持者。

從地域上看，反俄最為激烈的是東歐、波羅地海國家，其反俄激烈程度不但強于西歐，甚至還強于美國。這些國家離戰火只有一步之遙，且有著被俄“統治”的鮮活記憶。

當然，東歐國家反俄程度不一。波蘭是東歐老大，也是反俄先鋒。波蘭和匈牙利這對“威權主義軸心”因對俄政策分歧而產生了裂痕。

匈牙利可能是俄烏沖突爆發后最為親俄的歐盟成員國。崇尚“非自由民主”的匈牙利領導人歐爾班，使歐盟從第六輪對俄制裁放慢了決策腳步。近日多位歐洲領導人提議改革一票否決制，即暗中針對于此。歐盟疫后“復蘇基金”遲遲未能分發與匈，或許也與此有關。

保加利亞和愛沙尼亞都因內部對俄政策分歧而引發政府危機，但總體而言這兩個國家的對俄強硬立場并沒有太大改變。

未加入歐盟的西巴爾干國家中最親俄的是塞爾維亞。自2008年科索沃單方面宣布獨立以來，塞爾維亞在科索沃問題上一直仰仗俄羅斯的支持。塞爾維亞一邊暗喜入盟進程在烏戰后提速，另一邊則與俄羅斯簽署了《磋商計劃》。然而，塞爾維亞明確表示不接受烏東四地公投入俄的結果，表示“這將完全違背我們的國家利益、我們維護領土完整和主權的政策以及對邊界不可侵犯原則的承諾”。

大體而言，過去曾是地緣政治“碎片”的東歐國家，現在共振的頻率已經相當整齊。

與東歐相比，北歐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程度高得多，但這絲毫無助于減輕它們所受的震動。中立國芬蘭和瑞典正式申請加入北約，可以說，芬蘭自己開始了“去芬蘭化”。而丹麥則舉行全民公投廢除了關于歐盟防務的保留條款。

南歐遠離是非之地，對烏克蘭事務一向不熱心。西班牙、葡萄牙此次也仍“隨大流”。但意大利的對俄態度出現較大轉變。在2014年，意大利“擾亂”歐盟對俄政策；但在2022年的危機中，法德意三國形成了有力的“三角”，這以6月16日三國領導人共訪基輔為標志。即便在9月底勝選的意大利極右領導人梅洛尼，也無意大幅改變對俄政策。

在歐洲大國中，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沖突爆發前的斡旋角色最為搶眼。但在沖突爆發后，德國的外交“大轉型”最抓眼球。德國因歐債危機而成為歐洲經濟實際上的領導者。此次地緣政治危機又讓德國軍事松綁，成為了事實上的“正常國家”。

德國的反應迅速而有力——叫停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項目，推出千億歐元軍備特別基金，向烏克蘭輸送重型武器。位于德國斯圖加特的美國歐洲司令部（EUCOM）成為北約協調向烏運輸武器的中心。七國集團（G7）是應對烏克蘭危機的重要平臺之一，而任輪值主席國正是德國。

德國外交一直背負沉重的歷史包袱。在2011年，德國臨陣怯場，讓英法出兵利比亞。2014年時，德國力主與俄羅斯對話，因其出于歷史原因，“感覺對俄羅斯負有特殊的責任”。甚至直到2022年1月底，德國防長也僅僅表示只能送烏克蘭五千頂防彈頭盔。

但同樣出于歷史原因，德國此次感覺有必要表明強硬的對俄立場。2022年5月8日，德國總理朔爾茨特地選擇這個納粹投降77周年的日子發表關于烏戰的全國電視講話，表示“我們從我國1933年至1945年的災難性歷史中吸取了一個核心教訓——就是‘再也不要這樣！’”。

德國似乎在說：“我以前就是這樣！我知道俄羅斯想怎么想！”朔爾茨多次指責普京要搞強權政治、帝國、勢力范圍。他在聯邦議會說：“不能再懷疑普京要建立一個俄羅斯帝國。他想從根本上根據自己的想法重新定義歐洲。”他對美國媒體說：“普京在想什么？他在想的是17、18、19世紀的帝國主義。”他在法國媒體發文指出：“普京想把我們的大陸劃分為勢力范圍，劃分為大國和附庸國。”

德國從歷史經驗出發，認為強權政治對德國來說即意味著廣泛的反德同盟，意味著永無寧日的安全威脅。德國不希望回到過去。

德國用一種近乎進攻性的態度，來防止歷史倒退。這個態度在歐洲引發了不安。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既聲討俄羅斯的“帝國主義”，也對德國在歐盟內的“帝國主義”傾向提出警告。曾在歷史上被德國與蘇聯合伙瓜分的波蘭，不愿看到俄德兩國的此消彼長。

回到說法國。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危機爆發前，多次訪俄、與普京通電話；而在危機爆發后，也是第一位與普京通話的西方大國領導人。德國總理朔爾茨剛剛上任，聲望又不及默克爾，故與2014年烏克蘭危機不同，法國而非德國領導人成為主要的斡旋者。然而，馬克龍的斡旋效果卻不盡如人意。普京態度冷淡（與馬克龍會晤時隔著數米長桌），甚至有意隱瞞（在出兵前還與馬克龍通電話并表示考慮俄美峰會提議）。

法國對美英參與歐洲事務向來警惕。法國此前甚至不太相信美英情報界關于俄羅斯即將出兵的判斷，以至于在沖突爆發后法國軍事情報局局長離職。

2014年的俄烏沖突主要因烏克蘭想加入歐盟而起，沖突爆發后，歐安組織、歐盟、法德輪番上陣，成為斡旋主力。相比之下，2022年的沖突因俄羅斯不滿北約東擴而起——俄在2021年底對美國和北約提出系列“推回北約”的要求，但未得到滿意的答復。因此，美國成為了應對2022年沖突的牽頭人，而北約成為重要平臺。北約通過應對俄烏沖突獲得了新的動力，不但吸引芬蘭、瑞典入約，還在6月馬德里峰會上推出新戰略概念，把俄羅斯定為首要威脅。

這也就意味著，馬克龍此前聲稱的“北約腦死亡”被否定了。由于歐洲對美國依賴加深，歐盟“戰略自主”實際上難以為繼。德國及歐盟新增的防務開支，美國軍火商勢必也要分一杯羹——法國軍工業對此并不樂見。

此外，美國遠隔重洋，對戰爭無切膚之痛，符合美國利益的決策（如在烏維持長期低烈度沖突）不一定符合歐洲利益。美國還有全球戰略考慮，可能會借機把歐洲綁定在美國的全球戰車上。法國比其他歐洲國家更為擔憂這些事情。只是與歐洲安全相比，這畢竟不是燃眉之急。

戰火已在歐盟門檻燃燒。歐洲一體化是法國思想的產物。在此緊要關頭，歐盟何去何從，法國必須給個說法。

2022年6月23-24日的歐盟峰會是一個可窺見歐盟未來發展趨勢的重要峰會。這個峰會最引人注目的是授予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入盟候選國地位（與歐盟隔著黑海的格魯吉亞則未能如愿）。如果法國不松口，歐盟是無法做出這個決定的。

烏、摩兩國，緊挨歐盟。如據其國內政治經濟標準，還不具備入盟資格。但從地緣政治角度考慮，隨著歐俄緩沖空間的消失，這兩個國家除歐盟外難有其他去路。這是歐盟的兩難。歐盟以民主市場來推進地緣穩定，但當地緣穩定需求上升時，這個順序會被打亂。冷戰后歐盟吸納大批東歐國家入盟即是如此。這意味著分歧、動亂要放到歐盟內部去解決。

依同樣的思路，歐盟峰會決定加快西巴爾干國家的入盟進程。如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在會后所指出的那樣，“擴大仍然是歐盟最成功的外交政策工具之一”。

但這還不夠。顯然，歐洲一體化促進地區“和平與發展”的潛力已基本用盡。歐盟需要補充性的制度安排。

馬克龍想到了一個辦法——“歐洲政治共同體”。2022年5月9日，馬克龍在布魯塞爾的歐洲未來會議閉幕式上，指出“歐盟在短期內不能成為構建歐洲大陸的唯一途徑”，并提出一個問題——“我們如何從政治角度和比歐盟更廣泛的范圍組織歐洲”？馬克龍給出了自己的答案，即要建立“歐洲政治共同體”。這個概念在歐盟峰會上被初步討論，但其實際內涵還十分模糊。

“歐洲政治共同體”這個概念雖因烏克蘭申請入盟而引起，但它也有解決英國與歐盟關系的潛力（法英高層對此已作初步討論）。更重要的是，雖然馬克龍不便言明，但從長遠看，這個概念還有解決俄羅斯與歐盟關系的潛力。

馬克龍在5月9日的講話上明確指出，“我們的目的是什么？盡快結束這場戰爭”，“我們并沒有與俄羅斯交戰”，“當和平回到歐洲的土地上時，我們需要建立新的安全平衡”。

馬克龍的這個長遠打算應該不難得到德國人的支持。朔爾茨在戰爭爆發后首個議會講話中即提及：“從長期看歐洲的安全不能通過對抗俄羅斯而實現。”

但是，歐洲新的安全平衡恐怕不是英國急于看到的。英國人對歐洲安全持有非常不同的見解。畢竟，歐洲腹地的戰火離英倫三島太遠了。

下面我們來談談英國。

與法德相比，英國對俄態度明顯更為強硬。英國首相約翰遜在戰爭爆發一個半月后（4月8日）成為第一位訪問基輔的七國集團領導人；5月3日，約翰遜向烏克蘭議會發表視頻講話，同樣開風氣之先。克里姆林宮發言人稱約翰遜為“反俄競賽中最積極的參與者”，所言非虛。

如果細看英國的表態，含義遠比反俄豐富。一是慶幸脫歐，想進一步壓縮歐盟影響力。約翰遜夸贊英國脫歐時稱“選擇自由是英國人的本能，就像烏克蘭人一樣”。英國希望把七國集團作為協商制裁俄羅斯的主要平臺，但受到歐盟和歐陸大國抵制。

二是不急于見到新的、穩定的歐洲安全框架。約翰遜表示，即便俄羅斯停火，與俄關系正常化也是“一個錯誤”。這與法德態度有很大差別。

三是把俄烏沖突全球化和意識形態化。約翰遜說“現在是全世界要在自由和壓迫之間作出選擇的時候了”。他麾下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后來成了他的繼任者。特拉斯甫任首相，便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老調重彈，表示看到“民主與專制之間正在進行真正的斗爭”。

英國把烏克蘭的戰爭當作了“全球英國”的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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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境，系“澎湃”特約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