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小學生減負工作的不斷推進，不少地方把小學放學時間提前到了下午三點半，隨之而來的是孩子放學早與家長下班晚之間的矛盾。

2017年2月，教育部印發《關于做好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的指導意見》，要求各地充分發揮中小學校主渠道作用，普遍開展中小學生課后服務工作。這之后，安徽、重慶、寧夏等地陸續根據各自實際提出了工作要求。

2018年3月3日，教育部長陳寶生在全國兩會上就“課后三點半”問題表示，該《意見》印發一年來，“課后三點半”問題已有一定程度的緩解。目前，25個省已經下發了通知，制定了符合各省實際的政策措施。陳寶生指出，接下來，一要總結成功的經驗加以推廣，二要和有關部門協商解決“三點半”難題涉及的相關政策問題。比如學校3點半到5點托管孩子，老師的勞動時間加長了，負擔就加重了，相應成本怎么分擔，相應的勞動法規怎么調解。

據媒體報道，各地的具體措施包括，上海規定中小學課后服務要做到百分之百全覆蓋，服務的時間是下午3點半到5點，參與這項服務的老師在效益工資方面給予傾斜。北京規定下午3點到5點期間是課后服務時間，主要內容是開展課外活動，每個學生每年補助700到900元。南京探索了一種彈性離校時間，到了放學時間孩子可以彈性離校，學校做出安排進行托管。廣西探索利用社區資源來解決托管問題的路子。

筆者認為，解決“課后三點半”問題首先要明確基本原則，就是兒童利益優先，兒童成長為本，避免進入簡單考慮家庭、社會、學校、政府間責、權、利的糾葛。簡言之，在哪里對兒童成長發展最有利，就應該讓孩子到哪里去，以如何更有利于兒童更健全成長發展為根本原則，同時因時、因地、因人制宜，避免在政績沖動下盲目下發指令，搞“一刀切”。

綜合考慮當下中國兒童發展與教育的現狀和問題，筆者認為，小學生放學后，對他們最有利、他們最需要去的地方是社會，各方面要創造條件讓孩子走向社會。

眾所周知，中國學生在學業上的付出與獲得之間嚴重不對等，這一點在國際學生評估項目（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的評估結果中得到了驗證。

該項目由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統籌實施，每三年舉行一次，主要對15歲學生的閱讀、數學及科學素養進行評估，考察他們能否掌握參與社會所需要的知識與技能。2012年的PISA結果顯示，上海學生在65個國家和地區中成績第一，作業時間、課外補習時間也都排名第一，但是問題解決能力排名卻倒數第二。2015年，在中國學生學業負擔整體上沒有減輕的情況下，由北京、上海、江蘇、廣東四省市組成的中國部分地區聯合體參加該評估的總分，在72個國家和地區中跌為第10名，其中閱讀排名第27位，合作解決問題能力和對學校的歸屬感兩項分數中等偏下，相對合作能力的分值為倒數第5名。

上述基本事實說明，中國學生的社會性發展存在明顯缺陷，社會活動與合作能力過低?，F實生活中我們也能看到，“宅男”、“宅女”型的孩子越來越多。而世界發達國家和地區的教育對學生的評價早已不是僅僅看學業成績，而是僅把學業成績作為基礎，同時將社會活動作為軀干，個人特質作為塔尖。尤其是世界頂級大學，它們招生時必然考察學生的社會活動情況，希望招到什么都做、什么都能做好的孩子，更注重考察學生在社會活動中是否表現出了激情、領導力、信念、雄心、愿景、人際交往技巧，看學生是否能深入思考、敢于行動和改變世界。

在課堂和學校外選擇做什么，是一個人對信念、興趣和未來抱負的表達，而當下中國孩子普遍缺少這種表達和形成這種表達的空間。如果采取多數人比較傾向的那種延長學?？醋o時間的方式解決小學生的“課后三點半”問題，將進一步泛化學校的功能，加重師生的負擔，降低學校的效能，減少孩子們接觸社會的機會，令他們喪失對自然和社會的直接體驗，將他們原本就太少的接觸社會的時間壓縮得更少。這顯然更加不利于兒童的全面成長和發展。

有人或許要問，學校是用納稅人的錢建立起來的，為什么不能延長開放時間，來看護那些因父母尚未下班而不能接走的孩子？學校適當考慮家長的接送方便當然是應盡的責任，但不能因此而淡化學校教育的本質、目標而成為一種制度性安排，就如同教師要準時上下課，不能遲到和拖堂那樣，不準時放學也是違反教學規律的。

問題的關鍵還在于，現在的孩子每天在校時間都超過8小時，以任何一種方式建設學校都不可能將其功能建設得超過社會的多樣性，具有社會那樣的真切性，能夠發揮社會對孩子成長發展所能發揮的教育功能。過長時間把孩子置于封閉的學校，容易令他們的生活內容過于單一，缺少對社會生活的體驗，加上在學校的活動內容有限，將造成他們的性格缺陷，令他們此后的成長發展受到局限。不論對家長還是孩子來講，這都是得眼前小利而損失長遠發展可能性的選擇，可謂得不償失。

一些人擔心，將孩子放到社會上自主活動對他們來講是不安全的，認為孩子只能在學校和家庭兩點一線的空間里生活，要么在學校，要么在家庭，父母沒有時間看管的時候就應該交給學校。這是一種觀念誤區。及早讓孩子進入社會，能在他們成長的關鍵和敏感時期有效發展他們的社會性和各種社會能力，而假如老是將孩子放在成年人的手心，這些能力就不能得到有效發展，以后也難以充分發展起來。事實上，現實中不難看到大量已經成年但社會能力極為低幼的人群。

小學低年級學生參與社會活動時，確實需要成人在一旁做好安全保護，但保護也不能過度，乃至于成為束縛。事實上，三年級以后的孩子，就應該放手讓他們自主行動，要給他們更多的信任、時間、空間；時刻加以限制，容易造成他們的自主性被嚴重束縛和傷害，養成當下已經很普遍的被動型人格。

筆者本人曾在10歲時獨自一人走了40多華里山路，探望一位想見的朋友。當時父母堅決反對，筆者還是冒著酷烈陽光出發了，被探望的人見到筆者時十分意外，隨后和筆者一起到附近山澗釣魚，釣得的魚被我們一起煮著吃了，其美味筆者至今記憶猶新。這次堅決的自主行動讓筆者獲得了更大的自信、更多的友誼，還學會了辨別山路，學會了在岔路口等候，向路過的人問路。這些都是在學校里幾乎不可能在一兩天內學到的。

讓學生放學后走向社會當然需要條件。第一只攔路虎就是現有只看考試分數的教育評價體系，這樣的評價體系不改，學生離校后，家長還會把孩子送到這樣那樣的培訓班。同時，還需要增加社會各方面對中小學生參與社會活動的接受度，以各自適合的方式接納學生參與相關活動。這是一項整體的社會建構。

在建立專業教育評價和增加社會對兒童參加社會活動接受度的基礎上，讓三點半后成為學生自主參與社會活動的時段，利用這一時段有針對性地解決中國孩子社會性發展不足和社會活動能力發展嚴重滯后的問題，才是上好的選項。政府、家庭、社會、學校需要形成共識，共同創造條件，確保孩子能安全順利地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玩自己喜歡玩的游戲，參加自己喜歡的運動，探索自己有興趣的問題，學習自己想學的內容，充分利用這段時間發現自己，發展自己，最終成就最好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