復辟君主查理二世是如何絕地逃生的

仇振武（南京大學世界史系）

2018-05-28 10:02

來源：澎湃新聞

1660年5月，在兩萬士兵的保護下，流亡國外的查理二世終于重返了闊別已久的英國，一時間轟動不已。倫敦市民喝酒慶祝，競相觀看，教堂里響起隆隆的鐘聲，歡迎國王的歸來。這一天，剛好是查理二世30歲的生日。若聯(lián)想到11年前，他們才處死了查理二世的父親查理一世，這真是莫大的諷刺。而查理一世登基后，也把自己統(tǒng)治時期提前到11年前，也就是從1649年開始算起，仿佛這個國家的動亂期從此便可一筆勾銷。

查理二世加冕圖（來源：The British Meseum）

童年的凄慘生活使得重登王位的查理二世懂得及時行樂，人們稱他為“歡樂王”或“快活王”。王政復辟期間，共和國時期被清教徒克倫威爾封殺的娛樂場所又重新開業(yè)，戲院、妓院、酒館和賽馬場恢復了往日的喧囂，皇家劇院在倫敦德魯里巷落成，人們歡天喜地地慶祝各種節(jié)日，處處歌舞升平，熱情洋溢。查理二世還熱衷于尋花問柳，像女演員內爾·格溫（NellGwynne）以及露西·沃爾特（LucyWalter）等都是國王的情婦，私生子則更多。在輾轉流亡多年之后還能回到英國當上國王，享受一把幸福時光，查理二世這輩子可以說相當滿足了。

查理王子出生于1630年，正是歐洲三十年戰(zhàn)爭烽煙四起的時代。但生在英國皇宮的查理王子不僅度過了美妙愜意的童年時光，也接受了良好的教育。然而，這一切都只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兆。由查理王子的父親，查理一世的專權任性點燃了長期議會的憤怒，激化了王室與議會的矛盾。1642年1月4日，查理一世魯莽地率領親兵衛(wèi)隊闖入下院，以“叛國”的罪名逮捕激進的反對派議員，這反而加強了國內的反對勢力。8月22日，查理一世在諾丁漢的巖石山上升起王黨旗幟，正式向議會反對派宣戰(zhàn)，英國內戰(zhàn)爆發(fā)，年僅12歲的查理王子不得不隨父參軍。而在兩次內戰(zhàn)結束后，王軍不敵議會軍，查理一世被逮捕。議會隨后為他量身定做了一個審判法庭，并以叛國罪將其斬首。查理一世因此成為英國歷史上第一個，也是唯一一個被處死的國王，查理王子也被迫流亡國外。他的童年草草地結束了。

1650年，及冠之年的查理王子抵達愛丁堡，并于次年正式加冕為“查理二世”。1651年9月，查理二世發(fā)動入侵英格蘭的王位爭奪戰(zhàn)，卻寡不敵眾，在伍斯特戰(zhàn)役中被克倫威爾的“新模范軍”所擊敗，只得再次出逃。對查理二世來說，伍斯特戰(zhàn)役的失敗似乎擊潰了他最后的夢想。10月，查理二世抵達法國，但法國和荷蘭都明確表示拒絕接納，他又被迫輾轉歐洲大陸各國，長達九年。在這九年中，查理二世飽經(jīng)憂患，履盡風霜，據(jù)說曾因為沒錢住店而睡在樹上。這是屬于查理二世的“黑暗歲月”。

所謂“屋漏偏逢連夜雨”，查理二世淪落天涯不說，更是連性命都岌岌可危。首先，國王體貌特征非常突出，將近一米九的個頭和黝黑的皮膚使得他在人群中相當扎眼。其次，克倫威爾出重金懸賞國王首級，成功者可以領取1000法郎的報酬，而當時一個普通手工藝人的年收入不過只有25法郎。最后，任何包庇與幫助查理二世流亡的人都會被處以叛國罪，因此風險很大。那么，在克倫威爾的天羅地網(wǎng)之下，查理二世究竟是如何絕地逃生的呢？在新近出版的《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To Catch a King: Charles II’s Great Escape）一書中，當代英國皇室暢銷書作家查爾斯·斯賓塞（Charles Spencer）就對相關的歷史和傳說做出了很好的闡釋。與普通的歷史書不同，他沒有著眼于查理二世的足智多謀和圓滑老到，而是以查理二世身邊的隨行人員作為主角，努力刻畫這些“小人物”的性格與情感，描繪了他們是如何在斯圖亞特政權風雨飄搖之時，仍舊衷心耿耿保衛(wèi)國王，最終幫助國王贏回王位的。

查爾斯·斯賓塞：《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

作者查爾斯·斯賓塞，來頭不小。他是已故戴安娜王妃的弟弟，也是當代威廉王子舅舅，因而對于英國皇室的歷史實數(shù)家珍，信手拈來。他的上一本書——《弒君者：那些膽敢處決查理一世的人》（Killers of the King: The Men Who Dared to Execute Charles I）寫的就是那些在法庭上判處查理一世死刑的律師、法官以及行政人員。當時，在查理二世的報復下，他們有的多加辯解，企圖洗罪；有的遮遮掩掩、東躲西藏；還有的臨危不懼，靜待審判……這些，無疑都是“小人物”的歷史。

《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也同樣如此。從1651年在伍斯特戰(zhàn)役敗給克倫威爾之后，查理二世就正式開啟了他的流亡之旅。從伍斯特到博斯科貝爾、本特利以及特倫特，最后終于逃到歐洲大陸……國王時刻要提防克倫威爾的騎兵隊以及那些試圖抓獲國王贏得懸賞的人。這一過程艱難險阻，雖然只有短短六個星期，卻仿佛歷經(jīng)九九八十一難。而國王卻能成功逃脫，可以說全靠許多貴族、侍從、牧師以及信奉天主教的鄉(xiāng)野村夫的竭力相助。

查理二世逃出英國的線路圖。其中1代表伍斯特；9代表博斯科貝爾；12代表本特利；20代表布里斯托爾（國王本想從這里出海，結果失敗）；24代表特倫特；44代表肖勒姆。（來源：wikipedia）

查理二世最為信任和依賴，也是查理二世最為有力的保護人的是威爾默特勛爵（Lord Wilmot）。他本是查理一世放蕩成性的妻子亨利埃塔王后的隨從，在伍斯特戰(zhàn)役之后隨國王逃往法國。他個性鮮明，桀驁不馴，甚至拒絕對自己的身份進行任何偽裝，因此極易暴露國王的行蹤。然而他也是國王最為忠誠、最為勇敢的親信，時刻保衛(wèi)著國王的安危。當查理二世成功逃出英格蘭，打算逃往位于歐洲大陸的法蘭西時，卻由于克倫威爾治下英吉利共和國與法國簽訂了《巴黎條約》，規(guī)定法國不得接納查理二世，因此流離失所。但在威爾默特公爵的斡旋下，查理二世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簽訂了《布魯塞爾條約》，以同意舉兵支持西班牙抗擊法國的承諾，最終換取了西班牙的支持，為查理二世及其皇室成員找到了棲身之地。

當然，查理二世出逃更驚險的部分還在英格蘭，并且都是依賴平民百姓的幫助，例如潘德拉家族（the Penderel Family）。潘德拉并非豪門望族或達官顯貴，不過只是一個農(nóng)民家庭，所謂的家族也就是指家中五兄弟，但他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因此在查理二世流亡期間，他們冒著東窗事發(fā)的危險，齊心協(xié)力保護查理二世。為了掩人耳目，潘德拉將查理二世打扮成一位名叫“威廉·瓊斯”的樵夫，給他剪了一個丑陋的發(fā)型，還把自己的破舊衣裳套在國王的身上，直到將國王安全送走。當國王逃到博斯科貝爾樹林之后，潘德拉的長兄、看門人威廉又帶著國王，藏在了一棵高大葳蕤的橡樹之上，自己則誘使克倫威爾的巡邏隊遠離國王。這段傳奇的經(jīng)歷使得英國許多酒吧都命名為“皇家橡樹”（Royal Oak）。協(xié)助潘德拉一家的還有一位天主教牧師約翰·赫德爾斯頓（John Huddleston），他不僅幫國王清洗和包扎受傷的雙腳，在一次遭遇騎兵搜捕而千鈞一發(fā)之時，他還把國王藏在教堂中專為保護被迫害的天主教徒所設的密室中，使得國王幸免于難。最終，查理二世在潘德拉兄弟和約翰·赫德爾斯頓的的幫助下，成功逃脫了議會軍的追捕，遠離了克倫威爾的魔爪。

藏在樹上的查理二世，（來源：The British Museum）

幫助查理二世逃亡的還有一名勇敢的女子，她的名字叫簡·萊恩（Jane Lane），是王軍軍官約翰·萊恩的妹妹。17世紀有名的英國作家約翰·伊夫林（John Evelyn）稱她為一個“敏銳而智慧”的女性，盡管“長的真不怎么樣”。從流傳的畫像來看在，簡·萊恩的確其貌不揚，但她卻勇敢地承擔起保護查理二世的重任。原來，根據(jù)當時克倫威爾的規(guī)定，天主教徒若要離家5公里之外，必須取得郡縣長官的批準文書，否則將被視為非法——查理二世顯然是不折不扣的天主教徒。而恰好此時簡·萊恩獲得批準，被允許離家拜訪一位遠親，還可攜帶一名仆人。因此，在眾人的協(xié)商之下，決定由查理二世扮演簡·萊恩的仆人，二人一同騎馬，最終蒙混過關。查理二世因而再逃一劫。

上圖右側為簡·萊恩與查理二世，身后人物不詳，左側遠處人物為威爾默特。（來源：The British Mesuem）

總而言之，查理二世德逃亡之旅可謂險象環(huán)生，許多時候差之毫厘，全靠僥幸脫逃。也正因此，有關查理二世絕地逃亡的故事和傳說縷縷不絕，為人津津樂道。

1658年，克倫威爾去世，由其子理查·克倫威爾繼位為護國公。如果說克倫威爾在位時，軍隊還能團結在他的周圍；當他死后，樹倒猢猻散，各派之間陷入互相爭斗之中。蘇格蘭駐軍司令蒙克深感無力統(tǒng)治，最終決定邀請流亡在外的查理二世回國。在此時英國人的心目中，國王的存在仍然是必不可少的，雖然國王的一個身體被消滅了，但國王的另一個“身體”——王位、加冕禮以及葬禮等一系列儀式還在國家和國民的記憶中盤旋存續(xù)。克倫威爾的獨裁統(tǒng)治和他去世后造成的混亂局面，使人們不禁懷疑處死查理一世的合理性，并再次萌生出“國不可一日無君”的想法，這就使得查理二世因此得以重返英國。

在十多年的流離失所之后，查理二世終于返回英國加冕為王，斯圖亞特王朝宣告復辟。查理二世陟罰臧否，涇渭分明。盡管他說要“盡量少流血，少給臣民帶來危害”，但他依舊對“弒君者”元兇大肆報復。當年在查理一世死刑判決書上簽字的一共有57人，其中三分之一離開人世，三分之一逃往國外，剩下的11人則被處死，例如約翰·庫克（John Cooke）就被查理二世五馬分尸后棄市。而死去的人也難逃厄運。議會軍將領亨利·艾爾頓（Henry Ireton）與特別法庭庭長約翰·布雷德肖（John Brodshaw）就被掘棺鞭尸，以示泄憤。克倫威爾則更慘。盡管他早已被防腐下葬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但在查理二世的命令下，士兵們又把他的尸體從士兵從陵墓里挖了出來，放在囚籠里，拖著走遍倫敦的大街小巷，隨后又將他的尸體吊在泰伯恩刑場的絞刑架上，梟首示眾。他的頭顱被當作展覽品，作為一種公開的政治景觀警戒國民，隨后又流落到私人手中，成為人們茶余飯后的玩物和談資，直到20世紀才得以安葬。

一副克倫威爾的諷刺畫。左上角是克倫威爾尸體被懸掛在刑場上的場景，右上角是克倫威爾的頭顱被矛尖插在威斯敏斯特宮上方的場景。這兩個場景展現(xiàn)了中世紀乃至近代英國對待叛徒的慣用手法。（來源：The British Mesuem）

與此同時，查理二世知恩圖報，對于那些曾經(jīng)在流亡時期幫助過他的人，他也給與了相當程度的賞賜。查理二世復辟之后，曾協(xié)助國王逃脫的潘德拉家族被國王賜予200法郎的獎賞，他們的后代也獲得了每年100法郎的養(yǎng)老金。約翰·赫德爾斯頓同樣加官進爵。他被國王任命為第二任妻子凱瑟琳王后的專職牧師，每年領取一百法郎的俸祿。平民女子簡·萊恩也被查理二世奉為上賓，并且獲得了查理二世賜予的1000法郎賞金以及議會贈與的1000法郎的珠寶費。可以說，對這些“小人物”而言，付出和回報是相當成正比的。這些人的無私、忠誠和勇敢，為他們贏得了下半輩子的榮華富貴。

十多年的漂泊造就了查理二世圓滑老到的性格，他對自己的宗教信仰秘而不宣，以免造成群情激憤。但他的親弟弟，約克公爵卻在議會《宣誓法》的壓力下公開了天主教徒的身份，并因此誘發(fā)了一場震驚國民的“天主教陰謀”。在議會看來，恢復天主教無異于恢復專制統(tǒng)治。借由“天主教陰謀案”，以沙夫茨伯里伯爵為首的一派著手進行反抗，接連提出《排斥法案》，意圖把約克公爵“排斥”出國王的繼承人之列。這些請愿的議員與反對《排斥法案》的丹比派議員分別組成了兩個對立的陣營，以至于形成了英國近代的兩大政黨——輝格黨和托利黨。1685年，一心推動英國恢復天主教的約克公爵繼承王位，亦即赫赫有名的詹姆斯二世。但事實證明，不論是天主教還是君主專制，在英國已經(jīng)成為明日黃花。就在三年后，“光榮革命”爆發(fā)，詹姆斯二世被推下王位，英國從此建立了“君主立憲制”，再次確證了英國人光榮的自由傳統(tǒng)。

《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一書，一定程度上擯棄宏大的敘事風格，為我們還原了查理二世從流亡到復辟的艱難歷程，令人唏噓感慨的同時，竟然也使人油然而生一種對那些幫助查理二世登上王位的“小人物”的敬佩之情。雷蒙·阿隆在《歷史講演錄》中，曾區(qū)分了兩種不同的歷史，一種是“大人物”的歷史，另一種是“小人物”的歷史，后者有如司湯達的滑鐵盧戰(zhàn)役和左拉的第二帝國的崩潰等。不過他也認為，這種宏觀事件和微觀事件本質上沒有區(qū)別，而僅僅是詮釋方式的差異，只不過“小人物”的歷史往往被歷史學家所忽視。在《搜捕國王：查理二世的絕地逃生》一書中，作者查爾斯·斯賓塞借用17世紀英國作家塞繆爾·佩皮斯以及約翰·伊夫林等人的日記作為一手資料，通過對查理一世流亡之路中許多傳奇故事的敘述，以及對各個“小人物”素材的編排，刻畫出他們高尚品質和精神氣質，還原了許多千鈞一發(fā)和驚心動魄的場面。然而，這本書詳略安排亦有不當之處,其對于伍斯特戰(zhàn)役以及皇室成員描述過細，對于查理二世之死卻著墨較少。并且，這也并不是第一本描寫查理二世大逃亡的書，已故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歐拉德（Richard Ollard）所撰寫的《查理二世的逃亡》（The Escape of Charles II）一書，早已獨辟蹊徑，十分精彩地描述了“決定命運的六個星期”，并從中揭露出處于內戰(zhàn)和光榮革命之間的英國王權的起伏變遷——這本書在英國顯然評價更高。

從內戰(zhàn)到光榮革命這段時間內，英國發(fā)生了許多重要的變化，其中之一就是宗教。中世紀盛行的天主教在此時對民眾已然失去了吸引力，反天主教成為凝聚英國人的自我認同和愛國主義的紐帶和符號。查理二世在位期間，英國1665年大瘟疫和1666年大火，都被廣大民眾視為天主教徒的陰謀。因此，查理二世一直小心翼翼地維護著自己與臣民的關系，希望得到多數(shù)人民的喜愛。當他與議會矛盾激化之時，也常常以“我不喜歡再來一次出國旅行”自我嘲諷，以此化解危機。可以說，克倫威爾卡里斯瑪式的集權只能維系其個人的統(tǒng)治，英國皇室作為一種國家制度和歷史記憶仍然有著旺盛的生命力，加之人們對查理一世之死有所愧疚，就更希望查理二世來治國理政。顯然在查理二世逃亡之時，王權仍有大票的支持者，并且這些小人物真可謂“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便是面臨著懸賞的誘惑和叛國的威脅，他們也都聚力同心，最終將查理二世推上了國王的寶座。饒是如此，在民族國家興起的過程中，君主也不能違背民族的意志和歷史的潮流。到詹姆斯二世上臺之后，國家內部宗教問題愈發(fā)嚴重，國王和人民的矛盾尖銳對立，社會發(fā)展到不可調和的階段，政權的更迭也便在情理之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