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稅改法案《減稅與就業法》已于2017年末正式生效，法案的重點側重于簡化稅收程序、降低個人所得稅和公司稅、跨國公司屬地征稅等。綜合來看，這一次稅改的減稅力度較大，根據美國財政部對歷年稅改法案減稅力度的估計，這一次稅改的減稅力度大于2001年小布什稅改力度，也大于里根執政期間1986年第二次稅改力度，但是小于里根執政期間1981年的第一次稅改力度。

稅改法案的通過以及近期公布2019財年4.4萬億美元預算計劃都顯示，美國的財政政策將更加趨于擴張。與此同時，特朗普政府對外貿易戰已經打響，北京時間3月23日凌晨，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將對中國價值高達600億美元的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

與之密切相關的問題是，該如何理解特朗普稅改與美國國際收支以及外匯市場的關系？這是討論特朗普稅改經濟影響不可回避的一環。

目前，關于特朗普稅改的討論已經開始涉及稅改和貿易之間的關聯，例如瑞士信貸的研究表明，美國稅改將進一步惡化美國對外貿易及經常賬戶赤字，美國外交關系協會也認為減稅意味著財政刺激政策和更高的財政赤字，這將使得特朗普無法實現其貿易目標。這一問題也延伸至中美貿易關系的討論，如果減稅意味著更高的經常賬戶赤字，那么特朗普確實有可能會采取更加嚴苛的貿易保護主義姿態以對沖這種影響，那將對目前已陷入陰影中美貿易關系產生更加負面的影響。

但是，這種“雙赤字”(Twin Deficit)——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真的會發生嗎？事實上，大量的研究表明，無論是在理論還是經驗上，這種雙赤字觀點是存在爭議的。

理論上，減稅帶來的財政赤字上升將同時帶來經常賬戶赤字上升的結論，直觀的源于經常賬戶的定義式。在開放經濟條件下，經常帳戶余額是經濟體總體儲蓄減投資（不考慮誤差與遺漏），即凈儲蓄。按照部門劃分，經常賬戶余額可以被進一步分解為居民部門、企業部門和政府部門凈儲蓄之和，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政府的凈儲蓄和經常賬戶余額應當同向變動。

這一基本邏輯也被用于特朗普稅改對經常賬戶余額的影響之中。但需要注意，由于是恒等式關系，財政赤字與經常賬戶赤字同等變化的情形，暗含的假設之一是其他部門的情況不發生變化。但是，在財政赤字沖擊下，其他部門卻往往會出現相應的應對。

一方面，著名的李嘉圖等價就指出，在政策財政赤字擴張的時候，家庭和企業部門往往會增加儲蓄，以應對未來將要償還得債務。另一方面，私人投資在面臨政府財政赤字沖擊出現短期下降，這主要是通過實際利率上升的渠道實現的，反映出政府支出的“擠出效應”。私人部門儲蓄改善和私人部門投資惡化共同作用，使得私人部門的凈儲蓄的上升會抵消甚至超過超過了政府部門凈儲蓄的下降，這使得在凈效應上，經常賬戶余額出現改善。從恒等式來看，經常賬戶的主要構成在面臨政府財政赤字沖擊時發生了如下變化：

這種悖論，與傳統理論的“雙赤字”相對應，在美國國際經濟的研究中又被稱為“雙分叉”（Twin Divergence）。事實上，在美國數據中觀察到“雙分叉”的情況是更為普遍的。里根第一次稅改于1981年推出，其經濟背景是滯脹，但美國經濟從1983年起開始好轉，因此，稅改過后僅兩年，政府儲蓄隨著經濟情況的好轉在1983年起開始改善，而經常賬戶則由于經濟走出衰退之后的投資繁榮在1982年之后持續惡化。第二個時間段是1992-2000年間，新經濟發展帶來了產出正向沖擊，這一時期，政府財政狀況出現顯著好轉，財政由赤字轉向盈余，而經常帳戶余額則進一步惡化。

由此不難看出“雙分叉”的第二個原因，政府的財政和經常賬戶的變動可能同時受到產出沖擊的影響。經濟衰退造成產出下降將導致政府財政惡化，經濟繁榮造成產出上升將導致政府財政收支好轉。而產出下降如果帶來投資的放慢超過了國民儲蓄的放慢，則會使得經常賬戶出現好轉，產出的上升如果促進了投資繁榮，其增速超過國民儲蓄，則經常賬戶將會惡化。無論是在正向還是反向的產出沖擊下，政府財政和經常賬戶都將呈現反方向的變動。

“末日博士”魯比尼及其合作者在國際經濟學雜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上曾有一篇著名的研究，專門就此問題僅系國內探討。他們發現，“雙分叉”得產生正是基于上述兩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財政政策與經常賬戶往往是產出沖擊的結果，在面臨產出正向產出沖擊時，政府預算余額將出現持續多年的改善，財政余額呈現順周期特征。但是，此時的經濟擴張往往帶來進口需求的增加，這又會造成經常賬戶赤字。

但是另一方面，當他們的研究專門控制住產出擴張的影響，發現結論依舊沒有變化：即使剔除了產出沖擊的影響，財政赤字規模的上升同樣導致了經常賬戶余額的好轉，這將進一步導致“雙分叉”，而非出現“雙赤字”情形。這意味著，擴張性財政政策對經常賬戶中私人部門的儲蓄和/或投資行為產生影響，這支持了上面提到的情況。

那么，在目前情況來看，究竟美國本輪減稅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呢？需要指出的是，美國本次加稅的時機是經濟快速復蘇階段，而非傳統“相機抉擇”理論所強調的衰退時期。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就業接近充分就業水平，有效需求并非是不足的，進一步的財政刺激并不會帶來有效需求的過份膨脹，而極有可能是替代私人部門的需求，造成企業和家庭部門的儲蓄增加。另一方面，美國目前處在貨幣政策相對寬松的環境下，隨著美聯儲加息的概率不斷提高，私人投資的增速可能會被進一步下降。因此，美國的減稅很可能會進一步造成經常賬戶盈余的擴大以及美元的貶值。“雙分叉”極有可能會在2018年及之后再次上演。

參考文獻：Soyoung Kim, Nouriel Roubini, Twin deficit or twin divergence? Fiscal policy, current account, and real exchange rate in the U.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74 (2008) 362–3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