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9日的“澎湃新聞·私家歷史”欄目刊登了北京大學唐曉峰教授所著的《南方為何多方言》一文，筆者讀后，心里有幾分疑惑。作為一個平素對方言頗感興趣的非專業研究者，對其中的一些觀點并不能茍同。《南方為何多方言》一文選自《給孩子的歷史地理》中《鄉音難改》一節，出于嚴謹起見，筆者購來此書，細讀之后頗有啟發，但有幾點仍欲與作者商榷，并請教于方家。

“國語”之爭

首先，《鄉音》一文提到，“據說民國初期，很多議員來自廣東，提出用廣東話來做官方的標準口音”云云。此說在網上流傳頗廣，有人就據此演繹出“廣東話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實際上，“____話差一票成國語”幾乎是網上隨處可見的選擇題了，空白處的地名，絕不限于廣東一地。

但這些終究只是“據說”而已，拿不出什么證據（因為本來就沒有）。

實際情況究竟是怎么樣的呢？追根溯源的話，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學部中央教育會議開會通過了“統一國語辦法案”。這標志著在官方層面，“國語”正式取代此前廣泛使用的“官話”一詞成為漢民族共同語的代稱（清代原來的“國語”指“清語”即滿語）。這個會議決定，“各方發音至歧，宜以京音為準”，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為標準音，沒廣東話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當然這句話后面也有個尾巴，所謂“京語四聲中之入聲，未能明確，亟應訂正”。這里就要解釋一下，所謂“四聲”即“平上去入”，有個很好記的例子，即“天（平聲）子（上聲）圣（去聲）哲（入聲）”。隨著語音的演變，清代北京話里已經沒有入聲，口語里派入平上去三聲，這就是“未能明確”的來歷。

這個“統一國語辦法案”通過才大半年，宣統就退位了。“統一國語”的任務自然只能留給后來的中華民國來完成。民國新建，蔡元培被委任為南京臨時政府教育部總長。臨時政府北遷以后，1912年7月蔡元培組織臨時教育會議，討論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據此由專門教育司籌設“國語統一進行辦法”，特開設“讀音統一會”。

這個“讀音統一會”是歷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決定“國音”。諸多“差一票成國語”的段子大抵從此衍生而來。但實際情況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讀音統一會開會，是日到會者共44人。照議事規則用記名投票法選舉吳稚暉為議長（29票），王照為副議長（5票）。初步考慮審定國音辦法是：先依清代李光地的《音韻闡微》各韻（合平上去，入聲另列）的同音字，商定其應讀之音，而用會中預備之“記音符號”注于其上。

“讀音統一會”有沒有爭議？有的（但跟廣東話沒有關系）。最大的爭議是吳稚暉希望保留傳統韻書里的13濁音聲母，照他半開玩笑的話說，是“濁音字母雄壯，為中國之元氣。德文濁音字多，故德國強盛；吾國不強，因官話不用濁音之故。”由于吳稚暉是無錫人，無錫話（和其他吳語）正好保留了濁音，所以日后王照就說他是“陰懷以蘇（吳）音為國音之主義”。從吳稚暉后來在“國語運動”中的表現看，王照的指責頗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結果，在“讀音統一會”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鬧個不休”，但是“總沒有一個滿意的混合，以后鬧得時候太久了，就勉強求一個結果……用多數表決法（每省代表一票），審定了幾千個字音”。這就是后來在1921年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校改國音字典》，也就是所謂“老國音”。它實際上是個以北京音為主并雜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聲）的混合音系，畢竟連吳稚暉都是承認“北京音”在形成“國音”中占有特別地位（國音“什九以上”與京音暗合）。

“投票定國音”的經過就是如此，各種版本的“差一票”段子都是子虛烏有的事情，除了滿足當地的口音優越感之外，與實際歷史實在相差太遠了。

誰是古音

第二個問題，其實與上面有一些關聯。大凡謂之“差一票成國語”的地方，往往另有一種迷之自信，即“中原古音在我處”。譬如《鄉音》文中里也提到：“（客家人）他們的講話與周圍人不一樣，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

這個觀點實在是大可推敲的。“古音”本身就是一個含糊的概念。譬如唐代晚期的胡曾就寫過一首《戲妻族語不正》，“呼十卻為石，喚針將作真。忽然云雨至，總道是天因”，這種“語不正”的唐代方言，究竟算不算“古音”呢？同樣是唐代的李涪甚至批評過《切韻》“舅甥之舅則在上聲，故舊之舊則在去聲”。照這個說法，就連《切韻》這本隋唐時期科舉考試的官方韻書也算不上“中原古音”了，著實也是滑稽。

就今天的客家人/話而言，其分布很廣泛，但以粵東閩西為集中，粵東的梅州話通常被視為客家話的代表。稍微觀察一下地圖就可以知道，客家話分布地帶的西面是粵方言區，東面是閩南方言區。故而閩贛粵邊山區被人們習慣稱為“客家大本營”。考察史籍，客家人到來之前，“凡膏腴之地，先為土著所占據，故客家所居地多貧瘠”，換句話說，客家人“遲到”了，所以他們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別人不要、或沒有征服的貧瘠的丘陵和山地。在封建時代的旁系漢族的眼里，這些“客家人”根本連漢人都算不上，以致在書寫時，為“客”加上一個“犭”的旁邊。

這當然是一種侮辱性的做法。但話也說回來，今天的客家話與閩、粵方言完全無法通話，何以見得后面這些土著說的方言就不是“中原古音”呢？福建人的家譜，難道不是與客家人一樣都自稱來自中原么——如今十部福建的族譜，倒有九部說自己祖上來自河南光州固始，仿佛晚唐王審知入閩之前，這里是無人區一樣。說粵語的廣府人不是也有一個“珠璣巷（系古代五嶺南北梅關古道的必經之地）”情結么，如據民國《新會鄉土志》稱：“綜查各譜，其始遷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璣巷遷至者約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當然，清人鄭昌時比較廣東方言時確實說過，“潮一音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則說客話，而目潮音為白話……而客音去正音為近”。不幸的是，這里說的“正音”，不是“中原古音”而是當時的“北方官話”的意思……考慮到鄭昌時本人就是潮州人，他的這番話算得上是對客家話的明粉實黑了。

實際上，韻書里的“中原古音”不僅在客家話里有，在粵方言、閩方言，甚至吳方言與北方話里都不同程度有所保留。譬如，傳統韻書里的36聲母，到了閩、粵、客方言里都要打個對折，反而是吳方言保留最好（上海話有28個聲母）；入聲的輔音韻尾（-p/-t/-k）在閩南話、客家話和粵方言里比較完好；普通話的“你”和“他”也同樣保留了中古念法，按照語音規律演變的話兩個字就應該讀成“爾”與“佗”了。反過來，古代韻書里不同音的“狗”、“九”、“酒”、“走”，在普通話里變成“九酒”同音，廣州話里卻是“狗九”、“酒走”兩兩同音，以此觀之，不過半斤八兩，爭辯誰是中原古音，實無意義——各方言都有保留，也都有與韻書不合之處。所爭論者，無非是以己之長擊彼之短，類似“田忌賽馬”而已。

權威的來源

毋庸置疑，方言分歧，自古亦然。《禮記》就有記載：“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唐代的陸德明在《經典釋文》里也說“方言差別，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為巨異”。就全國而言，為了各地口頭交流的需要，從上古時代起，漢語就有著共同語的存在，《論語·述而》篇載：“詩書執禮，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齊魯音。”所謂“雅言”其實指的就是在周代比較通行的民族共同語，而“齊魯音”指的就是齊魯一帶的地方方言。

至于在一個小區域內，有些土語則會成為區域共同語。廣州話之于粵語，梅州話之于客家話皆是如此。《鄉音》一文里同樣提到“隨著都市行政區劃歸屬的變化，時髦的權威土語也會變化……明朝的時候，上海只是一個小城鎮，其行政中心在嘉興，嘉興話在上海是最時髦的、最體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歸蘇州管，于是蘇州話變成最體面的”。

但這段話偏偏是錯的。明清兩代，上海縣都隸屬松江府，何來先歸嘉興管，后歸蘇州管之說？這個低級錯誤實在是應該避免的。

話說回來，《鄉音》里的這段話倒不是沒有出處。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記載:“府城視上海為輕，視嘉興為重。”到了清代的《松江府志》里，這個說法已經變成，“府城視上海為輕，視蘇州為重”。既然明清之際上海的行政區劃沒有發生變化，這樣的變化是怎么發生的呢？

原因可能是文化而非行政區劃上的。從明代中后期開始，蘇州成為江南地區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全國貨物集散、轉運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萬歷年間的浙江臨海人王士性評論道，“蘇人善操海內上下進退之權，蘇人以為雅者，則四方隨而雅之，俗者，則隨而俗之”。當時蘇州的文化影響遠遠溢出了行政區劃邊界之外。在嘉興，康熙時當地人馬壽榖詩謂：“女郎十五學梳頭，長髻新興掩鏡羞。古板阿婆如動問，低低答應是蘇州。”浙江山陰（紹興）人張岱更是抱怨，“吾浙人極無主見，蘇人所尚，極力摹仿。如一巾幘，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蘇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蘇人巾又變低，袖又變小矣。故蘇人常笑吾浙人為‘趕不著’……”這與近代上海民謠之謂“剛剛學來七分像，上海又換新花樣”確有異曲同工之妙。

語言隨著文化而傳播。到清初，各地梨園演出，人稱“無論在南在北，在西在東，亦無論劇中之人生于何地，長于何方，凡系花面腳色，即作吳（蘇州）音”。根據鄧云鄉先生在《紅樓風俗名物譚》里的說法，甚至清代的北京人，也是“衣著講南式，園林效蘇杭，一說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聽懂南方話，也覺十分得意”。帝都如此，于蘇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地區自不待言，嘉靖年間，原籍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區）的士人何良俊一方面堅持“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與蘇州并稱，雖富繁亦不減于蘇”，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認“今則蕭索之甚，較之蘇州，蓋十不逮一矣”——兩者顯露的矛盾心態可能正是發生在松江府方音從“視嘉興為重”到“視蘇州為重”的轉折時期。

即使在上海已然開埠多年，經濟地位早已越過蘇州的清代晚期，姑蘇文化的余韻仍舊彌漫在十里洋場之上。清末朱文炳描寫上海風情時就說，“各處方言本自由，為何強學假蘇州。”甚至按照晚清《海陬冶游錄》的記載，娼妓“以蘇常者為佳，土著次之，維（淮）揚江北，又其次也”。在近代上海的高檔青樓，即使其他籍貫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價，也必須學一口蘇州話，否則就不能在風塵業界立足。近代滬上“老中醫”陳存仁在《銀元時代生活史》里，就回憶自己曾經遇到一個廣東妓女名曰肖紅，“但能說一口軟而且糯的蘇州話”。滑稽的是1949年之后陳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見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紅早已“嫁得一個大商人，歸宿很好”，至于昔日在青樓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認”，甚至“開口都操廣東語，蘇州話只當不懂”，這當然也是不難理解的。

總的來說，《鄉音》不失為一篇佳作，但于細節之處，作者若能精益求精，恐怕更好，畢竟這是“給孩子的歷史地理”，若失于誤導，豈非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