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如今的中國人來說，民國戰亂年代只存在了八年的西南聯大（1937-1945）已成為一個逝去的傳奇，甚至隨著這種距離感的拉大而被神話化了——它不僅僅意味著在戰爭、危難的歲月里最優秀的中國學子們的熱血青春，還因其看起來已成絕響的學術風范與極高水準。真實的歷史當然要比這復雜得多，1940-1946年間西南聯大總務長鄭天挺先生的戰時日記，便以歷史學家的嚴謹細致，讓我們看到了在那個轉折年代人物的特定風貌。

一代學風

西南聯大的師生，在當時可說是學界精英中的精英。1937年抗戰爆發前夕，全國大專院校總計108所，教員7560人，大學生41992人，歷年大學畢業生恐怕不足此數的十倍——也就是說，當時能讀大學，在四萬萬中國人中就已是極少數，而中國當時最頂尖的北大、清華、南開三校合并組成的西南聯大師生，則更是萬里挑一的人選。就教師而言，1946年《聯大八年》統計，其179名教授中留學生占86%（留美占55%），5位院長、26位系主任除中文系外都曾留洋；就學生而言，無論智商、學力還是家境都是常人所難企及的。正因此，竺可楨在《大學生與抗戰建國》一文中才說：“第一次大戰時，英美各國都送大量的大學生上前線是一個失策，到了戰后才深深感覺到”，抗戰時西南聯大有834名學生參軍，但頗受優遇，僅5人戰死。蔣百里當時甚至提議讓大學生免于服兵役，以示優待。

西南聯大 資料圖

盡管如此，從鄭天挺的日記來看，當時西南聯大的學生的治學功底卻頗為可慮。1939年他就察覺到輔修近代史研究的幾位學生“于此課似無大興趣”，在研究生口試中雖然各位導師“所問大都專門較深之說”，但“能悉答者無一人”。1940年出明清史試卷，學生答題錯訛叢出，能得高分者寥寥無幾；即便是史學系學生，對學術問題也不見得多有熱情，在鄭先生為之講清代包衣制時，現場“到者不多”，“講畢討論，僅三五人發問”（一九四四年一月四日條）。更有甚者，“一年級考試作弊者甚多，尤以大班人多者為甚”（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條）。另一位西南聯大教授、社會學系的陳達也發現，“自抗戰以來，大學生的英文程度愈見降低”（《浪跡十年之聯大瑣記》）。

說這些并非是想求全責備，在當時戰亂年代的簡陋條件下治學本就加倍艱難，只是這些真實的記錄可以破除那種將西南聯大神話化的傾向。與其說把它視為一個難再企及的高峰，不如去深切理解那種艱困，以及它作為一個過渡時代的種種沖突，簡單地將聯大八年浪漫化其實正低估了其真實處境。西南聯大在后來的聲譽，主要是由于三個方面：教授群體當時的學術水準；當時學生在此后的學術表現；作為愛國學生在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民主運動中的作用。但這些其實無不與更復雜的因素有關，例如教授們的留學經歷、云南統治者龍云有意放任以抗衡中央的意圖等。鄭天挺作為總務長兼有教職員雙重身份，溝通校內外，處理繁雜事宜，恰可讓人看到，他所多次慨嘆的“腐敗”意味著聯大在管理上的問題。如果說這些尚不至于影響到師生的研究活動，那或許正是因為當時的學術成果更多地依賴于零散自發的個人努力而非制度化的環境，這樣的好處是相對自由，但產出卻不那么穩定。

那時國事危殆，大學也無法獨善其身，專注于學術。西南聯大雖號稱戰時“民主堡壘”，但教師中40%均已加入國民黨，其中教授入黨的比例可能接近50%；兩度拒絕加入國民黨、直至1944年8月才入黨的竺可楨，此前是全國大學校長中唯一一個非國民黨員。作為國立大學的各校，經費尤其仰賴教育部劃撥，在缺乏這一保障的情況下，則連正常運轉也無法持續。鄭天挺在日記中不斷談到經費的問題，以及在戰時物價飛漲的情況下捉襟見肘的月薪，雖然有聯大津貼、部撥生活補助費、食米津貼、學術研究費等種種名目的補貼，但生活還是日漸困窘。

據汪朝光《1945-1949：國共政爭與中國命運》估算，昆明一個大學教授，1945年下半年的月薪相當于戰前的300倍以上，但同期生活費指數卻上漲了6039倍，因而其實際收入只及戰前1/20。盡管如此，大學教授的生活仍算是好的了，因而在經濟狀況尚未全面惡化之前，鄭天挺在日記中感慨說“國家戰時養士之優之厚，可謂至且盡矣，然不于經濟物價加以統制，公務員與教職員之生活終無所濟也”。當時的現實是：原本作為國家主要財源的沿海發達地區淪為敵占區，而后方資金又投入無底洞式的戰爭開支（1945年占國民政府財政支出的71%），能留給教育事業的實在寥寥無幾。1942年3月鄭天挺月薪1363元，這點錢在當時黑市上僅合2美元。當時一名飛虎隊成員約翰·多諾萬在家書中說“我們的食物十分精致，做得也很講究，為此需要每月花費1,500元”（《飛虎隊：陳納德和他的美國志愿者，1941-1942》），也就是說，當時這樣的薪資確實還能保持較體面的生活。不過，擔任飛越駝峰任務的美國飛行員每月薪水是800美元，外加每小時20美元的加班補貼，撇開不可比性不談，至少也可見當時在戰爭上遠比在教育上更舍得花錢。

鄭天挺在日記中以一個歷史學家的嚴謹細致，對那個時代的生活留下了十分詳盡的記錄，甚至定期記錄雞蛋的價格。無論是在長沙、桂林、蒙自、昆明還是大理，他每到一地都會記錄當地的風土民情，當時或屬日常，但在今天看來則無不是珍貴的史料。如他記錄1938年在河內購物，當地越南人多不懂法語，但“用筆述漢字”，卻“頗有識者”；在蒙自、晉寧、大理等地，他發現當地都是每隔數日乃至十數日才有定期集市，于此可見云南當時商業尚不繁盛。1943年首次訪華的英國學者陶育禮（Eric R. Dodds）對昆明的印象是，這是一個“有電燈而沒有教皇的中世紀城市”；不過讓他感動的是，盡管當時中國幾乎與西方隔絕，但西南聯大的師生仍不放棄任何學習的機會，熱切地和他連日討論。

這或許正是一代學風變化的征兆：在戰爭的總動員體制下，感覺到“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刻”的那些知識精英們，不僅以天下興亡為己任，還爆發出了前所未有的力量。西南聯大多年流離失所的內遷，使原本以沿海發達地區為主的師生們第一次了解了廣闊內地普通民眾的生活，也開始放下身段，自力更生適應新生活。一如鄭天挺所言：“嘗謂自抗戰后最進步者為時髦太太，其次則為單身先生，蓋昔日所不愿作、不屑作、不能作者，今日莫不自作之也。”這一方面帶來了一種剛健樸實的學風，決心開辟出新天地；但另一面，也使得他們更自覺地改造自我，更積極地響應國家建設需要，為即將到來的政治運動風暴鋪平了道路。

新舊交替的時代烙印

鄭天挺先生的這部日記很容易被視為一部史料集，不同的人可以從中找到不同的內容。這部日記中涉及幾乎上千學界政界要人，且由于鄭氏特殊的身份能了解到不少內情（如致力于收回治外法權的張耀曾是其姨表兄，梁漱溟則是其另一表兄，與陳寅恪等學者當然更多接觸），足可鉤沉出不少“交游考”，或用以補證種種史事。不過，這種視角很容易忽視一個問題：作為一部日記，作者本人才是最值得被考察的那個人，畢竟他寫日記的目的不僅僅是為了留一些史料以造福后人。

鄭天挺 資料圖

身在一個新舊交替的時代，鄭天挺自己身上也體現出這種鮮明的時代烙印。他出身長樂鄭氏望族，幼年父母雙亡，全仗親戚撫養長大，童年發蒙實際是靠姨表兄張輝曾，張氏研究程朱理學，律己責人甚嚴，鄭天挺曾在自傳中承認自己“思想上受他的影響很大”。他能堅持寫日記本身（且是用文言文撰寫），可能也是這種注重修身自省的傳統道德觀產物。因此，他雖然是名副其實的五四一代新青年（1917年考入北京大學），但不僅經學、國學的根柢頗深，而且對傳統“五倫”看得也很重。按說他對父母幾無印象，但每年忌日他在日記里都會自省身為人子的責任。陳達曾說西南聯大的學生“尊師的觀念幾完全失去”，“今年班上所教的學生，無論在課堂內或外相遇時，學生大致點首致敬，去年上課的學生（除本系學生外）今年偶爾相遇，往往視若路人。余已試過幾次，此種學生并非忘記或倉猝間不相識，實因尊師的觀念不如往時的深切。”（《浪跡十年之聯大瑣記》）那在鄭天挺身上相反，他日記里每次提到恩師蔣夢麟，都尊稱“孟鄰師”，對其意見滿懷敬意。這可不只是姿態而已，他將之視為與自己修身相關的緊要之事：“大抵君子立身，察之天性者半，得之于圣哲遺訓者亦半。尤要者，在師友之砥礪。”（一九三九年九月三十日條）

到了社會變遷的時代，這有時就帶來了一種矛盾：雖然社會政治構造表面上現代化了，但內在還是按非正式的個人關系網絡在運作。在蔣夢麟出任官職時，鄭天挺起初困惑和不以為然，但他一如既往地稱之為“孟鄰師”，并很快“理解”了老師那么做的原因。這與當時國民黨軍隊中黃埔系將領見蔣介石必自稱“學生”而稱蔣為“校長”大體類似，雙方都是在非正式關系中互動。王奇生在《革命與反革命：社會文化視野下的民國政治》一書中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民黨雖然號稱‘以黨治國’，但在人事任用和晉升時，黨籍有無，實無關宏旨。對謀職謀位者而言，關鍵是有無奧援，有無私人背景。”既尊重倫理關系，又能將公務與私領域分開，這至今仍是中國社會的一大難題。

傳統時代有所謂“天地君親師”之說，到辛亥革命后改成了“天地國親師”，對“親”與“師”的態度亦延伸到“國”。就這一點而言，鄭天挺所表露出來的愛國情緒，與其說是一種非人格化的現代政治認同，不如說是一種原基性情感聯結（primordial attachment）。他對國事的關心是傳統士大夫式的，有時夜不能寐，想自己“平生以天下自任，當此多難之會，進不能運籌帷幄，效命疆場；退不能撫緝百姓，儲備軍實”（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條）。這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是一種極具代表性的情感：熱切期望自己的才學能對國家有用。

然而，在科舉制度取消之后，知識分子想要直接為國家盡力的制度性渠道關閉了。在他們面前只有兩條道路：一是專業化，以獨立思考的精神成為自身領域的專門人才；二是有機知識分子，即服務于特定社會政治集團的知識分子。鄭天挺那一代人正處于這一過渡時期：從專業化上來說，他晚年雖以明清史研究著稱于世，但從日記中看，他在很長時間里對隋唐史、邊疆史等均有相當大的興趣，治學方式也偏向傳統；他既非完全不問政治，但也不想服務于特定政治集團。由于他對國難之下“國事天下事”的關切，即便是學術問題對他而言也不完全是學術的——他主張讀“中興名臣集”，因為“遺民詩文固可以激勵正氣，而中興名臣之所作，于激勵正氣外，兼可以振發信心”（一九三八年二月九日條），這種議論在當時頗為常見，但他也并未過多涉入政治，去撰著什么影射史學來借古諷今。

總務長在大學里主要是處理后勤、管理、組織方面的工作，雖然也聯絡教員，但其工作重心無疑更偏向行政后勤的職員。鄭天挺起初不愿出任這一職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這意味著偏離教學工作而要將許多精力耗費在繁雜的事務上。然而很明顯的一點是：他在長達六年的總務長任期內，身兼教職員雙重身份，仍對教學投入大量精力，對學術的興趣壓倒了對正式職務的關注。在這一點上，他也非常接近傳統時代的士大夫，是以非專業化的精神從事公務。晚清刑部司官楊宜治留下一部《懲齋日記》，在光緒十一年后跨度近兩年內，在日常時間分配上，楊宜治的非公務活動遠比公務要多，他每天絕大部分時間、精力和興趣都用在了這些事情上，而對自己在刑部和總署的公務，除了當值期間的少許記載外就再無痕跡。鄭天挺擔任西南聯大總務長時也正是如此。

他身上當然并非沒有趨新的一面。作為西南聯大里少數從未喝過洋墨水的“土博士”，他不止一次痛感自己英文太差，亟需下苦功，“不得不努力也”，這當然是因為意識到了即便對于中國古代史而言，西方學術資源也變得越來越重要。雖然其治學方式更多偏傳統，但當他在論述問題（尤其是邊疆史）時，顯然更多是在現代學術框架和概念的體系中進行討論。當然，如果要更完整地理解作為新舊更替時代知識分子典型的鄭天挺先生其人，僅僅數年的日記是不夠的，恐怕還須期待其更完整的日記面世。不過有一點大概是可以確定的：對更早的一代而言，他或許可說是“舊的新青年”，但對往后的數代而言，感受到的大概就更多是其身上傳統的一面了；至于這“傳統”的成分是好是壞，就因不同時代的判斷而異了。這不僅是他個人，也是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

【勘誤】

上冊

p.26：五時起。整行裝，分載于汽車前后。邱毅吾來送別。八時半車開[……]九時四十分，抵陽朔市。下車，入街略觀。自桂林至此，凡六十四公里：桂林至陽朔公路距離確在64公里左右，但1小時10分則以今日路況也無法辦到，前文p.20載當時長沙到衡陽183公里費時7小時，則時速約25公里左右，疑此處或應是“六時半車開”

p.28：在龍山：似應為“在龍州”，以字形相近而誤？

p.29：昨托對訊督辦署通知，甚承照拂，并陪同出關至越屬，同登由法人查驗護照：標點誤，同登為地名（見同頁下文“鎮南關至同登二公里”），故此處應標點為“陪同出關之越屬同登，由法人檢驗護照”

p.31：宜良、呈貢間有大湖，名楊宗海：陽宗海，此或是鄭先生誤記同音別字

p.41：今日為觀音誕，城東有廟會，年僅一次，舉城若往，士女如云，順道往觀之：若狂？

p.42：外蒙卻懦，內負胸臆：怯懦？

p.44：以民族而論，苗、瑤、僰子民家及蒲蠻，皆屬mon-khmec族：當作Mon-Khmer，拼錯一個字母；此外，此處鄭氏有誤記，苗瑤、白族均不屬孟高棉語族，中國境內唯佤族、德昂族、布朗族（此處所言蒲蠻）等屬之

p.45：有《聶繼模誡子書》，父子皆不知其字號、爵里，蓋子為湖南鎮安縣知縣時，自家中作書誡之者也，有曰“山僻知縣，事簡責輕，最足鈍人志氣，須時時將此心提醒激發”云云：鎮安縣確為山區小縣，但不在湖南，而在陜南

p.49：[苗族]固非Caucaseque，亦非Tiletains，寧可歸之于populations L’Indo-China，其語言亦疏于Mono-Syallaligue：按，當作Tibetains，此處指藏緬系；下文當作Monosyllabique，單音節（語言）

p.53：莘田又錄英人H.R.Davies所著《云南》一書關于南詔者條相示，文中稱南詔為Shan dynasties及Shan empire，不知以Shan字何字之譯也：按即緬甸撣族、撣邦之“撣”字，當時西人認為南詔的主體民族與今撣族、傣族、泰族等均屬Tai People

p.58：于唐，復及南詔、薛延陀、渤海、突騎斯、回鶻、龐特勒：通作“突騎施”、“龐特勤”，“特勤”為回鶻語Tegin音譯，作“特勒”則誤

p.62：洛克喜爾（Rockhill）：此應是柔克義

p.67：讀《唐書·四裔傳》：“唐書”指《舊唐書》、《新唐書》，四裔傳則是其中周邊各族傳的合稱，故此處不應作書名號

p.121：十時半謁夢鄰師：指蔣夢麟（號孟鄰），但前文均作“孟鄰”）

p.122：《江由關》前曾一觀，譜季漢江油守將：似應作“江油關”

p.165：希臘選修近代語改為英文必修：從上下文看，“希臘選修”四字后當加分號或句號

p.177：驅逐夷狄，所以復興民族也，承認元帝不必復宋統也，歸咎于吏胥尊君也，尊君即所以自尊也：此是排比句，標點似應作：“驅逐夷狄，所以復興民族也；承認元帝，不必復宋統也；歸咎于吏胥，尊君也，尊君即所以自尊也。”

p.251：方閑談而端升荒遽至：荒遽=慌遽？

p.266：而本月十四日，余往奠羅太夫人之前三小時即亡室往生之時。又云亡室必欲一見余面：“即亡室往生之時”七字似當作小字

p.279：檢《越縵日記》……閱《越縵日記》：上下文他處均作“《越縵堂日記》”

p.322：炸彈聲大作，似在烏家壩飛機也：昆明機場名“巫家壩機場”，此處或是鄭先生誤記同音字，p.973記作“巫家壩”

p.363：讀像片本INNOCENTIA VICTORIX：按p.434作“何大化（R.P. Antoine de Gouveau）所印Innocentia Victrix”，是，應少一字母o，此書即《無罪獲勝》

p.369：男生四十人一屋，有數室無一暖水壺者；女生五人一屋，無一室無之者，且有一室列暖水壺六：女生五人一間，男生何以能四十人一間，頗不可解，疑是“十人一屋”？

p.433：《漢書·高紀》“高祖嘗告歸之田”：高帝紀；常=嘗

p.435：北海靜心齋的疊翠樓和罨畫軒，蠶壇的“董西廂”：先蠶壇？

p.441：“舵把子”是四川哥老會首領的稱呼，在會的弟兄叫做“胞哥兒”：一般作“袍哥”

p.457：這尊像是清咸豐四十一年：咸豐作為年號前后僅使用十一年，此處“四十一年”疑衍一“四”字

p.466：臨濟宗的排行是：“清凈智慧，道德圓明，真如性海，寂照普通，心源廣續，本覺昌隆，能仁圣果，常衍寬宏”：按臨濟宗的輩字最初是從智祖傳下來的，其本人是智字輩，故開頭四字順序應是“智慧清凈”，又下文“衍”一般作“演”。下文提及曹洞宗排行“廣崇妙普，宏勝永昌”，應是“廣崇妙善”

p.553：緬人往往為敵偵牒云：牒=諜

p.553：我軍司令長官一囗囗囗，一羅卓英，下注：原于此處空闕三字：按此名或為衛立煌，他原任中國遠征軍第一路司令長官，但未到任，羅卓英是其繼任

p.554：《馬可·孛羅游記》中之獅子，實虎也。蓋馬不通華語，皆賴西域人口譯，語源不同，遂以虎為獅也：此說實誤

下冊：

p.652：經利彬來，談永歷時曾托天主教士Boym求兵于教皇，其人在安龍攜吳株榆西去，其樹近遂盛于歐西：此處“吳株榆”應系鄭先生所記同音別字，當作“吳茱萸”。此樹確系明末時天主教耶穌會教士卜彌格（Michael Boym）傳入歐洲，故其在西方學名原稱Boymia以紀念其人。此人事跡見馮承鈞譯《西域南海史地考證譯叢》第三卷中《卜彌格傳》、《卜彌格傳補正》

p.655：《補陀洛迦山傳》一卷，元盛熙明補。陀洛迦，華言小白華，在四明：句讀有誤，“補陀洛迦山”是音譯全稱，并非“續補《陀洛迦山傳》”之意；此山本印度佛教傳說中之觀世音菩薩修行之圣山Potalaka，《華嚴經》載“于此地方有山名補怛洛迦，彼有菩薩名觀自在”。藏語布達拉宮之名即本此。此處所言“在四明”的補陀洛迦山，即今舟山之普陀山

p.658：就有清諸老言之……談允厚《資治通鑒補后序》：《資治通鑒補》成書于明崇禎十一年（1638），談氏生平不詳，但知其為該書作者嚴衍（1575-1645）門人及妹婿，則兩人歲數應相差不多，既未見其在清初活動，可能也殉難于明末嘉定之屠；p.660鄭先生解釋以為“兩人入清均健在也”，恐未必然，此處列為“有清諸老”，似為不妥

p.658：不徒雕琢曼飾：張惠言《詞選序》原文是“雕琢曼辭”

p.658：朱錫鬯《北窗炙輠》跋：當標點為《北窗炙輠跋》，《北窗炙輠錄》系南宋人施德操所撰，自朱彝尊藏書作跋后始得流布

p.658：有明文章勝衰振廢之由：盛衰？

p.683：注1：“者 原脫，據《史記》原文補”。按，此處原文所引系《新唐書》而非《史記》

p.695：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方（原注：即康也），達賴喇嘛為危（原注：烏斯與危、衛同音也），班禪呼圖克圖為藏地：句讀有誤，第一句應是“打箭爐之西南、達賴喇嘛所屬拉里城之東南，為喀木地方”

p.702：最初用此詞者為亞剌伯伊士特利(Istakhri)之著作(均在西歷五九〇年)：此人生活的年代應在西歷950年代。590年代伊斯蘭教尚未興起，不可能有阿拉伯學者著述，當然他其實是波斯人

p.715：偶檢《史稿》適偶其傳：適遇？

p.717：書中述及鐘表、洋臘：臘=蠟

p.792：滇東、滇北新定建造大飛機場三（一在鹽洋）：此處頗不可解，云南似無“鹽洋”地名，或為滇東昭通之“鹽源”？但查李艷《抗戰時期云南機場建設》一文，抗戰時所建機場無類似地名

p.813：讀葉隆禮《遼志》、宇文懋昭《金志》：此處是簡略代稱，并非正式書名，原書是《契丹國志》和《大金國志》，故似不應加書名號。鄭先生日記中常如此，又如p.830“讀《史稿·吳三桂》《尚可喜》諸傳”，p.926“讀《隋》《唐書·經籍志》”，p.1137“黃大癡《富春大嶺》巨幅”即世傳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富春大嶺巨幅”也并非正式名稱，凡此似皆不必加書名號

p.847：如《二十五史補編》《滇系》《九通》、各種字典、《千唐志》等均不見：按此處所列均常用史書或工具書，惟雜以“滇系”頗可怪，疑有誤

p.883：[鄧子龍]倭犯高麗，詔赴援，戰沒于仁川舟中：誤，鄧子龍是在釜山附近的露梁海戰中戰死

p.909：原籍河南開封府新安縣：新安縣在洛陽城以西，歷史上從未屬于開封府

p.1074：穆耦初：穆藕初

p.1106：全付武裝：付=副？

p.1119：津浦路破壞甚烈……宿縣以北毀百二十里，徐州以北、濟南以北亦有線處，現浦口售票僅至宿縣：似應是“濟南以南”，日偽時期津浦線的濟南徐州段被游擊隊破壞（鐵道游擊隊即在這一路段），以阻止其南侵

p.1122：南京以今日起不用重慶時間，兩地東西相距甚遠，似學理南京應較重慶早一小時：似=以？

p.1137：明墨多方，極于無一不佳：極=幾？

p.1144：火焰自孔四出，忽申忽縮：申=伸？

p.1165：燈前笑話：笑語？

p.1328：“覺”順序不對

p.1340：漏“吳雨生”（見p.35，一九三八年三月七日條），亦指吳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