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三四月之間，既是日本學校的畢業季，也是開學季。雖然大部分畢業生一月就已經找到工作，退寮離校，各奔東西，但得等到櫻花開的時候，他們和家族成員共同參加的正式學位授予式才隆重舉辦。再過一個多星期，又將舉辦新生開學式——送舊與迎新，人事之代謝與花期的更迭同步，不知道是不是出于特意的安排。

京都大學年長的先生也選擇在這時停年退官，幾天前，我去聽了日本史橫田冬彥教授的“最終講義”，名為《日本近世書物文化的成立：作者·書肆·讀者》。此文題目很大，但最終落實在窄而深的史料和實證研究上，談的是江戶初期儒學者貝原益軒（1630-1714）的交友、訪書和出版活動。

演講第一部分通過對京都書肆“柳枝軒”的細密考證，還原出了當時朝向大眾文化發展的出版業。橫田教授認為，一個時代的“書物文化”并不僅僅與技術革命、經濟實力和信息傳達方式相關，人們的“總合力”才是更關鍵的因素。這無疑是說“衣食足而知榮辱，倉廩實而知禮節”不是必然的，我們完全可能進入一個經濟發達但文化日趨貧瘠的社會。

和中國的情況一樣，從最近幾年日本的社會調查來看，年輕人越來越依賴網絡，閱讀實體書的時間則不斷減少。再加上世界各地圖書館爭相將藏書電子化、上傳至互聯網，照此發展下去，書店這個古老的行業最終會不會消亡？演講最后橫田教授發出了此番悲鳴。

不過日本的古書店正在積極地適應新變化，推特上就有不少古書店的賬號，不時推送搭配滑稽漫畫的文字，或者喵星人睡在書叢中的圖片。臨川書店很早就開始為自己今年的第一場春季即賣會吆喝，三月十四號下午，書店賬號發布了一張書架照片，說明文字寫道：

【古書即賣會】3月15日（木曜日）9：30-16：30，明天的活動我們已經全部準備完畢！和本、學術書、美術書、文庫新書、洋書等等新入庫品大特價！京阪出町柳站徒步僅一分鐘，臨川書店，靜候您的光臨。

我掃了一眼圖片，書架上排列的舊書看不太清，依稀辨認出《平家物語論序説》《鎌倉時代物語集成》《中世文學論の考究》等書名，但似乎都是治日本史、國語學國文學的院生們感興趣的書。幾小時后又刷出一條推文：“洋書部分…美術書、初版本，十八、十九世紀的皮裝本也大特價！”但根本看不清是什么，無論如何，還是準備到時候去看看。

當天早上，離開始不到五分鐘趕到書店，和去年年底的冬季即賣會一樣，門口早已圍了近二十名顧客。基本都是上了年紀的書蠹，三四個院生模樣的年輕人站在一起，但也不說話。轉眼到了時間，大門打開，店員緩緩推出六七個移動書架，大家就開始各自挑選起來。

和推特上的圖片一樣，這次我最需要的品種即東洋史相關書籍較少，只有若干本教授退休論文集、祝壽文集、考古發掘報告，還有貝塚茂樹編《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藏甲骨文字索引》、若城久治郎編《遼史索引》等引得（index）類書籍，不是離我的斷代太遠，就是有些雞肋。略失望地走到日本國語國文學書架前，卻意外地看到《天理大學善本叢書》的幾十冊零本，精裝帶函套，每冊只要一千日元。

天理圖書館是關西地區古典籍重鎮，極其特殊的是，其善本古籍主要是在一九四五年以后入藏的。日本天理教的教義提倡教徒將財產捐給教會，二代真柱中山正善又雅好古書，長袖善舞，是書界知名的大金主。二戰末盟軍轟炸日本時為保護文物，有意避開了京都、奈良、金澤三座古城，位于奈良縣的天理教總部因此安然無恙。戰爭結束后，日本的公家貴族、豪商大賈要么破產，要么遭到“公職追放”，大量古籍流向市場。作為宗教法人的代表，正善的財產沒有受任何影響，書界制霸的他遂放手大買特買古書。

僅花六年時間，中山正善就積累善本六、七萬部，并成建制地收入佐佐木信綱“竹柏園文庫”、伊藤仁齋“古義堂文庫”、矢野仁一“矢野文庫”等私人文庫，堪稱幾百年一遇的狂飆突進。一九七五年開始，天理圖書館將館藏珍品影印出版，首先完成《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六期共八十部。五年后，由入矢義高、小川環樹等人主持的《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漢籍之部》也陸續出版。

我其實更需要的是《漢籍之部》，但此次臨川書店只擺出了《和書之部》，大部分日本中世文書我完全不懂，只挑了《節用集二種》和《師宣政信絵本集》，前者是室町時代（1336-1573）成書的漢文辭典，這一冊收錄了枳原、易林兩個版本，后者是江戶時代（1603-1867）初期浮世繪畫師菱川師宣的作品集，看看熱鬧而已。這套書太沉不能多買，最后再將一套《きちしたん版集1》拿到手中。

日文“きちしたん”又可用漢字寫作“切支丹”，是“基督教徒（Christian）”一詞的音譯，切支丹版是指十六、十七世紀來日的耶穌會傳教士用西方活字印刷術在加津佐、長崎、京都等地刊刻的書籍，通常一部書內漢字、日語假名、歐文字母夾雜，奇崛珍稀，再加上它在中西交通史上的重要意義，故備受關注。據柊源一統計，全世界現存切支丹版只有三十一種。

《天理圖書館善本叢書·和書之部》里還有一部《きちしたん版集2》，影印的是《太平記抜書》，但這次并沒在即賣會上見到。《きちしたん版集1》收入了《ばうちずもの授けやう》《ぎやどべかどる》《おらしよの翻訳》《こんてむつすむん地》四種書。《ぎやどべかどる》原名《Guia de Pecadores》，多明我會（Dominican）修士格拉納達（Luis de Granada, 1505-1588）著,譯成中文是《修德書》，是其中身世最為傳奇的一部。

據丸善書店古書部長八木佐吉回憶，一九三一年他在瀏覽羅馬一家古書店的目錄時，看到慶長四年（1599）切支丹版《修德書》上卷待售，價格二百五十日元，相當于一部德文版《布羅克豪斯百科全書》的價格。他拍電報過去詢問，得知尚未售出后立即下單。由于當時沒有航空郵，書以最快的方式——從意大利北部寄出，經蘇聯境內的西伯利亞大鐵路，花了一個月才到達東京。經過鑒定后店員們一致認為，這部以美濃紙印的書是“丸善創業以來發掘的最重要的一部書”，特地與之合影留念，居為鎮店之寶。但戰后丸善書店產業大部分燒毀，經營極度困難，此書一九五〇年也轉歸中山正善。（反町茂雄編《紙魚の昔がたり 昭和篇》，八木書店1987年版。）

丸善書店展覽圖錄上的《ぎやどべかどる》書影

接著走到歐文書柜前，臨川書店這部分庫存一直精良，但大部分為西人的西方研究，且精品都送去拍賣會。這次確實有一部十八世紀英國出版的L. M. Stretch著《The Beauties of History（歷史上的美德）》，皮革精裝，但我最終卻挑中1901年倫敦John Murray出版的莊延齡（E. H. Parker, 1849-1926）《China: 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Present Day（中國：其歷史、外交與貿易，從早期到現代）》，一看名字便知，這是一部寫給西方人的中國通史，此書的最大特色是地圖甚多，約有二十多幅。

莊延齡是清末英國外交官，一八六九年來華，在此旅居二十五年，輾轉天津、漢口、廣州、福州、北京、上海等地任職，博聞強識，著有《韃靼千年史》《蒙古游記》等。從我買到的這本書介紹語上看，他在一八九二年至一八九三年間還曾任職于緬甸政府，任中國問題顧問，寫這本書時他已經回英國，在利物浦執教鞭。

書封面內頁邊角上貼著一張古老的書店簽，寫著“丸善株式會社 東京 大阪”字樣，上方環繞著英文店名。丸善是明治初期日本最早進口外文書的書店，在整個東亞地區影響巨大，魯迅、周作人、郭沫若、郁達夫、孫中山等人都曾在此購書。（詳見拙文《“學燈”丸善》，《書城》2018年2月號。）日本的古書店價格一般標在封面內頁左上邊角，售出后下方的價格撕掉，書店簽就永遠留了下來，個別舊書里甚至能貼四、五張書店簽。

臨近黃昏時，我又去臨川書店看了幾眼下午追加的書，找到一冊濱田敦的《朝鮮資料による日本語研究（從朝鮮資料出發的日語研究）》，里面貼了一張藏書票云：“FROM THE LIBRARY OF DR. GISABURO N. KIYOSE”。我調動自己有限的日本姓氏詞庫儲備，意識到きよせ即“清瀬”，ぎさぶろ即“義三郎”，清瀬義三郎這位學者似有所耳聞，濱田敦又是濱田耕作之子、前京大文學部國語學教授，便將此書買下。

回家后一查，才知道DR. GISABURO N. KIYOSE就是滿語學者清瀬義三郎則府博士，書架上剛好擺著一本他與河內良弘合著的《満洲語文語入門》，這是我二〇一六年第一次來京大，在羽田紀念館參加滿洲語文語夏季講座班時用的教材。雖然當時所學內容基本忘記，但對作者卻隱隱留下了印象。除了藏書票，書中還貼著一張東京神保町田村書店的書店簽，看來是幾經轉手，輾轉東西才漂到我的書房。用橫田先生的話說，是無數人的“總和力”最終將它帶到了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