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20世紀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在構思小說《達洛維夫人》時曾這樣闡明其創作意圖：“我要描寫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瘋狂；我要批判社會體制，以最強烈的形態揭露它的運行。”她在創作意圖中所表明的“雙重性”和她在小說中將主要和次要人物的處世之道和生死之道并置的“雙重性”，表明她的作品隱含著倫理選擇。

近年來，中西學者已開始關注伍爾夫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問題。帕特麗莎·勞倫斯在《伍爾夫與東方》和《麗莉·布里斯科的中國眼睛》中論述了以伍爾夫為核心成員的英國布魯姆斯伯里文化圈與中國“新月派”詩社的文化交往關系。高奮在《弗吉尼亞·伍爾夫的“中國眼睛”》中考證了伍爾夫與中國文化的關系，指出伍爾夫作品中的三雙“中國眼睛”分別體現了她對“中國式創作心境、人物性格和審美視野的感悟”。若能進一步深入探討中國之“道”在伍爾夫作品中的深層意蘊，就會更有益于更深層次地闡明中西思想的交融。

伍爾夫小說中對中國的描寫體現了由表及里的過程。在小說《遠航》（1915）中，中國作為一個遠東國家被提到；在《夜與日》（1919）和《雅各的房間》（1922）中，出現有關中國瓷器、飾物的描寫；在《達洛維夫人》（1925）和《到燈塔去》（1927）中，兩位重要人物伊麗莎白·達洛維和莉莉·布利斯科都長著一雙“中國眼睛”。從籠統的地理概念到具體的文化物品，再到傳達情感和思想的眼睛，伍爾夫對中國的領悟逐漸進入靈魂層面。《達洛維夫人》是她以中國之“道”為鏡，反觀西方文化，表現其倫理取舍的典型作品。

《達洛維夫人》的顯性和隱性結構均體現“道”（way）的喻義。小說的顯性結構包含兩條平行發展的“倫敦街道行走”的主線：一條表現克拉麗莎·達洛維與親朋好友，從一早上街買花到盛大晚宴結束的一天活動；另一條表現賽普蒂莫斯·沃倫·史密斯與妻子行走在倫敦街道，找醫生看病，直至賽普蒂莫斯傍晚跳樓自殺的一天活動。兩群人互不相識，但他們同一時間在相近的倫敦街道行走，幾次擦肩而過。他們在街道、人群、車輛、鐘聲、天空、陽光所構建的聲光色中觸景生情，腦海中流轉著戀愛、家庭、社交、處世、疾病、困惑等五味雜陳的意識流，突顯他們不同的處世之道和喜怒哀樂。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小說的隱性結構是由“道”（way）這一關鍵詞所編織的網狀結構構成的。小說中“way”這一單詞共出現73次，比較勻稱地用于主、次要人物的性格和言行描寫，也用于描寫社會和大自然的運行之道。這73個“way”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標，標示出人物的處世方式和生命態度，浮標的下面連接著人物的意識流大網。這是伍爾夫最欣賞的俄羅斯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靈魂描寫模式，她曾這樣概括陀氏作品的隱性結構：它用“海面上的一圈浮標”聯結著“拖在海底的一張大網”，大網中包含著深不可測的靈魂這一巨大的“海怪”。不過《達洛維夫人》中的“way”浮標，所連接的是多人物的意識并置，與陀氏的深度靈魂探測略有不同。

小說的基點是主人公彼得的夢中感悟，他在夢境中將生命視為一種超然物外的心境：“在我們自身以外不存在其他東西，只存在一種心境（a state of mind）……那是一種愿望，尋求慰藉，尋求解脫，尋求在可憐的蕓蕓眾生之外，在脆弱、丑陋、懦弱的男人和女人之外的某種東西。”整部小說就是由多個人物的心境縱橫交叉所構成的巨網，充分展現“生命和死亡，健全和瘋狂”的對抗與連接，但人物的心境各不相同：“人人都有自己的處世方式。”（Every man has his ways.）伍爾夫像羅素、韋利、毛姆等學者作家一樣，“把目光轉向東方，希望在東方文化，尤其是中國哲學文化中找尋拯救歐洲文化危機的出路”，伊麗莎白的“中國眼睛”就是顯著的標志。

伍爾夫將人物的倫理道德融入他們的處世方式之中，用并置方式展現，然后從克拉麗莎的視角做出倫理批判。小說無章節，大致可分成12個部分，每個部分聚焦某特定人物的意識流，大體呈現“克拉麗莎·達洛維—賽普蒂莫斯—克拉麗莎—彼得（克拉麗莎的前男友）—彼得—賽普蒂莫斯—賽普蒂莫斯—理查德·達洛維（丈夫）—伊麗莎白·達洛維（女兒）、基爾曼（家庭教師）—彼得—彼得—晚會”這樣的人物交叉并置形態。

以“無為之道”反觀“獨斷之道”

老子《道德經》中的“無為之道”，既是社會治理之道，也是個人處世之道，其主要內涵有二：一是順其自然。老子認為，“是以圣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

也就是說，有道之人以“無為”的態度來處理世事，讓萬物興起而不加倡導；生養萬物而不據為己有，作育萬物而不自恃己能，功業成就而不自我夸耀。無為，就是讓萬物自由生長而不加干涉，一切隨順。二是無欲無爭。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也就是說，“道”永遠是順其自然的，然而沒有一件事情不是它所作為的……不起貪欲而歸于安靜，天下自然走上正常的軌道。無為，就是無欲。

伊麗莎白·達洛維、理查德·達洛維和薩利·西頓三個人物均表現出順應天性、無爭無欲的處世之道，體現“無為”之道的特性。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伊麗莎白，克拉麗莎和理查德的女兒，她的處世方式是“趨向消極”（inclined to be passive）。她不像達洛維家族其他成員一樣金發碧眼，而是一位“黑頭發，白凈的臉上長著一雙中國眼睛，帶著東方人的神秘色彩，個性溫和、寧靜、體貼”的女孩。她的眼睛“淡然而明亮，帶著雕像般凝神注目和不可思議的天真”；她喜歡“自由自在”；喜歡“住在鄉村，做她自己喜歡做的事”，不喜歡倫敦的各類社交活動；她想從事“某種職業”，成為醫生或農場主；她推崇“友善，姐妹之情、母愛之情和兄弟之情”（geniality, sisterhood, motherhood, brotherhood）。伊麗莎白的“消極”處世方式在小說中并無負面含義，而是一種人人喜愛的品性。她母親克拉麗莎覺得伊麗莎白“看上去總是那么有魅力……她幾乎是美麗的，非常莊重，非常安詳”；她的家庭教師基爾曼雖然對世界充滿仇恨，卻“毫無嫉妒地愛她，把她看作露天中的小鹿，林間空地里的月亮”；親朋好友們將她比作“白楊樹、黎明、風信子、幼鹿、流水、百合花”。伊麗莎白自由自在、無欲無爭的性情，體現的正是老子的“無為”之道。老子相信，“無為”之所以有力量，是因為“無有入無間”，無形的力量能夠穿透沒有縫隙的東西。這也正是伊麗莎白獲眾人喜愛的原因：她像大自然那樣自在地顯露天性，無爭無欲，盡顯善意。眾人被她的美麗和單純折服，視其為自然之化身，“友善，姐妹之情、母愛之情和兄弟之情”之象征。

理查德·達洛維的處世方式是“客觀明智”，與伊麗莎白一樣展現“無為”的處世方式。“他是一個十足的好人，權力有限，個性敦厚，然而是一個十足的好人。無論他承諾了什么事，他都會以同樣的客觀明智的方法去完成，不摻雜任何想象，也不使用任何心機，只是用他那一類型的人所特有的難以描述的善意去處理它。”“他性情單純，品德高尚……他行事執著頑強，依照自己的天性在下議院中維護受壓迫民眾的權益。”他給予親朋好友支持、關心和尊嚴。達洛維先生“客觀明智”的處世方式的最大亮點在于，他始終用自己的天性去看待事物，保持事物的本真面目，順其自然地處理事物，不摻雜個人的偏見和欲念，具備輕松化解矛盾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他保持自己天性的純真自在，不違心，不委曲求全。他所達到的境界就是老子所說的，“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以無為的態度去作為，以不攪擾的方式去做事，視恬淡無味為味。達洛維處世方式的根基是他單純、善良、寬容、敦厚的“無為”品性，這正是克拉麗莎拒絕前男友彼得而嫁給達洛維的原因，她從他那里獲得真正的幸福。

薩利·西頓的處世方式是“我行我素，絕不屈服”（gallantly taking her way unvanquished）。她作為克拉麗莎的閨蜜，在一次散步中忽然吻了她一下，被彼得看見了，“而薩利（克拉麗莎從未像現在那樣愛慕她）依然我行我素，絕不屈服。她哈哈大笑”。她喜愛花道，頗具超凡脫俗的東方神韻：“薩利有神奇的魅力，有她自己的天賦和秉性。比方說，她懂花道（way with flowers）。在伯頓，人們總是在桌上靜置一排小花瓶。薩利出門去摘些蜀葵、天竺牡丹——各種以前從不會被放在一起的花——她剪下花朵，讓它們漂浮在盛水的碗里。效果極好。”薩利一直以“我行我素”的方式生活著：和父母吵架后，她一文不名地離開家庭，獨立生活；她不喜歡的勢利男人吻了她一下，她抬手就是一記耳光；她嫁給自己喜愛的商人，生了五個孩子，全然不顧世俗的偏見。她熱情、有活力、有思想，生性快活，依循天性自在地生活，大體上屬于老子所說的“上德無為而無以為”的人，也就是，順其自然而無心作為的有德之人。

電影《時時刻刻》劇照

伊麗莎白、達洛維先生、薩利三人共同的處世原則是依照天性、順其自然、自由自在和無爭無欲。從另一角度看，他們最大的特性是：從不用自己的觀念去強迫和壓制他人；給自己自在空間，決不侵犯他人自由。他們是伍爾夫筆下“健全”（sane）的人。與他們相對的是“瘋狂”（insane）的人，他們試圖以各種名義去壓制和改變他人，不尊重他人，給他人帶來困擾和痛苦。彼得·沃爾什和多麗絲·基爾曼便是這類人物。前者以愛情的名義，用各種方式傷害戀人克拉麗莎，導致戀情破裂；后者以宗教的名義，仇視世界，傷害他人，自己也陷入痛苦深淵。

羅素在《中國問題》中對比中西文化時，曾這樣說：“老子這樣描述‘道’的運作，‘生而弗有（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為而弗恃（action without self-assertion），功成而弗居（development without domination）’，人們可以從中獲得關于人生歸宿的觀念，正如善思的中國人獲得的那樣。必須承認，中國人的歸宿與大多數白人所設定的歸宿截然不同。‘占有’（possession）、‘獨斷’（self-assertion）和‘主宰’（domination）是歐美國家和個人趨之若鶩的信念。尼采將它們歸結為一種哲學，而他的信徒并不局限于德國。”如果說伊麗莎白、達洛維、薩利的性情具備“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的中國之道的特性，那么彼得和基爾曼所操持的正是西方文明所推崇的“占有”“獨斷”和“主宰”的信念。

彼得·沃爾什的處世方式是“對抗”（be up against）。他用自己的觀點去對抗社會規則、習俗和所有人，包括戀人，“我知道我對抗的是什么，他一邊用手指撫摸著刀刃一邊想，是克拉麗莎和達洛維以及所有他們這樣的人”。他被牛津大學開除，不斷遭遇各種挫折，一生都很失敗。他與克拉麗莎相愛，情感相通，卻始終只能從自己的觀點出發去理解她，覺得她“懦弱、無情、傲慢、拘謹”，不斷批評指責她，諷刺她是“完美女主人”，“用一切辦法去傷害她”。克拉麗莎認為他很愚蠢，“他從不遵從社會習俗的愚蠢表現，他的脆弱；他絲毫不理解別人的感受，這一切使她惱火，她一直對此很惱火；他到現在這年齡了還是那樣，真愚蠢”。他自己也覺得自己很荒謬，“他向克拉麗莎提出的許多要求是荒謬的……他的要求是難以達到的。他帶來許多痛苦。她原本會接納他，如果他不是如此荒謬的話”。彼得體現了西方文化所推崇的“獨斷專行”（self-assertion）信念的某種后果。

基爾曼的處世方式是“自我中心主義”（egotism）。“她知道是自我中心主義導致她一事無成”，但是她覺得“這個世界鄙視她，譏諷她，拋棄她，給了她這種恥辱——它將這具不討人喜歡、慘不忍睹的身體強加給她”。她認為“上帝已經給她指了道，所以現在每當她對達洛維夫人的仇恨，對這世界的仇恨，在心中翻滾時，她就會想到上帝”“她心中激起一種征服的欲望，要戰勝她，撕碎她的假面具”。“控制”和“主宰”（domination）的欲望是她個性中最主要的特征。

伍爾夫通過克拉麗莎的意識流，對彼得和基爾曼以愛情和宗教的名義，獨斷專行地去占有和征服他人的行為做出激烈的倫理批判。“愛情和宗教是世界上最殘忍的東西，她想，看著它們笨拙、激動、專制、虛偽、竊聽、嫉妒、極度殘酷、肆無忌憚，穿著防水布上衣，站在樓梯平臺上。”他們的可怕之處在于，當他們帶著理性的、宗教的觀念去控制和征服他人的時候，他們從不尊重生命，從不理會生命的差異，從不知道他們正在毀滅最美好的東西——人的生命本身。

“自我中心”是彼得和基爾曼一葉障目、迷失天性的主要原因。彼得有魅力有才智，“總能看透事物”，但他“生性嫉妒，無法控制自己的嫉妒情緒”，經歷了那么多年的挫折和失敗后，他與克拉麗莎見面時依然只關心“他自己”，克拉麗莎稱之為“可怕的激情，使人墮落的激情”。唯有在睡夢中，他才獲得“平和的心境”（a general peace），仿佛看見大自然用它神奇的雙手向他潑灑“同情、理解和寬恕”（compassion, comprehension, absolution）這些他生命中缺少的、至關重要的東西。他最終明白，“生命本身，它的每一瞬間、每一點滴、此處、此刻、現在、在陽光下、在攝政公園，這就足夠了”。而基爾曼雖然得到了上帝的指引，她內心卻一直在黑暗中苦苦掙扎，期盼自己能夠超越仇恨與痛苦。“她用手指遮住眼睛，努力在這雙重黑暗中（因為教堂里只有虛幻的靈光）祈求超越虛榮、欲望和商品，消除心里的恨與愛。”

正是通過兩組人物的并置，伊麗莎白、達洛維、薩利所代表的“生而弗有，為而弗恃，功成而弗居”，與彼得和基爾曼所代表的“占有”“獨斷”和“主宰”，兩種處世之道的利弊不言自明。無為之道的根基是善，它的立場是利人利己，因而人人和諧相處，人人各得其所。獨斷之道的根基是一種偏狹的善，它的立場是利己損人，只能導致對立和沖突，結果是害人害己。仇恨、沖突、戰爭是獨斷之道的產物。

本文節選自《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有刪改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散論》

高奮 著

本書從現代主義與中國文化、現代主義作家作品論和現代主義作家論歐美文學三個視角切入，論析歐美現代主義作家弗吉尼亞·伍爾夫、威廉·巴特勒·葉芝、華萊士·史蒂文斯、弗·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等歐美經典作家作品，探討歐美現代主義文學與中國文化的關系，并透過弗吉尼亞·伍爾夫的眼睛考察和闡明古希臘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美國文學、俄羅斯文學等歐美國別文學的特性。本書匯集了作者在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領域耕耘30余年的部分成果，其中多篇論文在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過。本書的創新特色是探討用中西互鑒方法研究外國文學的立場、導向和特性；提供用中國詩學解讀歐美作家作品的實例；探索中國學者基于本土思維、文化和詩學的跨文化審美批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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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伍爾夫的倫理選擇與中國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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