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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才與天才的相遇:亞里士多德與亞歷山大的師生情誼
“這樣你就不會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
作為一個男孩,亞歷山大的身材比常人略矮,但肌肉強健,身體結實。(和他的英雄阿基琉斯一樣)他已經是一個出色的跑步能手了。他的頭發金黃而蓬亂,據說很像獅子的鬃毛;同時,他還有著白人常有的紅潤面色。他的眼睛則有些奇怪,其中一只呈灰藍色,而另一只卻是深褐色。他的牙齒特別尖銳根據亞歷山大傳奇的說法,“像是一些小釘子”,這種不同尋常的寫實修飾一直為人們所深信。他有一副尖而高的嗓音,當他激動時聲音有點刺耳。他走起路來快速而有力,這種習慣他是從老列奧尼達斯那里學來的;他的頭略微向前和左傾至于這是由于某些生理缺陷還是因為單純的偏好,至今仍不得而知。他最早的肖像甚至有一種非常女孩子氣的感覺,而在這種溫柔的魅力背后卻潛藏著一種受壓抑的歇斯底里。人們覺得,亞里士多德那段時間大概非常頭疼。
鑒于佩拉潛藏著各種政治陰謀且奧林匹婭斯的影響無處不在,腓力很明智地斷定,此地已不適合處于這一年齡段的亞歷山大了。更高的教育需要有鄉村般的清凈環境。所以,他把米扎的所謂寧芙區指定給亞里士多德,這個地方是貝爾彌昂山脈東緣的一個村莊,位于貝羅亞(維里亞)以北。該地區可能是著名的彌達斯花園的一部分,涵蓋了現在的維里亞納烏薩沃德納區域,這是一個遍布優質葡萄園和果園的地方(納烏薩現今仍在出產類似勃艮第的精良紅葡萄酒)。晚至普魯塔克時代,亦即公元1世紀時,游人依舊可以看到亞里士多德授課之處的石凳和林蔭道。亞歷山大也不是亞里士多德唯一的學生,而這又一次展現了腓力的遠見卓識。腓力為年輕的王子挑選了一群同齡人,隨他一同在米扎讀書。其中包括亞歷山大的終身好友赫淮斯提翁(Hephaestion)、安提帕特之子卡山德和拉古斯之子托勒密(Ptolemy)后面兩位后來都成了國王。此外還有佩拉的馬爾西亞斯(Marsyas of Pella),他后來寫過一篇題為《亞歷山大的教育》的專論,現已佚失。
古代史家告訴我們,腓力曾囑咐他的兒子要努力學習,尤其要注意亞里士多德所教的內容他說:“這樣你就不會做太多那些我悔之不及的事情。”此時,亞歷山大略為無禮地責怨腓力,“因為除了他的妻子外,他還總是和其他女人生養孩子”。要注意的是生養,而不僅僅是:單單這一點就足以排除現代人的觀念,即認為亞歷山大是青春期的哈姆雷特而腓力則是克勞狄斯(Claudius)。事實上,這里我們所看到的是一種完全合情合理的對王位繼承權的憂慮。畢竟,非婚生的異母兄弟就給腓力帶來過巨大的麻煩。為什么亞歷山大也要重新經歷這種糟心的過程呢?而國王的回復也說明他深知問題的根本所在。在回答他兒子的責難時,他說:“好吧,(強調為筆者所加),那你就證明你是可敬而且優秀的,這樣你贏得王位就不是因為我,而是全憑你自己。”
這個故事基本排除了類弗洛伊德式的元素,而某些學者認為他們在亞歷山大與奧林匹婭斯的關系中發現了這種元素。真相少了許多傳奇色彩,但對于未來的許多事件而言卻意義重大。即使是在這個年紀,亞歷山大最為縈心掛念的(也是他母親最掛念的,如果說到這方面的話),乃是他作為嗣君的地位。縱使他確有俄狄浦斯情結,跟熱切的王權野心相比,那也只能退居次要地位,因為這種野心正是奧林匹婭斯孜孜不倦地在他心中培養起來的:那些堅持心理動機論者若以阿德勒(Adler)而非弗洛伊德作導師,或許能做得更好些。
當有人向他提議,說他是一個出色的短跑健將,完全可以去參加奧林匹亞賽會時,他回答說只有其他國王作他的競爭對手,他才會參加比賽。從這句話也可以看出亞歷山大的性格,而且跟我們對他成年后的性格的了解相當吻合。當亞歷山大正在整個亞洲追趕大流士(Darius)時,他聽說亞里士多德發表了一篇專論,一篇關于形而上學的更加深奧難懂的重要著作,這篇專論原本只留與少數優秀學生口頭討論,因而也是米扎教育課程的一部分。國王盡管忙于其他燃眉之事,但仍抽出時間給他的前任老師寫了一封信,一封簡短而帶有怨怒之氣的信。他質問道:“倘若這些我受其訓練的學說成了所有人共有的知識財富,那我又能在什么方面超過其他人呢?”亞里士多德安慰性地回復說,這篇專論對于沒有上過他課的人而言毫無意義,而且事實上它發表出來只是作為初學者的備忘綱要而已這個回答有點蒼白無力,絕非精心措辭來撫慰亞歷山大那被激怒且有極端王者心態的自我。
要永遠做最優秀者:荷馬式的理想成了一個反復出現的主旋律,支配著亞歷山大諸多行動的各個方面。亞里士多德的政治看法(如果《政治學》第三卷跟他在米扎闡述的觀點存在聯系)也并沒有弱化王太子自身的想法。人們大概會猜想,作為一個優秀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可能會覺得他的王室學生的地位和雄心讓他備感為難。當時政治理論的整個趨勢,無論自由主義還是獨裁主義,都在轉向某種形式的共和主義。由《政治學》可知他一直在設法回避這一難題。盡管總體上他譴責作為一種制度的君主制,但他仍給為君主制留了一個合理化的理由,也是唯一的一個,即卓越的個人的(成就[achievement],一如文藝復興時期的)。選擇這種獨特的荷馬式標準絕非偶然。亞里士多德說,這種人,“在凡人當中如神明一般”,他和宙斯一樣,是不會屈從于同輩之人的統治的,而且超然于法律制裁之上,因為他就是法律的化身;這樣的人只能當國王,沒有其他道路可選。
對蠻族的戰爭
即使這樣,君主制也只在一種情況下是的(即在道德上具有合理性):“當國王或其家族的是如此地卓越超群,以至竟遠遠勝過其他公民的的總和時。”要是腓力所雇之人沒有清楚地說明阿吉德王族恰好符號這個標準,那也至少可以說太欠考慮了。這種學說也許不會鼓勵亞歷山大在多年之后自命為神(也有人認真地這么認為),但它無疑不會削弱他的王者式的自信。亞歷山大極為渴望通過打敗蠻族人而獲得榮耀,而在為其尋找理論支持方面,亞里士多德一點兒也不遲鈍。實際上,他對波斯的態度乃是一種不折不扣的種族中心主義。他認為奴隸制是一種自然的制度;相應地,所有“蠻族人”(即非希臘人)天然都是奴隸。所以,希臘人統治蠻族人既正確又合適,反之則不然。如同許多有種族主義之用心的知識分子,亞里士多德在從地緣政治學或“自然法”中提取的事實中找到了他的理論依據。希臘人的優越顯然是與生俱來的,是自然的恩賜。在一份著名的殘篇中,他建議亞歷山大做“希臘人的領導者(hegemon)而做蠻族人的暴君;要像對待朋友和親人一樣照顧前者,而像對付野獸或植物那樣處置后者”。

他這么想有其充足的個人緣由。公元前341年,蘇薩方面已經知曉了赫爾邁亞斯與腓力的私下交往。波斯大王派他的希臘雇傭兵將軍門托爾(Mentor)前去解決阿塔紐斯的那位哲學家兼閹人。門托爾誘騙赫爾邁亞斯去參加一個會議,然后立即將其逮捕。在雅典,德摩斯提尼不懷好意地幸災樂禍,以為赫爾邁亞斯將會在酷刑之下供出馬其頓的絕密計劃。可惜,他看錯了人。赫爾邁亞斯遭受了肢體殘害和刺刑,奄奄一息的他仍設法讓人帶信給他的舊友們。他說,他沒有做任何與學者和紳士身份不相稱的事情。腓力的秘密便和他一起進了墳塋,而身處米扎舒適的靜修之所的亞里士多德則為他寫了一首深情的紀念頌詩。人們經常認為,亞歷山大在排外問題上與亞里士多德有著根本的分歧,這位未來的世界征服者有著比“城邦”更廣闊的政治眼界。有的學者甚至斷言,“天才與天才的相遇……既沒有更深的意義,也沒有產生實際的影響”。但是,即使假定亞歷山大后來采取了某種形式的種族融合政策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有爭議的觀點,我們也沒有理由認為,他最初不曾由衷地支持過亞里士多德的看法。甚至他最理想主義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承認這一點。塔恩(Tarn)說:“亞歷山大之所以侵略波斯,首要原因無疑是他從未想過做這件事情,這是他繼承而來的使命。”再者,他背后還有整個希臘文化輿論在支持他。歐里庇得斯就持有這樣的看法,即“蠻族人”應當臣服于希臘人。柏拉圖和伊索克拉底都把所有的非希臘人視為天然的敵人,他們可以被隨意地奴役或消滅。而亞里士多德本人則認為對抗蠻族人的戰爭本質上就是正義的。這些說法可能會被認為荒誕不經而受到不屑;但是它們并沒有比德戈賓諾的雅利安超人理念更荒誕。而且無論荒誕與否,它們都具有支配信念的力量,從而能以最根本的方式影響人們的生活。當希特勒要滅絕歐洲的猶太人時,他的行動正是基于某些人可以被當作次等人而加以清除的信念,也就是說,像亞里士多德那樣,他將這些人與野獸或植物等同了起來。
不過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蠻族人的獸性或植物性有其特殊的性質,這種性質必定在他的學生心中激起過一陣回響。他寫道,“沒有人會把生存的價值簡單地等同于飲食或性的樂趣……除非他是奴性十足之輩”(即奴隸或蠻族人)。另一方面,對這樣的人而言,是野獸還是人毫無區別。他引用的重要例證是縱情聲色的亞述人薩達那帕羅斯(Sardanapalus,即亞述巴尼拔[Assurbanipal])。可見,蠻族人之所以受到蔑視,說到底是。事實上,單純的享樂生活正是亞里士多德教他的學生要予以鄙棄的東西。這種學說對亞歷山大必定具有很強的吸引力,因為他向來看重自制和克己(至少在他事業的早期階段是這樣),而且他熱烈而易感的天性顯示出他具有很強的英雄崇拜傾向。(對他來說,英雄是神話人物還是當代豪杰,這并無分別:他可能會以阿基琉斯為榜樣,但他同樣也會學習老先生列奧尼達斯快捷的步伐。)亞歷山大飲食很有節制;他對金錢極為輕蔑,慷慨地把戰利品分發出去,只給自己留下很少的部分;他說,他最能感知自己也是凡人的時刻是“在性愛與睡覺之時”。顯而易見,亞里士多德對他的教育和影響是根本性的。無論是好是壞,在米扎的幾年給他留下了永久的烙印。
當然,亞里士多德關于分別對待希臘人和蠻族人的建議也可以有更加現實的解釋:誰要是想最大程度利用所要利用之人,他就必須盡可能地迎合他們以贏得他們的合作。希臘人要求以平等相待,獨立感無論多么虛幻是他們最為關切的;與之相反,亞洲人只響應、或者說尊崇嚴厲的威權這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民政事務官員的信條。不管亞里士多德是否有意設計這門課程,亞歷山大學都學得再好不過了。我們會看到,他把它應用到了他后來所接觸到的每個人和每個團體中。
師承
他很大程度上繼承了其師無所不包的科學興趣,以及與之相應的強烈的經驗主義傾向。在一次課堂測試中,他被問及遇到某些情況時怎么辦,他回答說碰上了才會知道這個回答必定深得亞里士多德的贊許。和他的偉大前輩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一樣,亞里士多德相信,經驗和觀察是科學發展的唯一正確基礎,現代科學依然很大程度上基于這一原則。當亞歷山大發動亞洲侵略行動時,他隨軍帶了一大群動物學家、植物學家和勘探員;他們收集的材料和信息為好幾部劃時代的科學著作提供了基礎,其中就包括亞里士多德本人的《動物志》。同樣,這一前無古人的業績的幕后推動者是誰不言而喻。
此外,亞歷山大對醫學和生物學也有著濃厚的興趣二者都是亞里士多德本人特別喜愛的學科。普魯塔克說,終其一生,亞歷山大“不僅喜愛醫學,而且實際上當朋友生病時他還會前去救助他們,為他們開出相應的治療方法和飲食療法”。此類科學教育讓他最受益匪淺的,或許是由此形成的敏銳而靈活的頭腦,以及根據事情的本身、不帶偏見地即時處理問題的能力。在此,我們其實已經觸及了他作為戰場統帥最鮮明的品質。
從更一般的層次上看,亞歷山大學習的課程正是柏拉圖所規定的,在當時的學園成員中十分流行。他閱讀并談論詩歌,特別是荷馬的,我們已經看到他對《伊利亞特》有多么迷戀。他在幾何學、天文學和修辭學等方面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尤其是修辭學的分支、通常所說的辯論術,即以同等的辯才從正反兩方面進行辯駁。亞歷山大十分喜愛辯論術,在這一方面,亞里士多德的教育后來導致了嚴重的后果,其原因不難看出。對普通率直的馬其頓人來說,“一個從正反兩方同樣善辯之人顯然是虛偽之徒,這恰恰證明了他是一個十足的騙子”。年老的伊索克拉底因亞歷山大的教育沒有委托給他、或者他修辭學校的某個成員而憤恨不已,在他眼里整個學園式的訓練都是有害無益的。我們現在尚有一封他大約于公元前342年寫給亞歷山大的信,在信中他用一種委婉的外交辭藻告誡年輕的王子,那些只會鉆牛角尖的智術師根本無法教他如何有效地應對殘酷的政治現實。他指出,君主的職責不是說服而是命令亞歷山大應當遠離辯論術。后來事情的發展證明,這是一個十分高明的建議,即便它是出于偏狹的動機。然而不用多說,它被無視了。
亞歷山大在彌達斯花園待了三年之久,在這段時間里,馬其頓和希臘城邦、特別是雅典的關系不斷惡化。當年輕的王子和他的導師在米扎的林蔭中漫步時,腓力有許多更急切和更現實的事務要處理。公元前342年,他把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色雷斯上,馬其頓與之相鄰的邊境最為虛弱,于是他沿著赫布魯斯河谷建立了許多軍事殖民地。殖民者是馬其頓的渣滓各類慣犯、失業的雇傭兵和各種搗亂分子。其中有個地方獲得了波聶洛波利斯的別名,意為“匪徒之城”:很顯然,腓力這一安排可謂一舉兩得。與此同時,他又娶了第四位妻子一個色雷斯君主科特拉斯(Cothelas)之女美妲(Meda)。她為他帶來了一份豐厚的嫁妝和一個有力的盟友。而據我們所知,奧林匹婭斯沒有任何反對。

對于腓力的最終目標,德摩斯提尼不抱有任何幻想。他說,馬其頓國王在那里過冬,“不是為了色雷斯人倉儲中的黑麥和谷子”,而是作為一項長遠計劃的一部分,意在奪取“雅典的港口、船塢、戰艦和銀礦”。這一前景讓雅典人非常驚恐,于是他們派遣一位名叫狄奧佩特斯(Diopeithes)的雇傭兵隊長前往色雷斯的凱爾索涅索斯(加利波利半島),任務是在那里“保衛雅典的利益”這是一種經典的委婉說法。狄奧佩特斯隨行帶了一些所謂的“殖民者”,看起來這些人和腓力沿赫布魯斯河安置的那些人一樣,同屬無賴之徒。他本人差不多就是一個由政府贊助的海盜,以敲詐保護費為生。伊索克拉底對這種進攻性策略頗為不安,他寫了一封公開信給腓力,建議馬其頓和雅典達成諒解,并且再次提出共同遠征波斯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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