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人”者，義孚

段義孚先生于2022年8月10日在美國麥迪遜仙逝，享壽九十有二。僅在一年前，義孚來電郵時莫名有這么一句結語：“我身體還行，不過我確實感受到年歲和土地的召喚了。”老先生還嫌不足，竟在信末用了一個自嘲的“流汗黃豆”表情： （原文：“I am resonably well, but I do feel my age and the call of the earth.”）。

段義孚在書房

我和義孚自2000年代初開始書信往來，斷斷續續一晃竟二十余年，交流都是用英文。記得2005年初次在北京見面時，我發現義孚講中文語速緩慢，卻是字正腔圓的京調。這自然與義孚出生在天津、成長于書香門第的背景相關。時隔六十余載，重返故里，義孚笑談從學英文到學中文的逆轉：在他“從心所欲”之年，仍然保留著一套兒時學英文的卡片，即中文語匯后面注了英文——只不過現在是倒過來用，學中文了。義孚由此坦言，中文早已不足以表達自己。

段義孚何許人也？應該說，他在中國知識界，足可算一位“聞人”矣！記得不久前，一位著名建筑師在上海交大演講時，對青年學子說他最喜歡的作者是段義孚，而且尤其愛讀其《回家記》（Coming Home to China，2007）。我一時感動，當即自豪地告知這位建筑師，是我邀請并說服義孚于2005年到北京參加“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學術研討會，算是《回家記》的促成者。義孚時隔半個多世紀再次踏上故土，感慨萬千，返美后不久，文思泉涌，很快即成書《回家記》。

《回家記》，上海譯文出版社2013年1月版

《回家記》英文版書影

在國內學界，我們通常將義孚定義為“人文地理學”的奠基人。在西方學界，義孚著作等身，并收獲諸多學術榮譽頭銜，算是個不折不扣的“達人”，卻還稱不上“聞人”。義孚曾經描述過美國所謂“公共知識分子”（public intellectual），如上過《時代周刊》封面和美國郵票的頂級“聞人”瑪格麗特·米德（Margaret Mead），一位文化人類學家，對美國社會指點江山，儼然一副“家里大閨女”（daughter of the house）的派頭。在和義孚多年的交往中，筆者時常私下臆測，以他的思想、才華和著作而言，假設也如米德一般對美國社會和公眾文化產生巨大影響，那會是一個怎樣的局面？以義孚敦厚溫雅的心態，或許本人的遐思流于世俗了。但若拿學問來提一提，義孚的學問人生似乎證明了現代社會（尤其是在美國文化主導下）的一個普遍現象：“達人”往往達不到“聞人”的影響度，而許多社會“聞人”，如一位睿智的比利時學者所言，他們似乎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卻無任何智識（They seem to know everything, but understand nothing）。

物質載體

初識義孚，是從文化的物質載體入手。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始，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的風景園林學科開始關注義孚的成名作《戀地情結：對環境感知、態度和價值觀的研究》（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s，1974）。從表面看，地理學的研究對象，如地質和地方，竟然與人的知覺、情感和價值觀息息相聯，其互動關系錯綜復雜。一道風景，如山林與海灘，經過義孚縱橫古今卻又舉重若輕的梳理之后，印刻于不同文化和社會階層的人心之中（有關“人心”將在后文詳述），其含義及人對其的感情依賴，則經歷了歷史演化。于是，古時令人恐懼的黑山林竟變成了現代人怡養身心的度假勝地。如此這般，在義孚另一本名為《恐懼的風景》（Landscape of Fear，1979）的書中展現無遺。

《戀地情結》，商務印書館2019年11月版

《戀地情結》英文版書影

或許是因為風景園林開了個頭，義孚的書漸漸進入建筑師的視野。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加拿大建筑教授克萊倫斯·阿森（Clarence Aasen）在東南大學建筑系訪問時即手捧一冊《戀地情結》。這是筆者第一次接觸義孚的著作，當時也苦于一時無法理解書名。阿森教授后來成為筆者的博士論文導師，引導筆者從文化人類學入手研究人與建筑環境之間有意味的互動，則是后話。多年后讀到義孚回憶《戀地情結》產生的“社會效應”，他十分得意地提到，一個著名棒球明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他在大學學地理，最喜愛的書即是《戀地情結》。這大概是義孚在西方世界接近“聞人”的高光時刻吧。

其實在八十年代的西方建筑學界，盡管有學者從人類學角度來考量民居，試圖將人與人造環境之間的關系作為研究對象，城市與建筑作為人類文化一個最有感染力和最為持久的紀念載體，仍是根深蒂固的主流。義孚雖從西學入手，將心理學——尤其是歐陸現象學中莫里斯·梅洛-龐蒂 (Maurice Merleau-Ponty）知覺和意識的“世界觀”——用于人地互動關系的研究中，并發揮到極致。然而這種以知覺意識為導向、以人與物之間有意味的互動為目標的智識，在西方建筑領域從未成為顯學。

以城市和建筑為例，西方文化對其永久性和紀念性的執著，古往今來，均在對“不朽”的求索上傾注了大量心血，以至于中古時期一個城鎮的市民甚至可以幾代人花費數個世紀的漫長時光去建造一座哥特教堂。義孚早年常坦言，中國傳統建筑缺乏內向的空間性，于是在不同著述中，以哥特教堂的內部空間為例，生動描述透過玫瑰花窗傾瀉到人間的天光，加上封閉的教堂空間里彌漫著來自管風琴的天籟之音、蠟燭的燃香、沙石砌塊透出的陰冷潮氣和觸手可及的溫暖木椅……如此多元滲透的感官“交響樂”，即是梅洛-龐蒂的知覺（perception）呈現矣！而知覺可上升到意識，于是哥特建筑這個文化載體，便將身體的感受轉化為對天國的信仰了。

這不能不說是義孚對西方建筑一種優雅而又直觀的集大成的理論總結，前提自然是物質的“永久性和紀念性”為文化精神的極佳載體。遺憾的是，西方近現代建筑偏離了這條主線，于是城市中的哥特教堂，從中古時期擁擠密集的城市板塊中漸漸脫穎而出，到了十九世紀，往往成為華美寬敞街道的視覺焦點（vista）；而哥特教堂本身也就變成旅游者從外觀去欣賞的“視覺藝術”了。發展到今天便成了“網紅打卡地”。

義孚對文化物質載體的關注點是超越知覺的，在《分離的世界與自我：群體生活與個體意識》（Segmented Worlds and Self: Group Life and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1982）一書中，義孚以歐洲用餐的禮儀、劇場戲院的空間結構及住宅內部的房間組織，十分令人信服地講述了從歐洲中古時期由松散交融的生活空間支撐下的“群體生活”，發展到十九世紀的分餐禮節、戲院私人包廂以及英國住宅中使用功能劃分有序的一個個種類繁雜的私密房間，由此而承載歐洲現代文化中崇尚的“個人意識”。義孚自然是建筑界的局外人，似乎并未對現代主流建筑史家和建筑師在此背景下的一個奇怪現象發表任何見解：即他們更關注城市和建筑的視覺效應，而非空間組織對人知覺乃至意識的作用。筆者更為好奇的是，義孚認為中國傳統建筑的內向性極為薄弱，那么他如何理解中國人的知覺和意識乃至“個人意識”呢？后文中，筆者將斗膽對此提出一個猜想。

《分離的世界與自我》英文版書影

人與物質載體

與其說義孚更關注文化的物質載體對人知覺和意識所起的作用，不如說他真正的研究對象是人自身。正是因為人的意識而帶來的主動性和能動性，人，其實才是義孚人文地理學的“地方”。

義孚文筆優雅委婉，雖以西學為主，卻不見現代西方學者咄咄逼人的“批判性”（所謂criticality）。少見的例外，是義孚對“社會科學”的直言抨擊——所批判的正是“社會科學”將研究物的方法用在人身上，完全找錯了對象。多年前筆者和義孚有過一段電郵討論，以各自學科（建筑學和地理學）的角度來對社會科學這個悖論口誅筆伐。

從人文地理的對象——人與地方（people and place）出發，義孚的大意經我發揮如下：如果我們研究一個大學的地理學院，一群人（教師和學生）和一個地方（學院大樓），社會科學的方法首先從數據開始。我們收集方方面面的詳盡數據，如教師們發表論文的篇數、期刊的級別、被引用率、基金的種類和當量、學生的來源、成績、出勤、對老師上課的評教，再加上學院大樓的使用面積、教學研究各占多少……如此類推，難以窮盡。最終，通過某種計算，社會科學家可以對這個學院（人和地方）得出一個結論。往往以學科排名呈現，以量化的手段將這個地理學科描畫為全世界第三名，因而區別于第二名。

我把義孚的命題討論再略加拓展，在讀了這一社會科學的分析和結論之后，我們如何知道院長和某位教授的私交如何？周五下午是否會一起去小酌一杯？我們怎么有可能知道某位學生每天走進學院大樓前的心情如何？義孚談到文學倒是直通“人心”，讓人體悟到一群人和一個地方的“內心生活”（interior life）。我們一同回味查爾斯·珀西·斯諾（C. P. Snow）的名著《學院院長》（The Masters，1950），此書將劍橋大學某學院里為了謀取下一任院長之職，同事之間錯綜復雜的明爭暗斗，描述得淋漓盡致，即為“場所精神”（the spirit of a place）的佳例。通過文學藝術對一個地方的精氣神的理解，是任何社會科學通過量化計算所無法企及的。

義孚還嫌對社會科學聲討不足，又寫電郵補充：社會科學除了以數據為目標方法而造成的“扁平化”，還往往忽略了一個地方的最精彩和最拙劣之處，對“人的現象”（義孚英文原文為human phenomenon，筆者在前文已用了梁漱溟先生的“人心”，其實在此處更為妥帖，后文將展開）無能為力。以社會科學數字統計學的目標方法，個人竟無法超越在狩獵采集和初級農業社會中所起的作用。我讀后大呼精辟：我們又如何可以想象一部沒有個人的人類歷史呢？換言之，歷史的驚濤駭浪中，數風流人物，還看個人。

我告訴義孚，他在現代建筑界里竟有一位志趣皆合的知音。美國二十世紀建筑大師路易·康（Louis Kahn）曾斷言：“莫扎特是否曾向社會請示他應該譜何曲子？自然沒有！莫扎特譜寫了樂章，而社會因為有了他而不同。建筑師則務必要創造能激勵社會選擇方向的作品。”

我向義孚表達疑惑，西方現代建筑師中雖有少數性情中人，將人對城市、建筑的多元感官體驗浪漫化，如丹麥建筑史學家斯坦·埃勒·拉斯穆森（Steen Eiler Rasmussen）的《體驗建筑》（Experiencing Architecture，1957），把觸覺、嗅覺和聽覺與視覺同等對待，鼓勵建筑師通過知覺的細微體驗，感受一個環境、場地、房間的個性神韻。但總體而言，正如義孚常舉的一個例子，現代世界如同一張完美的明信片。視覺世界的主導，令一個地方的精氣神匯聚，換言之，給這個地方帶來精氣神的人退居次位，甚至近乎忽略。更談不上通過對人居環境的知覺交響感受，進而上升到理念意識的層面了。

行文至此，似乎并不足以干脆地下結論，義孚的人文地理學即是心理學。義孚對城市建筑的穩定持久情有獨鐘。在與筆者的又一次電郵討論中，義孚對當前技術至上的一個時髦建筑理論——所謂“環境回應建筑”，提出質疑。當技術發展到一定程度，建筑空間可以依照人的意愿和對環境舒適度的需求而伸縮。義孚嘆道，這簡直是人的自信到了瘋狂的地步！難道有那么一天，以人為中心的文藝復興理念會發展到人可以根據自己的心情，而令窗外的一座山也隨意膨脹收縮？外面世界亦會隨由人的幻覺而融化？義孚于是再次重返西方永久紀念性建筑的初衷，那便是：生命即逝，人生莫測，穩定而永久的城市和建筑是生活所需的避風港！

我從未和義孚就此延伸討論中國人的世界是否也需要這么一個穩定而永久的城市建筑“避風港”？通常而言，傳統中國建筑，無論皇宮還是民宅，均為木構架，外部依附磚土墻體和瓦頂。相對于西方以磚石為主的宗教紀念建筑，持久性不是核心目的。2005年義孚游了故宮，曾嘆其寬闊的庭院空間不足以給他哥特教堂所造成的感官刺激。然而義孚是加斯東·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的忠實粉絲，對其《空間的詩學》（The Poetics of Space，1957）中對建筑內外世界的二元哲思多有感同身受。在《空間與地方：經驗的視角》（Space and Place: The Perspective of Experience，1977）一書中，義孚竟然用北京四合院來展示巴什拉所津津樂道的內外反差：“我們對內與外的概念可謂耳熟能詳，但試想一下這些概念在此情景下會變得如此真實：一位客人在一場歡宴后離開燈籠照耀通明的院落，拾步跨出大門，踏入漆黑而狂風亂作的胡同。”

《空間與地方》，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7年2月版

《空間與地方》英文版書影

令筆者料想不到的是，義孚在上一封嘲諷“環境回應建筑”的電郵里做了如下預測：“遠在世界可隨人意而變，甚至融化消逝之日到來之前，人們早就會懷戀舊時的胡同。夏日慵懶的午后，在院落中乘涼，聽著墻外忽遠忽近的鳥鳴和小販的叫賣聲。我之所以用這種口吻說話，是因為前兩天我滿七十六歲了。”讓我驚詫的不是一個長者的懷舊，而是義孚操著優雅的英文道出了十分中國化的意境：義孚在此完全沒有描述這個院落的地理位置、形狀、大小、材質和色彩——試想義孚能如此這般對哥特教堂的內部空間輕描淡畫嗎？然而又有哪一位中國人會去關心《楓橋夜泊》里隱喻的橋的地理位置、形狀、結構和材質呢？

中國人的世界與“人心”

2005年在北京初遇義孚，雖已通過書信往來有舊相識之感，但我的兩位澳洲同事卻道出了令筆者出乎意料的旁觀者印象：風景園林教授詹姆斯說義孚像一位“東方智者”（oriental sage）；地理學教授彼特說義孚的英文口音有“亞洲韻味”（a distinctive Asian flavour）。盡管詹姆斯和彼特都應該是義孚所謂“世界人”（cosmopolite）般的知識精英，在我與他們多年的交往中也絕對不會將二位列入“西方中心論”的狹隘之流，我當時依然暗自認為這是偏見的印象……

在筆者發起的2005年“土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北京國際會議上，義孚與約瑟夫·里克沃特（Joseph Rykwert）兩位均為西學大師。其實這個會議可以說是筆者對義孚和里克沃特通過邀約世界各地學者多學科的探討，表達一種學術敬意！義孚在《回家記》中描述了我主持他的英文演講：義孚通過追溯城市的發展史，尤其是二十世紀翻天覆地的變化，勾勒出人地關系間古今恒定的核心問題，即人在人居世界中對穩定持久的渴望，實則是出于人地之戀（topophilia）或更多是人地之懼（topophobia）。義孚演講結束后，我上臺總結，稱這篇文字是“大手筆的力作”（tour de force）。就我這么一句略顯懶惰的概括，引起義孚暗自思忖：這是不是對具體論點有異議的回避？而他的學術著作似乎在西方都得到類似客套般的對待。

多年后我產生了一個或許有些荒謬的“陰謀論”：其實西方世界的許多知識精英都在迫切期待義孚的下一本書；而他們都在暗中認真研讀義孚的每一本著作。所以義孚可能早已是一位從未上過《時代周刊》封面的“地下聞人”。義孚自嘲，認為他是地理學界的“異類”（maverick）；同時義孚也清醒地認識到，他是西方文史哲界的圈外人。那么義孚的思想著作在西方知識界遭到十分禮貌的“冷遇”，背后的原因竟是為何？在此筆者對“陰謀論”用學問提一提，將前文允諾的“斗膽猜想”表述如下，那就是：西方知識界對中國人的世界和“人心”這個問題基本上不知所措。

義孚在北京的演講題為“時間、空間和建筑：幾點哲思”（Time, Space and Architecture: Some Philosophical Musings），后來收錄在由筆者和同事合編的文集，取名為《人地恩怨：反思20世紀人居世界》（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 Reflections on Twentieth-century Human Habitat，2007）。義孚在文中從時間的哲理，中國的“循環”（cyclic）與歐洲的“線性”（directional）時間觀為基礎，將中國傳統的“宇宙城市”（cosmic city）與院落住宅和歐洲高聳的城市建筑做了區分。義孚最終質疑現今技術的日新月異，企圖取代傳統建筑的持恒性，看似可令人暫時忘卻生命即逝、人生無常，實則徒勞無益。在義孚懷疑西方現代技術世界時，似乎隱喻了“中國人世界”的智慧，卻也留足了讓讀者填白的余地。

義孚一生致力西學，而最終無論在風格還是智識上，均是一個不折不扣的中國學者的極致境界。去年義孚來信時欣然告知他有了一個嗣子查爾斯，并說人生充滿巧合邂逅：查爾斯在2005年還是本科生，當時竟坐在“土地恩怨”會議的聽眾席上——查爾斯后來在美取得環境與資源領域的博士，如今在國內一所大學教授“計算與人居世界”（computation and human habitat）。義孚在信中提了個要求，問是否可以讓查爾斯到上海來拜訪筆者，以示敬意（“I hope you don't mind if I ask him to call on you and pay his respect.”）。在義孚行云流水般的英文背后，流露的難道不是一位中國慈父對長子的“庭訓”？查爾斯后來到滬一敘，我們笑談義孚十多歲時在悉尼讀初中，竟然在澳大利亞崇尚體育和強悍的男子中學生存了下來。義孚和他的長兄就讀悉尼東區克蘭布魯克（Cranbrook）中學；我告訴查爾斯在悉尼民間流行的一個笑談：如果家中沒有閨女，有一個克蘭布魯克男孩也行……義孚和其長兄不擅長體育，靠的是智識和優異的成績，但也幸虧是在克蘭布魯克才得以健康發展。如果上述僅是“風格”，那么義孚的學問人生如何在“智識”上體現了中國人的世界呢？筆者思來，有以下幾點：立德、修身、中庸與對“人心”的尊畏和癡迷。

段義孚與查爾斯

“時間、空間和建筑”一文的濃縮版收錄于《回家記》中。義孚2005年中國之行后，感慨萬千，《回家記》幾乎一揮而就，于2007年初就問世了。而收錄該文完整版的《人地恩怨》一書拖到2007年底才出版。這在筆者看來本無所謂，但義孚來信致歉，說此事處理欠妥。義孚在《回家記》中記錄了這么一個細節：他十分期待筆者題為“百花齊放：品析中國現代建筑之‘德’”（A Hundred Flowers: Discerning the ‘Good’ in China's Modern Architecture）的演講。遺憾的是，就在筆者開講之前，北師大的同事將義孚從會場給“劫持”走了。義孚在書中表達了他對“德”（the good）之珍視。其實，義孚多次在其著作中從中西方文化角度對“德”做了深入闡述，有兩本專著直接以“德”為主題：《立德人生》（The Good Life，1986）和《道義人性》（Human Goodness，2008）。在后一本書中，義孚將孔子和蘇格拉底做了有趣的比較：兩位圣賢雖性格迥異，孔子敦厚內斂（dispassionate），蘇格拉底熱情奔放（passionate），但在求索真理和立德樹人上都有廢寢忘食的精神。義孚常言，自幼時在中國學校里就受到中西方“真、美、善”（the True, the Beautiful and the Good）的故事熏陶，并始終以“善”為重！

前文提及義孚在學問上似乎全然沒有現代西方學者的批判性。這一點表現在對其他學者的鼓勵上，簡直近乎一種美德。在筆者2006年版的專著《寓言建筑》（Allegorical Architecture）封底上，義孚給予了最為慷慨的背書簽注，至今仍是令筆者汗顏的學術鞭策。如此案例不勝枚舉：我記得義孚對某位青年學者十分稚嫩而新聞報道性的建筑評論一書加以至高贊譽，說他從該書中學到了其他任何書都沒有的東西。這位青年學者后來寫了一本品評葡萄酒的書躍升《紐約時報》暢銷書榜，則是后話。筆者一次偶然讀到義孚論及英國學者克利夫·斯特普爾斯·劉易斯（C. S. Lewis）的人品，說劉易斯在寫書評時，從來都是只找贊譽之處來大加發揮。在義孚看來，這是一種優雅至高的美學品行。

義孚的一生從來未離開過學校，其漫長的育人治學生涯正式開始于新墨西哥大學（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六十年代在這個小學校里，義孚和另外一位同事二人即組成了整個地理系。在1998年的查爾斯·霍默·哈斯金斯（Charles Homer Haskins）演講中，義孚發出幸運的感慨：由于沒有多少發表論文和出書的壓力，加上遠離繁華中心的沙漠小鎮，義孚得以自律和保持靈感，同時忘卻了世俗的等級競爭，將思考學習的焦點集中到人文地理的核心點上，那便是文化與人性（culture and human nature）。等時光到了1969年，未及“不惑之年”的義孚在明尼蘇達大學（University of Minnesota）晉升到正教授時，他告誡自己，此生在世俗的功名就此足矣！義孚始終遠離顯山露水的東海岸名校，自1983年轉入威斯康辛大學后，在此終其“求學的一生”（“A Life of Learning”即是義孚1998年Charles Homer Haskins演講的題目）。義孚雖多次暗中慶幸從未被要求出山擔任系主任或學院院長等“為人民服務”的行政職務（倒是常受邀服務于獎學金委員會，做些愉快而施恩愛的社會服務工作），如此“修身”則是儒家人生，僅有閑官之職而得以擁有白居易理想的“中隱”了。義孚的“修身”有過一段十分獨特的文學表現：數十余年間，他常發布系列“內部通訊”（newsletter），以書信的口吻寄給“親愛的同仁”（Dear Colleague），其內容信手拈來，從學生的電話、電梯里同事間無味而禮貌的邂逅交談，到“美學”的古希臘語詞源……頗似士大夫營生處世之外的修辭成章、書畫之作。

段義孚收到學生贈予的禮物

義孚“中國人的世界”自然呈現于學問之中，其特點卻非西學，而是一種調和的中庸二元法則。回觀一下義孚著作的標題，連他自己對多年下意識的二元法則也略有吃驚：人地恩怨（topophilia and topophobia）、空間與地方（space and place）、社團與自我（community and self）、控制與寵愛（dominance and affection）、世界與屋里的火塘（cosmos and hearth），令義孚反思的是，他雖然一直自認為在二元之間是無所袒護而不偏不倚的，但最后不得不承認自己實際上是將目標指向了“宇宙”，即世界、群體和人類的成就。之所以說是“目標傾向”，是因為義孚坦白自己亦是凡夫俗子，仍然依戀“屋里的火塘”——那是家、社團和所有親切、熟悉而恒定的事物的象征。

如此中庸，區別于企圖求靜態之“中”的西方智者，如提亞諾（Theano）、克萊奧布盧斯（Cleobulus）、蘇格拉底、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義孚的反思道出了儒家調和“動態平衡”的大智慧。孔子言：“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義孚的學問人生似可印證。

應該說，義孚“中國人的世界”是通過西學而至，同時也是通過散文札記（essay）而非大部頭的專著（treatise）而至。首先，義孚閱讀中文的能力極有限，更談不上如一些文史哲學者所要求的，通過“一手”文獻獲取知識。借助西文的“二手”甚至“三手”文獻，義孚還多次談及其“淺嘗輒止”的學風，并稱自己為“半瓶醋”（拉丁詞源的意大利原文雅稱dilettante）。義孚說自己不是所謂“大學者”（utmost scholar），在思考和研究一個問題時，面對無窮盡的資料常常會缺乏耐心，甚至變得很沮喪。義孚曾講過一個“大學者”的真實故事：這位學者有極好的研究條件，研究一個課題時有年輕的助手每天為他去一流圖書館查找資料。助手每天都為他從圖書館搬回一摞書籍，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位大學者面對堆積成山的資料卻陷入極度憂郁，最終放棄了研究和整個學術生涯。義孚笑引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稱自己做不到“窮盡一生精力心血去研究十九世紀韓國的馬桶，而無暇顧及其他了”。

以上是義孚在談及《分離的世界與自我》一書的研究過程時提到的。在閱讀研究一兩年后，義孚感到仍然有數十年的學習研究要做，十分氣餒；同時他也認識到，再加數十年的研學，他在細節上會更加聰慧，而在理解智識上倒不見得有長足進步。正當義孚準備放棄這個“分離的房間”與“自我”的研究時，“尤里卡”（Eureka）的奇妙時刻發生了：義孚突然意識到，當他將“分離的房間”置于歐洲用餐習慣及禮節，以及劇場戲院的演化史中，使這些內容彼此聯系起來時，一切都變得豐富、鮮活了，而空間和人際交流的分離與個人意識的發展，也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尤里卡”時刻頗似禪宗的頓悟。用義孚自己的經歷和話來詮釋，即是：“啊，我終于懂了！”（Ah, now I understand this！）但這種奇妙時刻的前置條件，是義孚所謂對人生世界充滿好奇心和熱愛的“半瓶醋”（“Dilettante in the sense of someone who takes delight in the world…”）。這豈不是孔老夫子“述而不作”、愛人索仁的儒家境界么？義孚對人生世界的興趣歸根結底是人的情感和精神（human emotion and mental make-up）。更為貼切的中文表達即是前文提到的梁漱溟先生所謂“人心”。換言之，義孚認為文學和藝術（而非社會科學）方可直指“人心”，從而催生“尤里卡”時刻。梁漱溟先生早年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稱之為“直覺”，是受西方近現代心理學的影響。在這本“年少”之作里（成書時梁漱溟先生不足三十歲），伯特蘭·亞瑟·威廉·羅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尤其是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的影響顯而易見。漱溟先生的“尤里卡”時刻是對“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的功利主義的懷疑，從而承認“人心”莫測，人的行為常由情感沖動所至，而全然不顧利害得失。于是，西方那個完全由“算計”意識而驅動的“我”，自然就站不住腳了。不過漱溟先生只是把西方的幾個大賢，包括倭鏗(Rudolf Eucken)、彼得·阿列克謝耶維奇·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和泰戈爾，看作對儒家不講理、只講情，摯愛“人心”的一種殊途同歸而已。《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僅成書幾年后，漱溟先生就感到西方心理學“直覺”的局限，提出“人心”的表述。六十年后方成書《人心與人生》，則是后話。

梁漱溟先生曾多次自謙其西文功夫不足，中學功底頗淺，自稱不是學者，也不是哲學家、國學家或佛學家，而“只是愛用心思于某些問題上而已”。如果義孚和漱溟先生都屬于某種“dilettante”，那義孚在“下意識”中步入“立德、修身和中庸”的儒家境界，實則是他直至“人心”的藝術成就。如果沿著漱溟先生的思路，把西方近現代心理學的一點成就看作對中國儒家智慧一種遲來的認知，那義孚以“人心”為世界的人文地理學在西方學界遭到禮貌的“冷遇”，或許真正的原因是義孚“中國人的世界”及其問題，如漱溟先生所言：“中國人和印度人態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為問題還不到。”

院落與“天人合一”

2021年，在筆者拙著Confucius’ Courtyard: Architecture, Philosophy and the Good Life in China付梓前（直譯是《孔子的院落》，但或許意譯為《春秋·院落：中國人的建筑、哲學和理想生活》更貼切內容），去信義孚。雖然久未聯系，我在信中將近年來從悉尼到上海的人生遷移給予幾句淡描，主要是將書的內容向義孚做了簡要匯報，書中還引用了義孚對胡同院落的懷戀文字。義孚立刻回音，開言道：“一個未經敬畏上帝來維系的道義世界！中國的士大夫們如何做到？這豈不是西方自由的世俗世界所夢寐以求！”（A moral universe unsustained by an awesome God！How did Chinese gentry manage to do that？Won't the liberal secular West love to know！）

義孚將我用作內容介紹的詞語略加重組，竟然寥寥數筆就勾勒出他自身的心路歷程。義孚在為拙著再次慷慨簽發背書的文字中，對這個歷程描摹盡致：

我還能說什么呢？我對此書期待已久［……］中華文明，其中心是院落，即一種以物質世界呈現中庸之道的建筑形制：它緊湊易得，合乎理性，遵循天道，順應禮義。而現代社會在近幾十年間將其徹底藐視，我們不禁試問，今后何去何從？不同于許多學術專著，阮昕［……］不僅參考了歷史和哲學的傳統史料，還講述了中國人真實生活的迷人故事［……］

義孚一如既往地對拙著給予贊譽背書，我去信感謝，義孚回道：“我談論你的書的文字并非慷慨之詞 而是切實之語，或許孔子本人亦會如是說。”（My words about your book are not kind words, they are simply accurate words, a point Confucius himself might make）也就是在2021年10月，義孚和筆者共同接受《三聯生活周刊》邀約做了“聯合”采訪。義孚是以筆談形式回答提問，而筆者是現場答問的筆錄，事先并無任何協調。訪談以聯合形式發表后，題目雖是筆者即興語出的“虛擬空間，在中國已存上千年”，筆者意識到義孚已真正回歸中國傳統院落。在向讀者推薦筆者的拙著時，義孚提出“家常”（homeliness），那是絢麗的高層建筑圖景所不能滿足，一種唯有中國傳統院落方可帶來的安居感和親密性。我猜想此時的義孚是真正的“回家”了（coming home to China）。這也應該是義孚最后一次履行“公共知識分子”的職責吧。

在這篇文字的行文過程中，筆者一直在思忖考量，如何對義孚的學問人生做一個總結。再讀以上義孚為拙著背書的文字后，筆者恍悟：這段文字似乎描述的是義孚自己的著作，但更是義孚“天人合一”的心路歷程。也正如義孚自己所言，他的學術著作其實是一部娓娓道來的自傳。那么，義孚的人文地理學竟是通過自身對“人心”的一種藝術創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