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甘肅中部的一個小山村，十來戶人家環山而居，形成一個“V”字。在“V”字右邊的尖上，是王梅的家，順著這條路到“V”字的底下，是她姥姥的家。姥姥做好午飯會到路口朝著她家喊:“飯好啦!”

王梅是“95后”。分家時，爺爺給了她家一間土房、一袋麥子、一袋綠豆，鍋碗瓢盆什么都沒有。父親把麥子和綠豆賣了，買回了鍋碗瓢盆。2016年，村鎮實施精準扶貧，王梅家的土房變成了新房。   

她和弟弟妹妹都很爭氣，考上了二本院校，辦了助學貸款。為了供三個孩子讀書，父母承包了一百多畝地，靠天吃飯，收成最好的一年收入2萬元，遇上病蟲害，勉強收回成本。后來，父親離開了家，到內蒙古打工。母親也去了蘭州，做衛生間保潔，每月2300元，一拿到工資，她就分頭往三個孩子的卡里打錢，自己一分不留。

王梅是綏化學院2019屆畢業生，她的故事被記錄在近期出版的《我教過的苦孩子》一書里，作者是綏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的退休教師張愛玲（筆名：艾苓）。她采訪了超過200名綏化學院師生，寫下從2000屆到2020屆這二十一年間畢業的56個貧困生的故事。

這些貧困生主要是“80后”“90后”，他們的成長軌跡，正是農村貧困家庭大學生的縮影。“教育能給貧困家庭帶來希望，改變生活、改變命運的希望?！比涨?，艾苓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說道。

《我教過的苦孩子》一書。“真故”圖書供圖

“我的任務是考大學”

綏化學院地處黑龍江省綏化市，于1953年建校，最初命名為綏化師范學校，1978年更名為綏化師范?？茖W校，2004年實現“專升本”升格為綏化學院。

艾苓是綏化師范專科學校1987屆歷史系畢業生，做過中學老師、公務員、記者， 2005年她回到母校教寫作。從教十七年，她接觸的學生超過3000人，其中至少三分之一是貧困生。

2017年起，艾苓追蹤采訪貧困生的人生軌跡。在她的書中，二本院校貧困生連同他們身后的家的模樣變得漸漸清晰。

他們有人因為家庭條件不好，想出去打工賺錢，被村主任攔下強行“押送”去讀大學。有人考上了市縣里的重點高中但付不起學費，只能放棄，留在當地上學，因為學校承諾減免三年學費。他們把學習當作唯一的出路，也是唯一能幫自己找回自尊心的出路。

綏化學院漢語言文學專業2006屆?？飘厴I生戴軍是“80后”，他家有三個兄弟，父親是鐵路職工，因為肝病病退，母親是家里的頂梁柱，哥哥成家獨立。自從母親病倒以后，弟弟和父親把家里地里的活接了過來。

“我的任務是考大學?！?001年，戴軍第一次參加高考，但成績不理想，復讀第三年，他考上了綏化學院。不料，父母因病相繼去世。靠著勤工儉學、做家教、給學生賣生活用品、推銷外語資料等積攢下來的錢，他完成了大學學業。

石景是“95后”。在他的記憶里，奶奶去世前經常掛在嘴邊的話是“買不起”。湖北的夏天天氣炎熱，他想吃雪糕，奶奶會說，“買不起。”但他生病要打針吃藥，上學要交各種費用，奶奶卻從來不說這三個字。

讀大學是他第一次出遠門，父親陪他去報到，只買到了一張硬座的票。那趟火車全程34小時53分鐘，他跟父親輪流坐。到了綏化以后，父親看他進了校門，轉身回車站趕車，接著一路再坐硬座回去。

這些便是艾苓接觸到的“苦孩子”。上個世紀80年代她讀書那會，學校里還沒有“貧困生”這個概念，“因為大家都不太容易，只是有的人更不容易”。艾苓的丈夫也是綏化學院的畢業生，兩人是大學同學，而她丈夫則屬于“更不容易”那一類學生。

返校執教后，艾苓在2016年出版了一本書《咱們學生》，講述學生們的成長故事。丈夫知道后，提議她關注貧困生這個群體。于是，她決定追蹤貧困生的成長，為他們著書，“二本院校貧困生不是自帶光環的精英，唯有集體發聲，才能夠被聽見、被看見”。  

艾苓寫《我教過的苦孩子》后記時，綏化的春天剛剛開始。在她眼里，這些寒門學子就像殘雪下的春草，他們都在拼命地站起來，從未缺席過春天。  

綏化學院文學與傳媒學院退休教師張愛玲（筆名：艾苓）。受訪者供圖

阻斷貧困代際傳遞

上大學，是很多農村家庭孩子想方設法牢牢抓住的機會。比父輩幸運的是，“80后”“90后”迎來了高校擴招，高等教育不再是少數人才擁有的“奢侈品”。

“如果沒有高校擴招政策，我的學生當中有些人是無緣讀大學的?！卑叻治龅溃咝U招1999年啟動，毛入學率從擴招前的9.8%一路走高，2002年達到15%，2019年達到51.6%，高等教育完成從精英化到大眾化、再到普及化的三級跳。

“80后”的劉娟在2000年考進了綏化師范專科學校，每年學費7000元。面對高昂的學費，貧寒的家庭無力支持。她向所在地區的行署專員寫信講述自己的遭遇，獲得了一萬元的資助。大學時，她一邊打工一邊讀書，獲得了首屆國家獎學金。學校免除了她一年學費，余下的學費用獎學金和專員特批的這筆錢繳齊。

父親堅持讓她學習書法，改變了她的一生。畢業后，劉娟到學校教書法和語文。為了看看更大的世界，她去了智利傳播中國文化。回顧前半生，她說，“爸爸用他殘缺的手，拼盡全力，把我托舉到他看不見的高度。”

高校擴招意味著走出貧困代際傳遞漩渦的可能性增大。艾苓觀察到，以往，和很多發展中國家一樣，教育作為貧困家庭的“投資”，很難機會均等。一些多子女家庭，只有男孩和最聰明的女孩才被家長選擇上高中和大學。在國家脫貧攻堅的大背景下，這種狀況已經得到改善，上學機會不再被家長選擇，而是被中高考選擇。

有人是家族里的第一位大學生，有人甚至是村里的第一位大學生。不少農村家庭為了把孩子托舉到更高的高度，花了一輩子的力氣和心血。  

家住甘肅東南部一個小山村的林博是“90后”，4歲開始跟著爺爺放牛，7歲以后自己放牛。村子地處黃土高原，附近山大溝深，就算最近的學校都離他家有六七里。林博9歲才上學，平常放假也會去放牛。

他家有二十多畝地，能種糧食和經濟作物，但守著家里的這些地，能解決吃的，卻解決不了用的。后來父親去了內蒙古打工，母親留在家里。第一年高考，林博的分數距離二本線差距17分。他想讀三本，父親不同意。復讀一年，他考到了綏化學院。然而，噩耗傳來，父親在車禍中去世，沒能坐火車送他去大學。

“考入綏化學院這類地方高校，他們已經拼盡全力?！卑呦Ｍ鐣芾斫夂妥鹬刎毨?，為他們提供必要的經濟援助、心理援助和就業指導，讓他們更有勇氣和信心完成從學校到社會的過渡。

她認為，教育產業化為更多孩子提供上大學機會的同時，也讓基礎教育階層化，對貧困生影響巨大。高等教育的學生分層，是基礎教育學生分層的累積和延續。這些年來，國家也在不斷改善教育資源的差距，比如實施教師輪崗制度、實行“雙減”、建立貧困生資助體系、完善貧困生認定工作等。

綏化學院的學生在操場上運動。受訪者供圖

“摸爬式努力”

“高等教育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貧困生的命運?”這是艾苓試圖在書中回答的問題之一。

2007年臘月二十六，戴軍從綏化學院畢業后南下來到廣州。他感慨，廣東、山東、黑龍江的冬天是三個截然不同的世界：黑龍江冰天雪地；山東少雪；廣東的冬天綠意盎然，生機勃勃。

“有人說，廣州到處都是錢，就看你怎么‘撿’?！蹦莻€春節，他每天都在琢磨到哪里“撿錢”。戴軍是幸運的，搭上了中國經濟發展的快車。在廣州經商打拼數年，他的生活一天天好轉，結婚買了房子、車子，還回老家修繕了老房子。他說，廣州這座城市不僅有熱度，還有激情，有一種永不服輸的精神，身在其中只能不停地奮斗。

教育讓他們走向更遠的遠方，也更敢想。艾苓發現，早年去大城市找工作的高成本讓很多貧困生望而卻步，老家附近的穩定工作是首選。進入互聯網全媒體時代后，工作機會增多，他們的視野和格局逐漸打開，自主創業、自由職業已經被“90后”接受。

讓艾苓印象深刻的是，2017年，一位“90后”的“學霸”在畢業前暢想未來，“老師，我畢業以后一定要去北京發展，我未來的家要有一個專門的房間用作工作室?！?/p>

艾苓脫口而出，“那你好好奮斗，準備好首付?！蹦猩闪?，反問，“老師，什么是首付？”看著男生純澈的眼神，艾苓小心翼翼保護好這份純真，“你現在不用知道，將來會知道的。”

今年春節再見到他，一個人的故事，變成兩個人的了。他跟綏化學院另一位女同學結了婚，畢業幾年間他們去了北京發展，小有積蓄后，分別在各自的老家買了一套房子。他說，“老師，我終于知道什么叫做‘首付’了?！?/p>

即使“北漂”，他們也能在生活里找到“儀式感”。在艾苓的眼里，他當年的那份純真依然還在，他們在別人看起來“寒酸”的生活里，仍然保有對生活的熱情和熱愛。如今，夫妻倆已回到呼和浩特創業?！八麄兊纳罡X有關系嗎？有。但當兩個人的溫飽問題解決以后，他們要是想幸福的話，誰都攔不住的?！?/p>

也有人學會跟自己和解。上大學時，王梅整天想，以后一定要出人頭地，當職業白領，月入過萬，就像勵志故事中的主角那樣。可真到工作的時候她才發現，客觀條件決定了自己的平凡。平凡的學歷，沒有可加持的技能，做著重復簡單的事情卻經常會犯簡單的錯……

她的工資很低，只夠自己用。助學貸款還是靠著母親打工攢的錢斷斷續續還的，自己沒能幫過家里?！盎斓煤?，對父母好一點，多照顧一點；混得不好，不給父母添堵，不給父母增加負擔?！彼邮芰俗约旱钠椒?。

每年臨近畢業時，艾苓會在課堂上對學生們說，“大學畢業，無論怎樣，都要找一份工作，不要指望別人養你，貧困生更是一群無法‘躺平’的人?！?/p>

邁入社會，一位“90后”畢業生于翔形容自己就像一只“斗志昂揚的刺猬”，時刻要求自己做得比別人好。他沒有安全感，不敢松懈，努力讓自己不可替代。他的“富二代”同學可能不需要擔心父母的身體，不需要擔心住房，更不用擔心下一代的教育經費。而這些問題，他都必須面對。

“改變階層，因教育而在階層間縱向移動，是需要幾代人完成的事。一代人能在本階層做到上層就不錯了?！庇谙璋参孔约?。   

這些孩子的人生軌跡被艾苓概括為“摸爬式努力”——他們背負著全家人的希望，背負著改變貧窮的義務和宿命。大學畢業，并沒有讓他們鯉躍龍門，立馬完成階層躍遷。沒有人脈資源，沒有名校光環，銀行卡里余額不多。他們只能在一路泥濘中摸爬滾打，一點一滴地積累、攀爬，沒有奇跡。幾年或十幾年后，他們終于帶著一身泥漿爬出來，過上有別于父輩的更高質量的生活，反哺家庭，甚至反哺社會。

“他們當中沒有世俗意義上的‘成功人士’，但每個人都很了不起?！卑哒f道?；氐浇逃芊窀淖兠\的命題，她覺得，綏化學院的寒門學子已經給出了答案——教育一直是改變個人命運、家庭命運甚至民族命運的最好“投資”。

綏化學院。受訪者供圖

（注：文中王梅、戴軍、石景、劉娟、林博、于翔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