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孿生帝國?

兩千多年以前，恐怕有半數的人類族群受制于各占歐亞大陸一端的羅馬帝國和漢帝國兩大強權。兩大統一體的面積大致相當。二者都由居住在巨型城市中的仿若神明的帝王統治，管轄著1500至2000個行政區劃，且時常動用成千上萬的士兵。兩個大國都聲稱統御了世界(orbis terrarum 和“天下”)，但也都面臨中央政府與地方精英對盈余的相似競爭，還面對著來自邊界以外的次級政治組織的壓力，以及隨之而來的蠻族滲透。兩者以類似的方式終結：一半版圖，即原有的政治核心——西歐和北方中國——先是受到軍閥的削弱，進而為蠻族所取代；反之另一半則被傳統勢力所保留。

僅自6世紀以后，兩個國家結構的發展軌跡開始趨于分裂，這個趨勢一開始尚且緩和，轉而就變得劇烈了。在東方，整個中國意義上的帝國出現周期性恢復；在西方，帝國和中央政府卻趨于衰落，接著出現多中心的國家系統，這表現了對任何實施霸權的嘗試的持續抵制，并且最終發展成現在的局面——為人們熟知的現代民族國家群。

就國家的面積、機能和國家機構而言，我們觀察到一個長時期漸進的收聚過程，至少持續了數個世紀，但它最終被持續至20世紀早期的遞增的分裂進程所取代。我認為這支撐我們談論跨越整個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的“大融合”，它持續到“(首次)大分流”自公元6世紀開始出現。

2.環境

就所關注到的生態環境而言，兩大帝制實體都有占據歐亞大陸溫帶的基礎性需求。因為此處的氣候、植物和動物便于社會的復雜性和大型政治的長期發展。兩大帝國也都分為兩大不同的生態區域：就羅馬而言，包括地中海核心區和歐陸北緣；就中國論，分作黃土高原、黃河平原核心區和炎熱潮濕的南方。在古代結束之后，羅馬與中國發展的軌跡最終轉至上述兩分的前者。

不過，在環境上羅馬和中國也有較大差異。最突出的是羅馬帝國以溫帶海洋為中心，這非常有利于人和貨物的交通，以及權力的覆蓋；反觀由河谷組成的中國，山脈隔斷給地域整合造成很大的障礙——至少在公元6世紀后的運河系統建立前始終是如此。且與主要的西方河流，如羅訥河、多瑙河以及尼羅河銜接了內海核心不同，中國的河流大都向東流去，因此加劇了地域分隔。

鑒于這些差異，或許會有人猜測歐亞大陸西側比其東側更像是會導向政治性聯合。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中國才是更為緊密(就其面積與邊界長度之比而言)和自足的，它還處于山脈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之下，只對中亞干旱的草原留有一條通路。與之相反，歐亞大陸西部的溫帶永久棲居區，東西向自大西洋至伊朗東部延展了兩倍的寬度，并在東北方有易滲透的邊境，便于農牧民族的遷移。

我們必須追問，這些相反相對的特質是否且何種程度上幫助解釋以下的事實：當中國的“核心”區域在過往2220年的歷史中有長達936年，或曰42%的時間統一，西方永久棲居區的相應數字，僅是公元14年奧古斯都死后大約三個半世紀，或曰僅僅其1998年歷史中的18%。更重要的是，在過去16個世紀中，后者的統一幾乎不存在。只有倭馬亞王朝曾經努力掌控自大西洋至印度河的廣闊地域，不過這也僅僅持續了40余年。

黃河

3.相似性

羅馬與秦漢帝國都建筑在前期國家提供的模板之上，并使之擴張為更大范圍的永久棲居區：在西方，從中東兩河流域到地中海和歐洲大陸；在東方，從渭河流域、黃河河谷至中原，以及后來的南方。東方的基礎形態源自殷商—西周政治(公元前1600—前771年)，它們的精英文化以及西周駐軍城市，涵蓋了整個中原。在地中海地區，這一角色由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希臘殖民地(自公元前8世紀始)和土生土長的希臘化的地方精英所扮演。

回溯至1994 年，克里斯蒂安·吉澤斯基(Christian Gizewski)提出了一個實用的秦漢和羅馬政治九階段并行發展模型。若在某些細節上作出調整，這個模型可用于闡明在大部分國家構造層面的程度驚人的并行演化。第一階段(下至公元前500年)見證了更廣泛的永久棲居區西部邊陲的政治創制，定位于對軍事能力的注重，羅馬和秦都是如此。

第二階段為公元前5至前4世紀，處于意大利中部的羅馬和位于關中的秦這兩大帝國都成長為自治的中型政權，并且卷入了與實力相當的競爭者的沖突。兩個政權繼續保留他們的獨立性，因為他們有天然屏障隔絕與東部更發達地區的沖突。它們最大程度地利用“邊疆國優勢”，這使他們能夠在沒有與更具吞并能力的強大政權遭遇的情況下積聚軍事力量。

第三階段發生在公元前4至前3世紀，期間永久棲居區中一個范圍巨大的霸主產生了：即涵括整個意大利半島的羅馬和延展至四川的秦國。這個增長又一次沒有觸發與他們各自的領導權力的大沖突，不過羅馬人驅動的對意大利的希臘人的侵略和秦對魏國的施壓也使得沖突迫近了。羅馬和秦都從低成本的自我保護中受益，這得益于強大的自然屏障,如意大利的阿爾卑斯山脈及秦地和四川的大山脈。成功的擴張強化了羅馬貴族的集體領導和秦的君主制(二者不同于下文將談到的政體類型)。

第四階段為公元前3至前1世紀的羅馬和公元前3世紀結構更緊致的秦。兩個帝國都借助一系列高風險的戰爭，將整個核心區域帶入了霸權主義。兩者都在直接統治前形成了霸權主義，而較之羅馬寡頭制有限的行政能力，秦的官僚制更好地促進了吞并和統一的進程。就二者而言，大規模的征伐更誘發了劇烈的調整：在東方，從“戰爭機器”之秦向漢初更加不明顯的中央集權政體過渡；在西方，軍事的君主制取代已有的寡頭政治是一個曠日持久的過渡。由于后一轉變影響更為深刻，隨之而來的矛盾沖突長久存在于羅馬，不過二者的結果還是相似的：建立了具有強大貴族參與的君主制，至少起初是這樣的。

第五個階段，包括公元1至2世紀的羅馬和自公元前2世紀至公元2世紀的漢，可被描述為擴張放緩和內部同質化加劇的時期。在二者中，我們都可見到地方精英權力的增強，他們縱然與政權合作，卻也在限制政權的行動范圍。

這一進程在第六階段，即公元3世紀，被軍閥政治和短期割據所打斷。與三國的軍閥割據相比較而言，羅馬帝國所包含的職業軍人已經使危機更為一觸即發。嘗試復辟的第七階段歷時很長，并且，與處于內部分裂的晉朝相比，羅馬起碼獲得了短暫的成功。不過兩者都止于蠻族的征服——中國北方從4世紀早期開始，而西羅馬帝國則從5世紀初開始。

接下來的第八階段出現了業已提到的羅馬東部裂為殘存國家(rump states),而中國南方與靠近北方邊境的“蠻夷”繼任者對峙的局面。兩地均出現了征服者與地方精英的迅速融合，而且聲稱獨立于政權自治的超越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公元6世紀兩地進行了重新統一的努力，在這方面中國較地中海地區為成功。

然而，到之后的第九階段，在東方強大的唐王朝和搖搖欲墜的東羅馬帝國或“拜占庭”政權之間，兩地的統一成果開始急劇分化。在西歐，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之后伊斯蘭和法蘭克人繼任者的政治分歧，統一的局面最終又陷入分裂，這一過程既長期又激烈。這些發展標志著“初次大分流”的開始，它導致了中國的宋、元、明、清各朝出現，直至今日的新中國。而在歐洲，則表現為逐步強化的多元中心主義國家形態。

4.趨同

國家形態的趨同并沒有持久地受初期政體和國家機構組織的大量差異的阻礙。羅馬和中國最顯著的差異，在于中國戰國時代激增的中央集權造就了比前現代歐洲任何一處都強大的國家結構。最一般地說，戰國大都實施了自強型的改革，力圖增加軍事競爭力以面對相互之間的競爭。在公元前4至前3世紀，秦國通過一系列舉措迅速實現了富國強兵。這些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成就了國家領域內的均衡發展，其試圖把國家控制擴展至整個社會的各個層面，使大權集中于一人之手，將國家實力和中央政府的治權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準，并且據說使秦具有了動員和部署成千上萬軍隊、丁役的能力。

秦國商鞅徙木立信

在公元前最后三個世紀中，羅馬完成了與秦規模相似的征服事業，但并未出現類似的政府集權化。然而，羅馬和秦朝都表明，成功的擴張使得農民大規模征兵制度成為可能。公元前4世紀，當羅馬面對意大利半島實力和軍事組織規模相當的競爭對手，它引入了一系列自強化的改革。公元前295年起，特別是在前202年之后，羅馬通常情況下不再面臨具有相當動員潛力的國家級別的競爭者。這避免了對其他國家的曠日持久而沒有結果的戰爭，因而大大降低了推動集中化和科層化以達到更深遠的國內改革的需要。

此外，原始的官僚主義在邏輯上與羅馬共和國政府設置并不相容。羅馬共和國政府被為數很少的世襲貴族所掌控，他們仰仗社會資本、贊助關系并基于儀節操持維系權力，且更加現實地吸收他們的朋友、門客、奴隸和自由民來參與關鍵行政事務。組織緊密的大眾政治參與提供了良性的仲裁機制。在此背景下，軍隊是僅有的達到一定專業化水平的機構。

依據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對社會權力四種主要來源的劃分，只要政治、軍事和意識形態權力緊密聯系并被相同的貴族群體掌控，作為征服者的羅馬的寡頭制度即可長期存續。一旦軍權從政治和意識形態控制中掙脫，集體的統治就會不可避免地轉為軍閥和君主統治。這些軍閥和君王開始依賴完全職業化的軍隊，并通過傳統的贊助和世襲制機制運作政治權力。與中國的主要差異在于，在中國，軍隊通常(雖然并非總是如此)被成功地控制并長時間地被政治—意識形態權力邊緣化。漢代近乎完美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力量的融合，是戰國時代集權化改革和隨后的儒法融合加強國家權力的結果。除了早期城邦階段的政體，羅馬政權從未從類似意義上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力量中獲益。不妨說，戰國的秦國和羅馬共和國起步自全然相反的兩個向度：秦集權化和官僚化。相反，羅馬則被集團統治，且依賴于私人的行政資源。這些巨大的差異可能致使發展進程呈現不同的進程狀態，但并不影響到最終的結果，也就是最終征服和統治整個永久棲居區。

一般而言，早期的中華帝國比羅馬帝國具有更大程度的“科層化”。首先，高級職位的數量二者大致相當，各有幾百個而已。其次，甚至在古代晚期的改革之前，羅馬當局依賴數以千計的借調士兵，以及他們的奴隸和自由民來運轉，此時行政事務者和皇帝世襲工作人員包含了數千的奴隸和準奴隸。到了公元4世紀，羅馬當局錄用了超過3萬名文職官員，這大概是西漢的四倍之多。早期到晚期羅馬君主制的主要轉變在于從運用特設士兵和依靠奴隸和準奴隸的強烈家產式官僚主義，轉向使用受薪的平民勞動力。羅馬和中國之間最明顯的差異存留于城市層面。

盡管如此，我們想要知道最終的差別是否巨大：羅馬帝國中依靠地方精英充任資源保護者，及從外地調任的漢朝地方官，是否都妨礙了國家的稅收征管? 將早期中國官場的擇優程度作過高估計是不明智的：不少漢朝官員獲得職位是通過舉薦，這與羅馬相似，乃是通過簡單直接的贊助來買官。在數量上，帝國學院的教育是個邊緣化的現象，它每年只產生相對來說非常少量的畢業者，即使在正式統計結果未知的羅馬，特定類型的官員才從攻讀法律中受益。甚至連號稱軍政、民政兩分的中國，通過政治—意識形態力量牽制軍權到最后也沒能夠免于失敗。

與中國相比，羅馬的軍權長期處于更具自主性的狀態。然而到了公元2世紀末期，中國迅速地趕上并很快超越了羅馬，并且同樣受困于軍事冒險家和陰謀家們。并且，在兩個帝國中，我們都可以見到“蠻族”殖民者的滲透，諸如中國的匈奴、鮮卑、羌，西方的哥特、勃艮第人等等，這些族群通常接受帝國的統治，但越來越多地進行政治自治。同樣在二者中，此類成分的引入擾亂了地方精英與中央政府之間的平衡，侵蝕了國家在銷售保護上的壟斷，干擾稅收征管，并最終在中央政府之外暗地里與地方精英交易。東西兩方隨后的繼承國中，將異族的征服者和當地人隔離并將二者分別造冊登記被視為首要任務，前者是戰士，后者則作為被榨取剩余價值的生產者。在兩者中，隨著時間消磨，這個分隔受到了侵蝕，是故我們可以見證到異族和地方精英的融合。

古羅馬慶祝勝利的游行

5.分流

國家機構的運行軌跡自公元6世紀以后開始了顯著的分流。那時候，查士丁尼重新恢復最初羅馬帝國統一狀態的嘗試只獲得了部分的成功，并且接下來的一個世紀見證了東羅馬國家在波斯人、阿瓦爾人及最主要的阿拉伯人的影響下逐漸萎縮。由于被他們的地域性軍隊自治所拖累，阿拉伯征服者們并沒有能夠建立持久的世界帝國。在查理曼帝國復興失敗之后，整個西歐的政治破碎化在之后的公元第一個千年中愈演愈烈。此時西歐的各個國家喪失對人民的控制和征收賦稅的能力，主權事實上變成由君主、領主、地方勢力、半獨立的城鎮和神職人員所共享。

中央集權政治的(重新)產生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它主要出現在公元第二個千年的前半段。但在某些情況下耗時更長，這導致了一個政治集群，在其中平衡機制妨礙了一個泛核心帝國的產生。取而代之，激烈的國家間競爭、內部社會和知識的劇變、新式的海上帝國的產生，以及(最終的)技術進步導致了現代民族國家在18世紀(或者可能僅在19世紀)出現。與之相對，在公元6世紀的中國，帝國重新統一恢復了科層政治，盡管也有大量中斷，仍舊在1911年之前維系了一個由漢族或異族領導的泛核心帝國。并且，其影響一直持續到今天。

這些現象是如何發生的? 大體上，與各種各樣的因素有關。舉例來說，西方幅員遼闊的永久棲居區更有利于碎片化的發生。中國缺少像波斯人、阿拉伯人這樣的國家級的競爭對手。公元第一個千年前半段的氣象變化讓中國北方較之歐洲受益更多。中國“蠻族”繼任者的國家更善于草原的游牧生活,相反歐洲政權易受到阿瓦爾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亞人、馬扎爾人和維京人的侵擾。中國逃過了蹂躪西方中世紀早期長達二百年之久的經常性瘟疫的侵襲。意識形態力量的貢獻同樣需要考慮。

漢學傳統習慣性地強調儒家精英傳統的長期影響(或者是類似于西漢時期創生的儒—法形態)，這種傳統傾向于認為讓學術性的文職官員運作國家有利于秩序井然。然而，觀念力量的意義需要在比較性的背景上予以評估：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對后西羅馬時期基督教統一體的思想的承諾缺乏實質性的政治影響，試圖利用“永恒羅馬”觀念建構帝國(如查理曼帝國和奧托帝國時代)，以及伊斯蘭的烏瑪統一體理念等的權重給予適當的重視。此外，漢代以后的中國具有對抗性信仰系統競爭逐漸強化的特性，例如道教與佛教的競爭。僧侶制度的建立積累了巨大的資源，在人力資源使用能力上超越了國家政府，并且最終成為國家主權的分享者。盡管如此，儒家學者提供了一套合用的國家運轉手段也是千真萬確的。

相反，西方的基督教缺少能與之相對應的手段，使之更難支撐以后的羅馬政權，或是重建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固有的自治和依派系分裂的基督教教廷向外部演化，并在某種程度上作為帝國政權的反對者，使之不能夠如中國儒家那般為政權效力。在后羅馬世界中政治與意識形態權力之間持久的摩擦，可能阻礙了國家職能的加強和帝國的建立。在“孱弱”的政權中，精英階層更多地仰仗他們自己所掌控的資源，并且在統治者那里享有更多的自治權。缺乏中央集權的稅收征斂和強制力，統治者的權力要維系穩固，很大程度上依賴與精英階層協商而達成的合作。從公眾的視角來看，地方精英比國家統治者和他們的代理人更加居于支配地位，而封建關系只是個象征性的結果。與此同時，缺乏那種作為“強有力”政權特質的跨區域的整合能力，精英階層更少傾向于獲得多得異乎尋常的財富。這種情況對于經濟成就而言有著深遠影響，它侵蝕了“孱弱”的國家內部及其之間的貿易往來。久而久之，就連相對“強有力”的后羅馬繼承者政權也經歷了國家稅收、軍隊薪酬的衰減。在這種國庫減持和政治軍事權力的去中心化的背景下，保持政權的控制力(特別是在軍事領域)變得越發困難，而造就巨大而穩固的帝國的希望也隨之變得越發渺茫。

就國家控制力而言，中國中古早期的發展情況較大多數西歐地區而言差異巨大。在5世紀后期和6世紀，特別是類似漢朝的政府機構的逐步復興，包括使君主能夠掌控增益人口并對之賦稅，遏制精英自治，為軍事行動調集更多資源，這最終導致了帝國的重新統一。對中央集權化的再度嚴重挑戰，包括了游牧族群與為數眾多的定居點要塞之間的激烈沖突，使得最終旨在保護(并強化地方控制力)農業人口定居點的防御工事以宗族或村為單位被當局所容忍。

從后果上看，這避免了從根本上而言不同的結果，諸如全中國范圍內的封建制和長期分裂，若返回到公元前8世紀早期春秋戰國時代來看，在前述情景中這些真實的反擬法，實際上早已成為現實。

這引發了一個問題：為什么外族征服精英在鞏固國家控制力上獲得了成功，而他們的西方同行則遭遇了失敗? 前述的政府機構的屬性和軍事力量補償的差異(最顯著者是東方有國家掌控的物資配給與部分西方地區直接分派土地之間的差異)和他們的組織構成(騎兵或步兵的優勢)均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了決定性的角色。所有這些問題都應在日后有所討論。比較的視角對于辨識東西方長時段意義上的明顯不同的后果的成因要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中國著名的“朝代循環論”和中古、現代歐洲國家體系的彈性多中心主義，就是其例。

（摘自沃爾特·施德爾主編《羅馬與中國：比較視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國》，李平譯，江蘇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本文首發于微信公眾號“湖邊觀海”，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