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鬼|攝

面臨著勞動力市場分化、老齡化加劇、生育率下跌的日本社會，正處于一個轉型期；加之就讀大學的女性增多，女性的勞動參與度成了改變社會現狀的一個關鍵點。《在場：21個故事講述日本的女性經濟學》是英國《經濟學人》（The Economist）前主編比爾·艾默特（Bill Emmott）采訪了21位日本職業女性之后撰寫的，他記錄下她們事業和生活中的故事，并以14幅圖表和截至2020年的數據分析了日本當下的社會經濟狀況。艾默特參考了高盛日本戰略分析師松井凱西的“女性經濟學”（Womenomics）理論，認為提高女性的勞動參與度將促進日本經濟的發展，改善日本的工作文化。

這21位受訪者來自各行各業，包括創業者、企業高管、政界要員、藝術家等，其中最著名的要屬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前橫濱市市長林文子、戛納電影節獲獎導演河瀨直美和抽象派藝術家筱田桃紅。她們談論了在職業中遭遇的困難，如性別歧視、加班文化嚴重，提出她們對女性身份和影響力的見解、對社會環境變化的看法和對未來的期待。她們的講述不乏真知灼見和溫暖的社會關懷，為職場文化的改善提供了引人深思的洞見。

努力確保東京的7萬多名嬰幼兒能夠獲得保育服務，將使更多女性能夠留在工作崗位上。——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

如果女性發揮更全面的作用，創造更多經濟產出，日本年經濟產出有可能提高10%—15%……工作場所的性別多樣化不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種經濟和商業需要。——高盛日本戰略分析師，松井凱西

第三章

女性如果要成功地做出自己的選擇，與傳統和男性偏見的強大洪流相抗衡，她們往往需要有獨立的精神。通常情況下，她們會是那種特立獨行的人，不因循守舊。然而，如果我們希望這種精神不僅僅是對女性自己的生活產生影響，而是能夠對整個日本產生影響，甚至幫助塑造這個國家的未來，那么女性也需要成為她們“群體”（group）的一部分或與之保持聯系，因為日本是一個注重社群關系的社會。要改變日本，就必須改變社會各個層面的群體。

……

除了馬場的精力和決心，這些事業的成功還有兩個關鍵因素。一個是高松社群的參與。馬場意識到她需要清洗校服，而這個任務非她一己之力所能完成，于是她想到了把這個工作外包給她的大女兒曾就讀的殘疾人學校，而該校正好缺少差事和資金。起初，她也是自己動手從校服上取下刺繡的名字和標簽，每個標簽取下來大約需要30分鐘。有一天，一位老婦人來到她的店里，看到了店里的需求，并表示愿意幫忙。現在，所有這些縫紉工作，即14000套庫存校服的縫紉，都是由當地婦女完成的，她們憑此賺點外快。

除了這種社會貢獻，第二個重要因素是將商店的營業時間限制在上午10點至下午3點，以便馬場和在那里工作的母親在孩子放學回家后有時間照顧他們。這可能會減少總銷售額，但她還是堅持這樣做，因為該業務的一個目的是為社會做點貢獻，而不是經濟利潤，大家互幫互助，母親們方便接孩子，也能補貼些家用。該店在周六也營業，以便上班的母親有機會逛逛，而且她也接受特別預約。

書鬼|攝

第六章

林文子在2009年首次當選為市長后的前兩屆任期內，最大和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推動橫濱市清零了兒童保育的等候名單。在這方面，橫濱是令鄰近的東京和許多其他城市羨慕的。林市長說，起初，市政府官員不愿意接受零候補名單的目標，認為這是不可能實現的，因為如果日托供應增加，需求也會增加，這意味著他們將追逐一個難以捉摸的、不斷移動的目標。在汽車銷售業務中習慣于朝著目標工作的林文子，堅持并最終實現了她的想法。

由于我們的談話是從兒童保育開始的，我便問林女士，在她的工作范圍內還有什么是關于改善女性的職場和社會作用的。她列舉了三個主要方面。首先，她說，婦女“需要榜樣，而這樣的榜樣很難找到”。因此，橫濱市組織了一系列會議，邀請成功的女性專業人士出場，并鼓勵女性建立她們自己的人脈網絡。

其次，該市一直在“培養女企業家”，為新成立的公司提供共享辦公空間，并有顧問提供建議，提供低息貸款和設施，讓企業家可以檢驗其想法，甚至是她們的產品模型。她說，在這種鼓勵措施之下，該市“有221名女企業家在六年時間里開始創業”。該市最近對這些公司進行了調查，發現80%仍在經營。

最后她贊許地說，現在橫濱的許多公司都在為員工提供管理和提升多樣化的培訓。她是在對手政黨（當時的日本民主黨）的執政下當選的，但她還是積極評價了安倍政府自2012年以來為提高女性的勞動力地位所做出的努力。她自己的管理理念與安倍政府鼓勵男女工作方式改革和不鼓勵加班的倡導特別契合。

1965年，林文子高中畢業后就直接參加工作了：她既沒有讀短期大學也沒有讀本科。起初，她在東麗株式會社、松下電器產業公司和其他公司擔任助理，然后于1977年加入本田橫濱汽車公司。在那里，她在第一年結束時就成為公司的頂級銷售人員，這讓她的男同事感到驚訝。她在松下工作時遇到了她后來的丈夫，他們育有一女。當她后來被邀請擔任寶馬日本公司的總裁時，她征詢了他的意見，因為不確定自己是否能勝任這份工作。“接受吧！”他說，“為什么不呢？”

我問：在那時候的汽車行業，能真正做到工作和生活保持平衡嗎？她說，根本不可能。她說，當她成為一名經理時，“我確定，這真的完全取決于領導。因此，當我自己當領導時，我把自己的事情安排好，以便能夠較早下班，樹立一個榜樣”。作為經理和后來的公司總裁，她說她“不斷提醒員工，不必太辛苦，如無必要不用加班”。我對他們說：“早點回家吧。”

她在橫濱市政府延續了這一風格：“我告訴加班的人：‘這里不是你的家，你不能未經允許就使用這里的電和辦公設備。’” 她的印象是，與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相比，這些工作方式的問題對非管理層的女性來說已經好得多了，她們現在可以“從事足夠靈活的工作，以適應她們的生活方式”，但這個問題“對管理層的女性來說還沒有解決”。在她看來，加班的壓力仍然是個大問題。

第十章

因此，日本的脆弱性也可以被看作一種溫和但無情的惡性循環：由于低結婚率和低生育率，日本的老齡化和人口萎縮越來越嚴重，而該國對其基本資源的使用，即由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口所體現的人力資本，看起來陷人了低工資、無保障和低生產力的陷阱，這反過來又壓制了國內支出和稅收，同時也抑制了結婚和生育。自2012年12月 安倍晉三再次擔任首相以來，大肆宣揚的“安倍經濟學”改革提供了貨幣和財政支持，以保持經濟引擎的運轉，但迄今未能為低工資、工作無保障和低生產力，或為下降的結婚率和低生育率找到變革性的解決方案。

然而，在這種持續的脆弱性以及經濟和社會壓力存在的同時，也出現了一些新的和潛在的變革。這就是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初，女性接受完整的大學教育的機會激增，從80年代中期只有10%—12%的18歲女性參加四年制大學課程，增加到現在的50%以上，幾乎趕上了與男性同齡人的教育性別差距。這樣一來，與過去幾十年相比，日本的人力資本已大大增強。

然而，這種增強的人力資本卻遠未得到充分利用。這種利用不足又并非不可避免。擔任各種領導職務的女性人數曾經很少，而如今正在增加，特別是在目前三十多歲和四十多歲的女性中。這反過來又增加了一種可能性，即這些女性領導者的臨界質量可能會促使企業的做法發生變化，從而改善對女性和男性人力資本的利用。

《在場：21個故事講述日本的女性經濟學》

（英）比爾·艾默特 著

林小慧 譯

原標題：《日本社會轉型下的21段人生，一首女性創造力的贊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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