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研究不是只關注過去，也為解讀現(xiàn)實提供了一種方法和路徑。面對世紀疫情與百年變局，世界發(fā)展正在進入新的動蕩變革期，土耳其在歐亞、中東地緣政治中呈現(xiàn)新態(tài)勢。我們該如何從一個長時段的歷史角度進行思考？“帝國”和“民族國家”到底是什么？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土耳其的成長過程經歷了哪些重要的變化和轉型？是哪些因素催生并構成了現(xiàn)代土耳其？

為進一步深化關于上述問題的研究與交流，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北京大學人文學部于9月23日至24日聯(lián)合主辦第二屆“奧斯曼-土耳其歷史研究”青年學者論壇。本次論壇由北京大學土耳其研究中心承辦，主題為“從帝國到民族國家”，共設有四個分論壇。來自國內外眾多高校的青年學者通過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相聚，共同探討從奧斯曼帝國到土耳其共和國的歷史變遷與精神延續(xù)。

在開幕致辭環(huán)節(jié)，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副院長、土耳其研究中心主任昝濤首先介紹了論壇總體情況。北京大學社會科學部副部長、北京大學法學院長聘副教授章永樂在致辭中指出，奧斯曼-土耳其研究是當前區(qū)域國別學學科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二者之間存在方法上的深度互動。中國社會科學院西亞非洲研究所主任唐志超研究員指出，要將奧斯曼研究與土耳其研究打通，強調二者之間的關聯(lián)性；同時也強調中國學者研究的主體性，通過打造特色研究領域、創(chuàng)新學術話語體系、融入比較的視角，打造具有中國特色的奧斯曼-土耳其研究。

第一場分論壇：環(huán)境、疾病與城市：奧斯曼帝國的興衰

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張東寧的報告題目為《納月入懷：奧斯曼帝國創(chuàng)業(yè)期（1299-1453）的環(huán)境史地與氣候變遷初探》。奧斯曼家族并非世胄，史家歷來求索其何以崛起于迷霧之中。張東寧選取“奧斯曼之夢”為研究對象，以十五世紀八十年代前后的編年史料為基礎，分析奧斯曼帝國創(chuàng)世傳說的流傳過程，梳理“夢境”內容所述及的十三世紀末“世界島”交匯處的天地、山川、草木、城鄉(xiāng)等歷史與環(huán)境變遷信息。通過將奧斯曼帝國創(chuàng)業(yè)期的歷史發(fā)展脈絡與全球尺度下十三到十五世紀氣候變動及人類歷史指標事件相比較，認為帶有草原民族特性的早期奧斯曼政權相較于鄰邦，更能適應動蕩相對劇烈的氣候環(huán)境，從而在不同文明的碰撞中抓住機遇，完成創(chuàng)業(yè)崛起，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獨特的帝國性。

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董世康的發(fā)言題目為《近代早期奧斯曼帝國的地中海——紅海城市（1517-1650）》。十六世紀奧斯曼帝國向南方擴張的過程中，打造了一張跨地區(qū)的城市網絡，大馬士革、開羅和麥加是其中的三個關鍵節(jié)點。首先，在經濟方面，這張網絡以海陸朝覲貿易為基礎，串聯(lián)起該地區(qū)的許多重要港口，并將其商業(yè)影響力拓展至從東非之角到印度西海岸的廣大地區(qū)。這些城市和港口之間構成一種 “多元聯(lián)動”的態(tài)勢，它們共同編織了帝國南方邊疆的經濟網絡，帶動了地中海和印度洋之間商品與貨幣的跨區(qū)域流動。其次，在城市建設方面，隨著貿易的繁榮與經濟的發(fā)展，三座城市都不約而同地出現(xiàn)了人口增長，城區(qū)擴張的現(xiàn)象。在此基礎上，奧斯曼人采取靈活的統(tǒng)治手段，根據(jù)不同城市的不同歷史地理背景實施差異化治理，重塑了三座城市的內部結構和空間格局。帝國意志與地方傳統(tǒng)在這個過程中展開了深刻的互動，使得三座城市成為微觀權力博弈的舞臺。再次，在政治文化方面，奧斯曼帝國則通過將伊斯坦布爾建筑風格與地方建筑傳統(tǒng)相融合的方式來塑造城市景觀，借此宣示帝國的權力在場與文化霸權，強化了帝國對這些邊遠地區(qū)的控制。總之，這一城市網絡打通了地中海與紅海之間的聯(lián)系，為奧斯曼人進一步南進印度洋奠定了重要的政治經濟基礎。

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梁蓉容以《珠光璀璨：從托普卡比宮博物館藏珠寶鑲嵌瓷器看 16-17 世紀的奧斯曼帝國》為題發(fā)言。十六世紀的奧斯曼帝國，在蘇萊曼大帝的統(tǒng)治之下，宮廷內掀起了一股鑲嵌風，各種材質的工藝品都被宮廷工匠鑲嵌上耀眼的珠寶。與此同時，大航海時代到來，瓷器開始大批量地進入帝國境內。于是，璀璨的寶石與晶瑩的瓷器結合在了一起，似乎只有像這般精美的器物，才能與“偉大的蘇萊曼大帝”統(tǒng)治下奧斯曼帝國的強盛實力相匹配。到十七世紀中葉，帝國迎來著名的“郁金香時代”，蘇丹對珠寶鑲嵌瓷器的興趣全方位地轉移至對郁金香的狂熱追求中。隨此而去的，是奧斯曼帝國稱霸時代的結束。1699 年，帝國簽訂 《卡洛維茨合約》，標志其與歐洲國家不再是征服者與被征服者的關系，并自此邁向向西方學習的步伐。奧斯曼帝國的輝煌盛世，以及其對于遙遠東方文明的崇拜，由此被封存在流行了近一個半世紀的珠寶鑲嵌瓷器中。

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副教授宋保軍的發(fā)言題目是《黑死病在近東的傳播與奧斯曼帝國的崛起》。他分析了十四世紀中葉至十五世紀中葉黑死病在近東的傳播與復發(fā)對拜占庭帝國和小亞地區(qū)的其他突厥公國造成的沉重打擊，以及黑死病對奧斯曼帝國的較小影響。在黑死病流行期間，奧斯曼國家乘機利用成功的軍事擴張和施粥所等救濟手段吸引周邊的基督徒和穆斯林民眾，侵占拜占庭帝國和其他土庫曼公國的土地，并于1453年成功攻占君士坦丁堡，從一個邊疆公國變成一個橫跨亞歐兩洲的大帝國。他認為，黑死病在近東的傳播客觀上有助于奧斯曼帝國的崛起。

天津師范大學申十蕾的發(fā)言題目為《十九世紀希賈茲與疾病：朝覲、流動與霍亂》。十九世紀上半葉商業(yè)、移民、宗教朝覲的流動為霍亂傳播創(chuàng)造各種途徑，1831年以麥加為中心暴發(fā)霍亂，包括水源污染、動物祭祀污染、基礎衛(wèi)生設施薄弱的朝覲衛(wèi)生體系成為關注重點，奧斯曼帝國采取更嚴格的檢疫與隔離措施來避免疫情蔓延，包括隔離患者、清潔消毒、建立防疫站點、嚴格管控朝覲活動、建立醫(yī)院等措施。在社會治理方面，奧斯曼政府通過建立衛(wèi)生管理委員會、收取朝覲稅費、實行查驗制度、駱駝軍隊保護朝覲者生命財產等措施，旨在展示奧斯曼政府權力，防止西方國家干涉其內政。歐洲殖民主義建立保護機制推動希賈茲衍生出從本土防治發(fā)展到外化控制、以西方為主導的聯(lián)合管理體系，這與多方霍亂防控的立場與其背后意圖相關，霍亂從地方性到全球性的歷史治理經驗中可知需要構建一套更為平等協(xié)作的國際防疫體系。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楊冰冰以《“歐洲病夫”：奧斯曼帝國在十九世紀霍亂病因學之爭中的角色》為題進行發(fā)言。一直以來，“歐洲病夫”是人們對晚期奧斯曼帝國的政治印象，但是其實它也與奧斯曼帝國的健康與衛(wèi)生情況掛鉤。經過不同時代的西方旅者、醫(yī)生與政治家們異曲同工般的層層構建，這個概念才在西方人那里形成了普遍的共識。十九世紀的霍亂爆發(fā)是審視與檢驗這些共識的過程。西方人認為霍亂不具有傳染性，污穢的衛(wèi)生條件與不健康的體質是奧斯曼帝國的霍亂根源，并通過質疑奧斯曼帝國的檢疫措施，維護自己的利益。而奧斯曼帝國則堅持認為霍亂具有傳染性，一邊通過實施檢疫改革維持了政治權威，一邊又推進醫(yī)療衛(wèi)生改革回應了“歐洲病夫”的質疑。雙方的霍亂病因學之爭涉及工業(yè)革命、自由貿易原則與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形成等等時代因素，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而奧斯曼帝國在其中的角色也見證了帝國殖民擴張背景下文明交往的多元性、靈活性與進步性。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上海大學歷史系教授劉義和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副教授袁劍分別對大家的發(fā)言提出了專業(yè)、實際的意見，發(fā)言人也對專家的評議做出了相應的回應。針對前三位學者的發(fā)言，劉義指出，從歷史地理學、城市史以及藝術史的角度進入奧斯曼-土耳其研究體現(xiàn)了研究視角的多樣性，同時也與國際接軌。此外，劉義還在翻譯、規(guī)范等方面對發(fā)言人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后三位學者的發(fā)言都圍繞疾病、瘟疫展開。袁劍指出，當前我們正在經歷的疫情使得我們對歷史以及現(xiàn)實都產生了一些新的認識。一方面，當前的情況使得我們對疫情本身有了更加切身的體會，這有助于我們更加深入地了解歷史上所發(fā)生的疫情，以及這些疫情對于當時地緣政治的影響，從這個角度來講，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對歷史研究產生了推動作用；另一方面，最近幾年全球的疫情使得我們對于疫情背后地緣政治的變遷產生了更深刻的理解，這其中也包括土耳其在疫情期間所發(fā)生的變化。

第二場分論壇：帝國內外：比較視野中的奧斯曼帝國

伊萬·賈瓦希什維利第比利斯國立大學李劍鋒的發(fā)言題目為《奧斯曼帝國語言影響力歷時變化：格魯吉亞語中土耳其語外來詞的語料庫分析》。格魯吉亞作為土耳其的鄰國，歷史上長期受到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因此歷史詞匯中存在大量土耳其語外來詞。基于格魯吉亞語中土耳其語外來詞的歷時數(shù)據(jù)，擬合出奧斯曼帝國對格魯吉亞的語言影響力曲線，同時推算土耳其語外來詞在格魯吉亞語中從傳播、使用到進入主流語言的周期約為200年。根據(jù)奧斯曼帝國“前期-崛起-擴張-衰退”不同發(fā)展階段中土耳其語外來詞不同類別的分布規(guī)律，從歷史語言學的角度解釋奧斯曼帝國由盛轉衰的原因：1）軍事力量減弱和奧斯曼中央制度松散；2）帝國奢靡鋪張的社會風氣盛行；3）“伊斯蘭化”政策推行不徹底；4）地方勢力的反抗和外部勢力的干涉削弱了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力。

中山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博士后白云天以《阿拉伯文史著對于“奧斯曼征服”的層累建構》為題發(fā)言。在現(xiàn)代通行的歷史敘事中，1516-1517年奧斯曼帝國取代馬穆魯克王朝對沙姆、埃及的統(tǒng)治，被看作是奧斯曼人“征服與統(tǒng)治阿拉伯世界”的開端。但在16-19世紀的阿文史著中，沙姆、埃及、漢志、也門及伊拉克等地很少被統(tǒng)稱在帶有“阿拉伯”字樣的概念下，奧斯曼人的“征服”更沒有被視作“土耳其人對阿拉伯人的戰(zhàn)爭”。但到了“阿拉伯民族主義”大行其道的二十世紀，“奧斯曼征服”就被普遍置于“土阿民族關系”的框架下，甚至還在“民族獨立”的語境下被貼上了“殖民侵略”的標簽。當然，激進的“民族主義史觀”從未壟斷阿拉伯史學界，總是有阿拉伯史家在“伊斯蘭世界”的認同下，強調“奧斯曼征服”的歷史貢獻，甚至指責“民族主義史家”對奧斯曼人的“污蔑”，但卻也沒有跳出“土阿民族關系”的敘事框架。

北京語言大學國別區(qū)域研究院楊瀚椒的發(fā)言題目為《巴爾干的奧斯曼“帝國遺產”研究》。作為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龍興之地”，巴爾干半島見證了奧斯曼侯國從安納托利亞的一隅，蛻變成橫跨歐亞非的龐大帝國的壯闊歷程。奧斯曼帝國自誕生起就帶著巴爾干的屬性。可以說，巴爾干和奧斯曼土耳其的文化關系相互浸潤，密不可分。這種歷史的紐帶，一直延續(xù)至今。帝國遺產、歷史記憶和地緣政治始終是影響土耳其人對巴爾干情感與認知的核心因素，正發(fā)黨上臺后，土耳其也一直試圖充分利用這種傳統(tǒng)紐帶，以增強其對該地區(qū)外交政策和宗教事務的影響力，并取得一定的成效。楊瀚椒的發(fā)言旨在通過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中的巴爾干屬性進行分析，進一步指出現(xiàn)代土耳其在巴爾干政策的特殊性，為研究中等強國崛起方式提供佐證。

陜西師范大學中國西部邊疆研究院王志斌匯報的題目是《晚清土耳其穆斯林的來華及其社會活動探討》。王志斌以晚清時期來自奧斯曼土耳其的穆斯林群體為研究對象，通過梳理相關檔案和報刊資料，從游歷者、經師兩方面對土耳其穆斯林來華的史實進行了考證和分析，認為土耳其來華的人員有以單純的游歷、傳教為目的的，也有行乞為生的，更有進行欺詐活動的，形形色色、多種多樣，但在內地活動中以宗教為紐帶的穆斯林群體是來華土耳其人中最主要的部分，通過對他們的追述，使我們進一步認識晚清來華土耳其人的多層面像，正確看待土耳其穆斯林和宗教在中土文化交流交融中所起的作用，從而加深我們對中土兩國人員往來、文化交流的再認識。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以《16世紀明代“天下體系”與奧斯曼“帝國體系”的比較初探》為題發(fā)言。王晉的發(fā)言通過比較十六世紀明朝“天下體系”與奧斯曼帝國在十八世紀前“帝國體系”的異同，認為“天下體系”具有不同于其他文明外交制度的三個特征。首先，中國“天下體系”強調“和而不同”，不過度干涉體系內部其他國家的內部事務，而這一思想至今仍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形式被中國外交所繼承。其次，中國“天下體系”強調“恭順”“書表”等外交“儀式感”，建立“天下體系”的動機是為了維持中原王朝形式上的核心地位，而非汲取臣屬國的資源，對于臣屬國使團和王室甚至經常給予各類賞賜以顯示“天朝富足”“皇恩浩蕩”。最后，“天下體系”依據(jù)儒家經典政治思想，反對暴力推廣中國的政治文化，而是倡導“修齊治平”，將中華文化的政治秩序，通過物質、儀式和等級，逐漸讓其他臣屬國家接受，實現(xiàn)潛移默化的影響。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長聘教軌副教授陳浩以及中央民族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陳鵬分別對五位發(fā)言人的文章提出了建議。陳浩指出，中國的區(qū)域國別研究定位不應該僅僅是一個智庫，同時也應該是學術生產的重要陣地。針對李劍鋒的發(fā)言，陳浩補充了奧斯曼-土耳其之前格魯吉亞的語言變遷情況，同時提出了地名對于反映不同歷史時期人群軌跡的可能性。陳鵬提到了區(qū)域國別研究中學科交叉的重要性，隨著區(qū)域國別學成為一級學科，未來會有越來越多的學科進行融合和交叉。對于奧斯曼-土耳其研究，可以從中國史和世界史兩個角度出發(fā)進行對話，尤其可以充分發(fā)掘中土兩國的多類型文獻，從中土關系史角度透視中國人對外思想、制度的變遷。

在之后的討論環(huán)節(jié)，線上線下的學者對于Rum和Rumi兩詞的進行了集中討論。白云天指出，Rum一詞來源于“羅馬”，奧斯曼帝國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繼承了“羅馬”這一稱號。宋保軍指出，明清時期稱小亞細亞為Rumi。昝濤指出，Rum和Rumi是身份問題也是地理問題。Rum的身份以及由Rum衍生出來的Rumi在十六、十七世紀發(fā)生了實質性的轉變。Rum在奧斯曼帝國內部專門指希臘的正教徒，Rumi指奧斯曼帝國以伊斯坦布爾為中心的核心區(qū)和居民。雖然Rumi一詞與“羅馬”存在關聯(lián)性，但是當時人們所言所指已經不能被等同于“羅馬”。

第三場分論壇：時代更替：民族國家與現(xiàn)代性

烏拉爾聯(lián)邦大學東方學教研室陶靜虹的發(fā)言題目為《土耳其民族建構的外來性》，主要梳理了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的產生及其發(fā)展。“奧斯曼主義”作為土耳其根據(jù)自身歷史建立現(xiàn)代性的民族國家這一嘗試的失敗，導致了由俄羅斯韃靼知識分子建立的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在土耳其境內的盛行。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本質上與西方民族建構的思維基本沒有區(qū)別，基于西方社會科學方法，一以貫之的原則就是“語言民族主義”。需要指出的是，從加斯普林斯基開始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實際上被視為是一種民族主義建構，而不是一種超民族建構。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的悖論性體現(xiàn)在：一方面，突厥語民族的超民族主義試圖滅亡一種共同體——即在同一歷史疆域內，相鄰生活著的具有數(shù)百年共同被統(tǒng)治經驗的共同體；另一方面它又試圖通過東方學和語言學原則，得出一個完全是科學（特別是語言科學）而不是歷史上可感的“想象中的共同體”，即所有的突厥語的人口都具有同一歷史神話根源。

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王藝涵以《想象多元文化主義：后帝國記憶與土耳其民族主義話語》為題發(fā)言。自土耳其共和國建立以來，對于奧斯曼帝國遺產的遺忘、想象、創(chuàng)造和重構一直是土耳其政治話語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奧斯曼帝國作為帝國的多民族多文化共生的特性，與土耳其共和國試圖建設的民族國家的政治理念相沖突。共和國的政治精英們，通過解構與重構，創(chuàng)造了一個“寬容”“多元”的帝國形象。并進一步發(fā)展為土耳其的多元文化主義。土耳其版本的多元文化主義敘事核心不在于展現(xiàn)多元性，而是將土耳其人作為主體，其他族裔作為客體，二者并非處于平等地位。其意在展示在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間的良性互動，展現(xiàn)不同民族在土耳其人治下的多元一體。將在早期共和國時期被批判的多元文化社會模式，置于后現(xiàn)代的政治語境之下。并在實踐中將其納入土耳其民族主義話語當中。

北京大學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秦彥洋的發(fā)言題目為《從伊斯蘭現(xiàn)代化到新奧斯曼主義——十九世紀青年奧斯曼思想的當代意義》。青年奧斯曼運動處于奧斯曼帝國新舊改革交替時期，其思想具有承上啟下特點。具體而言，在政治改革維度，尋求一種包容性的伊斯蘭現(xiàn)代主義，代替全盤西化；在民族自強維度，主張奧斯曼主義取代伊斯蘭主義成為國家認同的基礎；在社會動員的維度，新民族資產階級取代舊貴族登臺。二十世紀末以來，伴隨著土耳其國家的主導性意識形態(tài)從僵化的世俗主義轉變?yōu)椤巴炼?伊斯蘭一體化”，青年奧斯曼思想被當代土耳其知識界重新重視，與所謂“新奧斯曼主義”的構建結合在一起。對內，圍繞土耳其身份和人口的多元文化性，知識界開始重新想象奧斯曼帝國的過去，特別是其文化多元化，將多元化作為解決身份和政治統(tǒng)一問題的模式之一。對外，青年奧斯曼黨人那種超越某一種族、某一地域的“大奧斯曼觀”，在地理上涵蓋西亞、北非、東歐多個現(xiàn)代民族國家，也符合進取型外交戰(zhàn)略的需要。重新認識青年奧斯曼運動，有助于我們理解當代耳其政治思想、社會文化方面的新動向。

蘭州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李明雋的發(fā)言題目為《凱末爾時代土耳其教育的改革與建設》。教育現(xiàn)代化是世界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土耳其共和國在凱末爾時代大力推動西方化和世俗化，開啟了現(xiàn)代化迅速發(fā)展的進程。通過各方面的改革與建設，土耳其在教育領域取得了較大的發(fā)展，開啟了教育現(xiàn)代化。李明雋通過分析相關文獻，從教育改革的背景淵源、教育體制的改革與建設、教育教學內容的調整、以國民學校與人民宮為代表的社會教育體系的建立與發(fā)展、以及教育變革的積極意義與缺陷等方面，全面討論了凱末爾時代土耳其的教育現(xiàn)代化歷程。

北京大學區(qū)域與國別研究院趙馨宇的發(fā)言題目為《世俗主義與現(xiàn)代性——反思土耳其“世俗主義”話語的變遷》。趙馨宇梳理了土耳其共和國自凱末爾時代至埃爾多安時代關于“世俗主義”話語的變遷，反思了凱末爾的世俗主義改革與現(xiàn)代性之間的關系，指出凱末爾版本的世俗主義試圖將伊斯蘭教置于國家的監(jiān)護與指導下，創(chuàng)造出一個在大眾層面上完全“非政治的”“本土的”伊斯蘭教，利用它實現(xiàn)自己的改革計劃，通過重新解釋穆斯林傳統(tǒng)促進土耳其復興。趙馨宇還關注了世俗主義內涵在正發(fā)黨執(zhí)政時期的演變，指出正發(fā)黨人不質疑世俗主義的必要性，但對其定義有自己的理解，更加強調宗教信仰不受政治權力干預的自由。趙馨宇還試圖從后現(xiàn)代理論視角，在后世俗社會的背景下討論土耳其的世俗主義問題，并關注了自凱末爾時代至埃爾多安時代土耳其政教關系的延續(xù)、傳遞與變遷。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助理教授張忞煜以及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雅博士后董雨對五位學者的發(fā)言做出評述、指出了相關問題。張忞煜從研究方法和研究視角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強調了論文寫作過程中學術史回顧與理論視角引入的必要性，從后現(xiàn)代的角度出發(fā)對西方中心視角進行了反思，指出了從話語的角度出發(fā)進行研究的重要性。董雨從材料廣度與論文寫作規(guī)范的角度提供了更多線索和建議；此外，董雨也指出，在使用特定概念時，應對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深入的思考和辨析。

第四場分論壇：區(qū)域與全球視野下的土耳其

國防科技大學博士后高建芝的發(fā)言題目為《簡析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在馬其頓改革問題上的外交選擇（1903—1908年）》。二十世紀初，當馬其頓問題上升為國際問題后，奧斯曼土耳其帝國意圖利用列強間的分歧，破壞歐洲協(xié)調，為馬其頓改革設置重重障礙，以達到維系帝國穩(wěn)定與完整的目的。在馬其頓改革進程中，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逐漸疏遠英國，轉而依靠在軍事、政治和經濟上對其都有巨大影響力的德國。奧斯曼土耳其帝國希望將其與德國的戰(zhàn)略利益進行綁定，并利用德國對奧匈帝國以及意大利的影響力，對英國、法國和俄國的威懾力，謀得列強間的外交平衡，同時盡可能限制巴爾干諸國覬覦帝國的歐洲領土。然而，在現(xiàn)實主義政治面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外交努力往往顯得徒勞，因為自始至終其外交主動權并未掌握在自己手中，這使其在更多的時候只能希望以較小的代價換得可能遇到的更大損失。

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心博士后杜東輝的發(fā)言題目是《威脅的分化：土耳其與英法同盟關系的形成與破裂（1939~1941）》。對于1939年英法土同盟關系，他指出，三國對威脅的認知存在明顯的差異：土耳其視意大利為主要威脅，英法則將德國看作主要對手。威脅的不對稱削弱了三國同盟關系的凝聚力和有效性。隨著戰(zhàn)爭的推進，土耳其的戰(zhàn)略環(huán)境迅速惡化：英法無力提供軍事援助；蘇聯(lián)單方面提出《海峽公約》的修訂問題；德國則通過威逼利誘的方式敦促其保持中立。戰(zhàn)爭爆發(fā)后，避免重蹈“波蘭的覆轍”（1939年）、“法國的覆轍”（1940年）和“南斯拉夫的覆轍”（1941年）先后成為土耳其的安全關切，三國同盟無力幫助其應對這些威脅。面對威脅的轉移和分化，土耳其選擇重返中立政策，以其立場的模糊性應對威脅的不確定性。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高成圓的發(fā)言題目為《土耳其官方關于“塞浦路斯問題”話語的轉變（1923-1960）》。高成圓從話語研究的角度對土耳其官方在1923至1960年關于塞浦路斯問題的態(tài)度和立場進行了考察。總體而言，在共和人民黨執(zhí)政時期，土耳其官方將塞浦路斯視為英國的內政問題，長期沒有關于塞浦路斯問題的話語；執(zhí)政后期則對外支持英國對該島的主權，對內否認土耳其存在該問題。在民主黨執(zhí)政時期，曼德列斯政府前期延續(xù)共和人民黨的政策，后期則承認土耳其存在該問題并賦予其的重要性，官方話語經歷了從“維持英國統(tǒng)治塞島現(xiàn)狀”到“將塞島歸還土耳其”再到“分治塞島”最后到“支持塞島獨立”的轉變。在這個過程中，土耳其政府逐漸將塞浦路斯描述為急需回歸“祖國母親”（Anavatan）——土耳其懷抱的“游子”（Yavru Vatan），將塞浦路斯問題表述為土耳其的“國家事業(yè)”（Milli Dava）。作者認為這兩個表述成為之后土耳其關于塞浦路斯問題的核心話語與權威話語。

巴黎高等師范學院陳雅雯以《“青年土耳其人”與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為題進行發(fā)言。本次發(fā)言聚焦在奧斯曼帝國和土耳其歷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青年土耳其人”及其領導的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中文世界對這一群體的認識及其翻譯并不統(tǒng)一，因此發(fā)言首先嘗試厘清“青年土耳其人”這一術語的內涵和使用語境，尤其重點討論這一群體與“聯(lián)合與進步委員會”的關系，進而關注1908年青年土耳其人革命，以期呈現(xiàn)其中的獨特之處，最后選取一位同時代的法國社會主義者讓·饒勒斯，以他對青年土耳其人革命的評論作為個案，考察當跳出奧斯曼帝國自身演變的視角，對于生活在20世紀初的人而言，這場革命還可能被置于何種位置，從而豐富對“青年土耳其人”與這場革命的認識。

西安外國語大學亞非學院講師劉新越的發(fā)言題目為?erkes Ethem and the Circassian Element in the Turkish War of Independence。1919年5月15日希臘軍隊登陸伊茲密爾，并于隨后逐步挺進安納托利亞內陸。切爾克斯·艾特海姆很快以薩里赫利為中心，在6月間沿著馬爾馬拉海南岸到愛琴海一線組織起最早抵抗希臘軍隊的民兵武裝之一。在凱末爾尚未組建起正規(guī)軍、力量薄弱之時，艾特海姆幫助其擊退了三支忠于伊斯坦布爾政府的民兵武裝的進犯，使凱末爾有余力發(fā)展自身政治勢力，進而組建起足以抵抗希臘軍隊的正規(guī)軍。然而，在以凱末爾為中心的正規(guī)軍隊組建后，艾特海姆不愿服從正規(guī)軍的調遣，在指揮權、軍紀控制等問題上與多位軍官發(fā)生了激烈沖突。此外，艾特海姆試圖通過出版宣傳性報紙等方式在安卡拉增強其政治影響力，加深了他與凱末爾間的個人矛盾。1921年1月，安卡拉政府決定通過軍事手段解除艾特海姆民兵武裝的潛在威脅。艾特海姆在遭受正規(guī)軍的步步進逼后被迫與希臘方達成協(xié)議，逃往希臘占領區(qū)。一直以來，凱末爾主義官方史學將1921年1月的一系列事件定性為艾特海姆叛亂，并特意強調艾特海姆的切爾克斯民族身份。這一觀點在近年來愈發(fā)受到挑戰(zhàn)，持不同立場的學者依然就艾特海姆是民族英雄還是叛徒而爭論不休。

在評議環(huán)節(jié)中，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以及寧夏大學中國阿拉伯國家研究院副教授宋保軍分別對五位發(fā)言人的文章做出評議，并給出了具體的意見。隨后，各位發(fā)言人就評議專家提出的問題展開了討論。

在閉幕致辭中，昝濤教授對為期兩天的論壇做出了總結。昝濤指出，從選題來看，本屆論壇的發(fā)言題目多具有跨學科、多元化、創(chuàng)新性的視角，與國內外學術界都進行了對話；從所用材料來看，絕大多數(shù)文章都基于一手資料進行研究，同時也有很好的理論關懷；從問題意識上來說，與會學者的發(fā)言具有中國學者進行奧斯曼-土耳其研究的主體性和理論關懷。昝濤指出，當前國內奧斯曼-土耳其研究還處在發(fā)展初期，傳統(tǒng)上與中國歷史學研究主要領域的聯(lián)系較少，要想在學術界贏得一定的地位，需要青年學者共同努力。最后，昝濤還對第一屆論壇的論文集《奧斯曼土耳其研究：學術史的回顧與展望》進行了介紹，并表示希望系列論文集能夠成為論壇的載體，用中文做出和國外學者同等水平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