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辛亥革命不僅推翻了清王朝，也催生了適應民主共和思想的民間印刷業，在商務印書館任出版部主任的陸費逵與戴克敦、陳寅等，約請編輯人員私下編寫新教科書。1912年1月1日，由陸費逵等籌資在上海創辦了中華書局，自辦印刷，以編印新式中小學教科書為主要業務，首先出版新編的《中華教科書》，迅速發展成為國內民間第二大出版機構。

中華書局初創時，僅在上海英租界福州路（即四馬路）東首租3間店面，印刷所則設在福州路北的惠福里。

圖1：1910年實測上海城廂租界圖，福州路北有惠福里。

1910年實測的上海城廂租界圖上僅在福州路、河南路十字路口西南，即棋盤街西標記“商務印書館發行所”，惠福里位于福州路的北側，屆時還沒有中華書局。

1913年，設中華書局編輯所，陸費逵任局長（后稱經理）。隨后，總公司遷至黃浦江北岸的美租界東百老匯路（今東大名路）AB29號，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設編輯、事務、營業、印刷四所。其后，編輯所又移至東百老匯路88號。

圖2：1913年（美）Map of Shanghai ，標記“East Broadway”（東百老匯大街）。

圖3：1913-1914（日）最新上海地圖，標記“Broadway（百老匯大街）”。

1915年，上海中華書局改為股份有限公司，自辦印刷所，并增設發行所，中華書局總店發行所設在英租界南京東路南側禮拜堂對面的拋球場（今河南路、南京東路交叉路口）。

翌年上海中華書局資本增至160萬元，職工達1000余人，繼商務印書館之后成為國內第二家集編輯、印刷、發行為一體的出版企業。兩家出版社的發行所均選址于靠近上海售書業集中的福州路，雖然都在河南路上但是不在一處，時人有所謂“分庭抗禮”之說。

圖4.1：1918年10月日本堂書店發行最近實測上海地圖，河南路僅標商務印書館。

從1916年前刊印的上海城市地圖上可以發現福州路與河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南隅尚有一塊空地未被利用，中華書局購置此地新建5層樓的大廈，有店面10間。1916年，上海中華書局總發行所自南京路西南轉角舊址南遷至棋盤街（今福州路、河南路十字路口西南）新建的5層樓大廈辦公，始與商務印書館相鄰。

圖5：上海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總店新址照片

同年，上海中華書局在靜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92號哈同路（今銅仁路）口建成印刷總廠，除印刷所外，總辦事處和編輯所也設于此。總廠占地面積40余畝，居當時上海各印刷廠之首。

可是，兩家出版社在上海棋盤街上比翼齊飛的歷史場景，持續數年并未表現在上海城市地圖上。例如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實測上海市租界分圖》，并沒有在《英租界分圖（公共租界中區）》標記中華書局，只是在《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暨閘北分圖》的哈同路西側標記了“中華書局總廠”

圖6：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暨閘北分圖》，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已經標記“中華書局總廠”。

圖7：1918年10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實測上海公共租界西區暨閘北分圖》，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已經標記“中華書局總廠”。

直至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訂正袖珍上海新地圖》，才首次在上海英法租界分圖內的河南路棋盤街同時標記了中華書局和上海商務印書館的位置。

圖8：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印制《訂正袖珍上海新地圖》上海英法租界分圖，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盤街僅有商務印書館發行所。

而上海中華書局自己編繪的上海城市地圖，遲至1925年2月才在刊印的第三版《最近上海全埠地圖》內在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同時標出了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同時，在靜安寺哈同路西側標記了“中華書局總廠”。

圖9：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并列標出“中華書局”“商務書館”，在靜安寺哈同路西側標記“中華書局總廠”。

圖10：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并列標出“中華書局”“商務書館”，在靜安寺哈同路西側標記“中華書局總廠”。

圖11：1925年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圖》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盤街并列標出“中華書局”“商務書館”，在靜安寺哈同路西側標記“中華書局總廠”。

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新刊出《最新上海全埠地圖》（初版），在英租界即公共租界中區標記“中華書局”發行所與“商務書館”并列，同時在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標記“中華書局總廠”，在地圖上的標記更加清晰明確。

圖12：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圖》初版，同時標記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盤街）的中華書局和哈同路的中華書局總廠。

圖13：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圖》初版，同時標記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盤街）的中華書局和哈同路的中華書局總廠。

圖14：1925年12月上海中華書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圖》初版，同時標記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盤街）的中華書局和哈同路的中華書局總廠。

一般人們都曉得伴隨著中華書局的誕生，中華書局刊印出版了一批帶有愛國內容的新式教科書，令世人耳目一新，且立即風行全國，不僅迅速贏得了民國初年教科書的市場，而且中華書局從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國出版界的地位，中華書局版教科書為中國教育現代化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少為人知的是，民國初年，中華書局還發行印制了兩部新版地圖集，一部是《最新中華民國分省地圖》，另一部是《世界改造分國地圖》訂正三版地圖集全一冊，收圖32幅。兩部圖集均由丁詧盦編著。1921年，中華書局出版的這兩部地圖集都是在上海靜安寺路192號的印刷所印制。

1921年2月，中華書局出版發行由丁詧盦編著的《最新中華民國分省地圖》圖集。此圖集表明東沙群島、西沙群島屬于中國。

圖16：1921年2月中華書局印制《最新中華民國分省地圖》的版權頁。

版權頁明確記載：該圖冊由丁詧盦編著，經陸費逵、戴克敦審閱，印刷地點為上海靜安寺路192號印刷所，即哈同路西側的中華書局總廠；總發行所位于上海棋盤街，即福州路與河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南隅。屆時陸費逵為中華書局經理、戴克敦任編輯所所長，故由此二人審閱核準發行。

在“中國全圖”內，南海標繪了“東沙島”，并在右下角專門附有“西沙群島”圖，繪出西沙群島諸多島礁，標記“特里屯島”（今中建島），圖上同時繪出雷州半島南端和海南島，以表示西沙群島在我國的方位。

在“廣東省圖”中，顯示東沙群島，標英文名稱“Parata I.”，并用紅字注記“東沙群島西名布拉多斯島”；另附專門的“西沙群島”圖，用中文標出名稱“西沙群島（舊名七洲洋）”，同時注記西文名稱“Paracel Is.”，并紅字注記“西名巴拉塞爾諸島”；圖上描繪21處島礁、礁盤的形狀，分別標出名稱：“菲勒生特群島”（今宣德群島）、“福杜羅島”（今甘泉島）、“錢財島”（今金銀島）、“壇堅島”（今琛航島）、“達可倫島”（今東島）、“覓出礁”（今華光礁）、“特里屯島”（今中建島）。以上地圖設計表明東沙群島、西沙群島皆屬于中國領有的島群。當時南沙群島（今中沙群島）和團沙群島（今南沙群島）尚未由民國海軍海道測量局完成實地測量，也尚未確定南海136個島、礁、灘、沙的位置和名稱，所以，民間出版機構刊印的地圖還未明確表現南海的中沙群島、南沙群島。一直要到海軍海道測量局完成南海實地測量并確定南海島、礁、灘、沙的位置和名稱，1935年4月，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將南海諸島分成四部分，刊登在《中國南海各島嶼華英地名對照一覽表》中，由中國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公開出版地圖，才為民間各出版單位編制表現南海諸島的新地圖提供了依據。

1921年11月，中華書局發行由丁詧盦編著的《世界改造分國地圖》訂正三版地圖集全一冊，收圖32幅。第一版于民國九年（1920）2月印刷，3月發行。

圖20：1921年11月中華書局印制《世界改造分國地圖》之封面。

圖21：1921年11月中華書局印制《世界改造分國地圖》之版權頁。

該圖集由《世界改造大地圖》和分國地圖組成。1920年1月，曾經印制發行過第一版《世界改造大地圖》，由徐煐編繪、丁詧盦校對，根據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在法國簽訂的《凡爾賽和約》所認定的世界形勢，即按新興國家、割讓地區、國聯托管地、協約國聯軍暫時占領地、民族自決地和爭執未決地等政治地理空間格局編繪，同時附奧匈及巴爾干舊疆域圖、新形勢圖、德比疆界圖、薩爾流域圖、德波新疆域圖、阿拉伯半島圖，以地圖的形式說明《凡爾賽和約》的主要內容。這次是經過訂正后的第三版，由丁詧盦編著，包括世界各大洲圖、中國分省地圖、世界改造分國圖，以及漢英、英漢地名檢索表，頗便于讀者閱覽。民國初期，中華書局從適用于中等教育的出發點出版的這兩種地圖集，對提升當時中國國民的地理知識和對國家疆域領土的認知起到了良好的促進作用。

這一時期，中華書局還印制過其他專題地圖。例如：1925年4月，由葛綏成、徐棫編繪，中華書局出版了比例尺1:15000的《杭州西湖全圖》；1929年6月，中華書局又印制了彩色版《杭州西湖全圖》及附孤山附近圖，兩版杭州西湖圖的地形均采用等高線表示，在當時屬于比暈滃法更科學的制圖技術了。

1935年，中華書局在上海澳門路469號建成印刷總廠新廠，總辦事處和編輯所也設于此。購置先進印刷設備，既印本版圖書，也承印地圖、郵票、香煙盒子以及政府的有價證券、鈔票、公債券等，印刷業務更加發展。截止1937年底，各出版商印制的上海城市地圖，在公共租界中區棋盤街從并列標注“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逐漸改變為僅僅標注“商務印書館”一家，而在公共租界西區哈同路標注“中華書局總廠”，尚未區別哈同路老廠和澳門路新廠，說明編制地圖趕不上現實局面的變化。

圖23：1933年上海東方輿地學社《實測上海明細大地圖》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盤街）“中華書局”與“商務印書館”并存。

圖24：1934年武昌亞新地學社印制《新上海市實測詳圖》，棋盤街僅標記“商務印書館發行所”而沒有中華書局。

1937年7月7日，全國性的抗日戰爭爆發，11月上海淪陷。陸費逵赴香港，在九龍成立中華書局駐港辦事處，掌握全局重要事務；上海方面由常務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務，靜安寺老廠印鈔部轉移至香港分廠，設在公共租界澳門路的印刷總廠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經理，以“美商永寧公司”的名義維持營業。1941年7月9日，陸費逵在香港九龍病逝，李叔明繼任總經理，上海方面由吳叔同任經理。隨著太平洋戰爭爆發，日軍進占上海租界后，永寧公司被封。香港亦被日寇占領，中華書局的領導核心相繼內遷，1942年2月在重慶設立總管理處。此間，仍然以印制教科書，編輯出版各種圖書雜志為主要業務。從1937年至1945年間，中外各國出版商印制的上海市區地圖上均不見標注“中華書局總廠”的字樣了。

1945年9月，抗戰勝利后，中華書局總管理處遷回上海，恢復了印制教科書、圖書雜志和地圖的出版業務。1946年11月，中華書局發行許仁生編繪、葛綏成校訂的《最新上海地圖》初版，在這幅上海城市地圖內同時標記位于南京西路銅仁路的“中華書局老廠”和澳門路的“中華書局新廠”，這可能是新中國建立前中華書局在上海地圖上留下的最后印記。

圖25：1946年11月中華書局印制《最新上海地圖》初版，同時標記老廠與新廠。

圖26：1946年11月中華書局印制《最新上海地圖》初版，同時標記老廠與新廠。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54年5月，中華書局實行公私合營，總公司遷至北京，在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辦公（1957年春—1961年秋）。同時在上海留有中華書局上海辦事處，1958年改組為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澳門路的“中華書局新廠”址改成中華印刷廠，今為“中華1912創意產業園”，廠房變成中華菁英公寓式酒店。同年，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立，中華書局被指定為該小組的辦事機構，成為整理出版中國古代和近代文學、歷史、哲學、語言文字圖書及相關的學術著作、通俗讀物的專業出版社，60多年來承擔了國家級古籍整理的眾多基本項目。

1980年代，中華書局辦公機構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一座灰色帶裝飾的大樓內，與位于北京東四南大街路西的國家新聞出版署相距不遠。說來也巧，中華書局又一度與商務印書館同在一座樓里了。

圖27：1994年北京市區地圖標記燈市口王府大街中華書局位置。

1998年7月8日，成立中華書局有限公司，總部位于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38號。2012年中華書局迎來百年華誕，舉行了一系列慶祝活動。

2022年適逢中華書局創建百十周年華誕，特撰短文用地圖記錄中華書局的足跡經緯。

（文中部分圖片未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