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評論家張新穎隨筆集《不任性的靈魂》由上海文藝出版社推出。書中，張新穎從布羅茨基眼中的奧登、奧登眼中的歌德談起，牽引出但丁、艾略特、帕斯捷爾納克、卡佛、博爾赫斯等世界文學史上的響亮人物，以此來討論一個有創見的發現，即不任性的天才靈魂。任性與不任性，原是天才靈魂的兩面，這些擁有超常天賦的人，理當任性；然而，他們意識到人生與自我的有限，選擇了以不任性的方式度過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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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過這些回望，我們會發現，所謂文學天才，懂得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在現實的細事上。正如歌德交給年輕寫作者的那個命題，“如何描繪置身其中的城市？”歌德發現，年輕人寫起內心體驗總是精彩萬分，可對客觀世界漠然無知。于是，歌德建議，面面俱到地觀察漢堡這座偉大的城市本身，再寫內心的感情——那樣就成功了。

賦予普通事物以準確的感知與悠長的凝視，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情緒中超拔而出，才能真正看見世界。今天夜讀，從一部捍衛生活的書《日瓦戈醫生》談起，張新穎看到了“大自然、世界、宇宙，不只是生活的場所，它們就是生活賴以發生和展開的根源；甚至不妨把它們就看作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

夜 讀

生活從來不是需要去加工的材料

文 / 張新穎

一九八七年二月，我在五角場新華書店買到了《日瓦戈醫生》。這部小說，在一九八六年六月召開的第八次全蘇作家代表大會上，還提出要及早在蘇聯國內出版；中文本當年年底就有了。我讀的是漓江出版社那套影響很大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叢書”中的版本，力岡、冀剛根據早年巴黎俄文本翻譯的。我還記得，為譯本寫前言的薛君智曾來復旦講座，在二教的一個小教室里，聽的人不多。

▲ 力岡 冀剛 譯｜漓江出版社1986年版

二〇一二年，上海譯文出版社新出《日瓦戈醫生》，是白春仁、顧亞鈴舊譯（一九八七年出版過）的修訂本。我重新讀了一遍。當年讀這本書時二十歲，能體會多少東西？那個年代一下子涌進來那么多新奇的、異樣的、感受千差萬別甚至于互相打架的文學、藝術、思想，令人應接不暇不說，年輕的心靈過于迫切，急匆匆地從甲到乙到丙到丁，一路風景撲面，一路呼嘯而過。過后細想，不能說只是一個時代的興奮，興奮過后兩手空空，實際的收獲還是有，而且不能說少，但體會得不夠深切，沒有足夠的耐心等待融會化合，卻是顯然的。也許青春就是這樣？二十五年后再讀《日瓦戈醫生》，注意力不由自主地放在了一個樸素到不能再樸素的東西上：生活。我要說，這是一部捍衛生活的書。

▲ 白春仁 顧亞鈴 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12年版

“人來到世上是要生活，而不是為生活做準備。”日瓦戈對拉拉談到變革的混亂，談到有些人喜愛變革的混亂局面，他們忙得不可開交，無休無止地準備—本質上是因為他們平庸。“生活本身，生活現象，生活的恩賜，都十分誘人卻又非同小可。既然如此，干嗎要用幼稚杜撰出來的蹩腳喜劇，去冒充生活呢？就像讓契訶夫筆下天真無邪的人們出逃美洲這種荒唐的事兒。”

在他們杜撰出來的劇本里，生活只存在于未來，當下不僅要為未來的生活做準備，做犧牲，而且更要改造從過去綿延到現在的生活。日瓦戈本來贊同“革命”，認為“革命”是一次漂亮的“外科手術”，但在親歷為了“崇高生活的理想”而血流成河的現實之后，而且看到這樣的現實還將無止境地進行下去之時，他不能自抑地向游擊隊長激烈抗辯道：“每當我聽到改造生活，我就失去自制力而陷入絕望。”“改造生活！能講出這種話的人們，即使很有生活閱歷，也是從來沒有認識生活，沒有感覺到它的精神，它的靈魂。對他們來說，生活只是一團粗糙的、沒有經過他們雕琢而變得精細的材料，這材料正需要他們去加工。但是生活從來不是什么材料，不是什么物質。我可以告訴您，生活是個不斷自我更新、總在自我加工的因素，它從來都是自己改造自己。它本身就比我的您的那些蹩腳的理論，要高超得多。”

帕斯捷爾納克在別列杰爾基諾村的別墅，現為故居博物館

今天來讀這段話，一個有生活實感經驗的人，反省的應該不僅僅是已經“告別”了的“革命”、“革命理論”和“革命實踐”，還應該就是我們現在的切身的時代。不斷地有新的各種各樣的理論、觀念、潮流“應運而生”，它們已經損害而且還會繼續損害生活，多少人的生活就是被這些貌似正經的名堂淹沒了。甚至就是詞語，也很容易就被變成了傷害生活的最簡便的武器。“現在在俄羅斯是否存在現實呢？我認為現實被人們嚇破了膽，躲了起來。”模仿日瓦戈的這個句式，也許可以說：現在我們是否還有自己的生活呢？生活也許就被那些名堂嚇破了膽，躲了起來。但我更想說，生活也許根本不屑于那些五花八門的名堂，抽身而去了。讓那些熱衷于理論、潮流、觀念、詞語的人“高于生活”地在半空中自以為是吧。

▲ 電影《日瓦戈醫生》（2002）劇照

有一段短暫的歲月，日瓦戈一家避居于西伯利亞一個荒僻的農舍，辛苦勞作之余，還能沉浸于詩和小說的閱讀。在此期間，日瓦戈寫了一些札記。這些札記是我所喜歡的篇章。這個時期的日瓦戈，終于可以擺脫平庸的高調，回到寂靜無語的自然和默默無聞的勞動之中，享受難得的平靜。其中有這樣一段：“在俄羅斯全部氣質中，我現在最喜愛普希金和契訶夫的稚氣，他們那種靦腆的天真；喜歡他們不為人類最終目的和自己的心靈得救這類高調而憂心忡忡。這一切他們本人是很明白的，可他們哪里會如此不謙虛地說出來呢？他們既顧不上這個，這也不是他們該干的事。”這兩位作家，“終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于現實的細事上，在現實細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覺度完了一生。他們的一生也是與任何人無關的個人的一生。而今，這人生變成為公眾的大事，它好像從樹上摘下的八成熟的蘋果，逐漸充實美味和價值，在繼承中獨自達到成熟。”

帕斯捷爾納克喜歡普希金和契訶夫，他借日瓦戈表明了喜歡的重點所在。在帕斯捷爾納克看來，幾乎所有的俄國作家都對讀者說教，契訶夫卻是個例外。“終生把自己美好的才賦用于現實的細事上，在現實細事的交替中不知不覺度完了一生。”這，不是偉大的人物容易做到的，也不是平凡如你我這樣的普通人容易做到的。

▲ 電影《日瓦戈醫生》（1965）劇照

《日瓦戈醫生》一九五八年首先在意大利出版，同年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帕斯捷爾納克，以賽亞·柏林當時即指出，它的主題“與大多數人的生活（人的出生、衰老和死亡）密切相關”。一九九五年，柏林再談此書，特別贊嘆書中的愛情描寫無與倫比。柏林做了廣泛的對比：“愛情是多數小說的主題。盡管如此，偉大的法國小說家們所提到的愛情經常指的是癡迷，一種發生在男人和女人之間的短暫的，有時甚至是對立的相互戲弄。在俄羅斯文學中，在普希金和萊蒙托夫那里，愛情是一種浪漫激情的迸發；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愛情是苦澀的，并交織著宗教的以及各種其他心理的情緒；在屠格涅夫那里，是對黯然結束的充滿失落與痛苦的昔日愛情凄婉的描述。在英國文學中，在奧斯汀、狄更斯、喬治·艾略特、薩克雷、亨利·詹姆斯、哈代、D.H.勞倫斯那里，甚至在艾米莉·勃朗特那里，有的是滿足了的或是沒有滿足的追求、渴望與期待，有的是不幸愛情的悲傷，有的是占有欲引來的嫉妒，有的是上帝之愛、自然之愛、財產之愛、家庭之愛、可愛的同伴之愛、信仰之愛，以及對未來幸福生活的魅力之愛。然而那種充滿激情、義無反顧、全身心投入、毫無保留的，把世間萬物都拋諸腦后的兩情相悅的愛情已經難得尋覓了，我幾乎只是在托爾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而不是在《戰爭與和平》或其他名著）那里，接著便只是在這部《日瓦戈醫生》中，才找到了這樣的愛情。正如那些曾經真正經歷過愛情的人們所熟知的那樣，這部小說反映的是一段真正的愛情經歷；自莎翁以來還從未有人把愛情表達得如此充分、生動、細膩和恰到好處。”

▲ 電影《安娜·卡列尼娜》（2012）劇照

柏林毫無保留的贊譽之詞，并沒有完全說明白日瓦戈和拉拉之間是什么樣的愛情。小說中有三段談論愛情的話，出現在下卷的不同章節中，與這里談的生活有關。

一段是，日瓦戈對拉拉說：“我想，倘若你沒有這么多苦難，沒有這么多抱憾，我是不會這么熱烈地愛你的。我不喜歡正確的、從未摔倒、不曾失足的人。他們的道德是僵化的，價值不大。他們面前沒有展現生活的美。”拉拉回應說：“我講的就是這個生活美。我覺得要想看到生活的美好所在，必須有純真的想象力，有天真的感受。而我恰恰被剝奪了這個。如果不是從一開始就透過別人庸俗的眼光看待生活，也許我本來會形成自己的生活觀。”—但拉拉從開始的泥淖中一步一步走了出來，她自身就內生著一股強韌的向上的力，在幅度寬大的人生經驗中切身體會生活的美，這樣才和日瓦戈走到了一起。

此前有一段是：“使他們結合在一起的，不只是心靈的一致，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倆與其余世界之間的鴻溝，兩人都同樣地不喜歡當代人身上非有不可的那些典型特征，不喜歡當代人那種機械性的興奮、大喊大叫的激昂，還有那種致命的平庸。”這些“非有不可”的典型特征，正是損害生活的東西，當然也更是損害生活中的愛情的東西。

▲ 電影《日瓦戈醫生》（1965）劇照

全書快要結束的時候，在“完結”這一章，還有一段話，敘述日瓦戈去世之時，拉拉回想這場愛戀，“是何等的海闊天空”：“他倆相愛，不是由于難解難分，不是像有人胡寫的那樣‘為欲火熬煎’。他們相愛，是因為周圍的一切希望如此，這里有他們腳下的大地，他們頭上的天空、云朵和樹木。他倆的愛情得到周圍人們的喜歡，那程度恐怕勝過了他們自己對愛情的欣喜。為他們的愛情感到喜悅的，還有街上的陌生人，無限伸展的遠方，他們定居和幽會的房間。” 他們感受的愛情，同置身其中的大自然、同整個世界息息相關，融于也屬于整個宇宙。大自然、世界、宇宙，不只是生活的場所，它們就是生活賴以發生和展開的根源；甚至不妨把它們就看作生生不息的生活本身。人試圖凌駕于它們之上，把它們當作粗糙的原材料進行加工改造，不過是可憐的杜撰，以高調形式表現出來的致命平庸。

二〇一二年五月八日

原標題：《張新穎：生活從來不是需要去加工的材料｜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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