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多年來，長三角一體化發展走過一個從行政力量整合到市場自發催動，再到政府有意識推進的過程，當前正從經濟一體化向社會一體化過渡，主要體現在城市功能和社會基礎設施共享，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無差別供給，以及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跨行政區域共享。其中最關鍵的是人才、勞動力的自由流動，達到這一目標才能真正體現一體化的目的——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3月16日，國家發改委長三角區域規劃綜合組成員、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專家委員會委員、浙江大學區域與城市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陳建軍教授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專訪時表示。

長三角地區是我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最高、創新能力最強的區域之一，是“一帶一路”和長江經濟帶的重要交匯點。據統計，上海、江蘇、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地域面積35.9萬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億，分別占全國的1/26和1/6；經濟總量19.5萬億元，占全國的近1/4。在世界經濟版圖中，長三角地區也占有一席之地，長三角城市群已躋身六大世界級城市群。

據“上海發布”微信公眾號消息，3月6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海代表團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全體會議并對境內外媒體開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李強在回答媒體提問時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對長三角地區的發展非常關心和重視，要求上海發揮龍頭帶動作用，努力促進長三角地區率先發展、一體化發展。

他說，加快推進長三角一體化發展既是大勢所趨，也是內在要求，已經有很好基礎，現在就是要順勢而為、乘勢而進，以一體化的創新突破，更好地服務全國發展大局、參與全球合作競爭。

陳建軍研究長三角一體化課題已二十余年，2007年被國家發改委邀請參加《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出臺前的專家咨詢會，后參與《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編制，并擔任“產業發展定位與布局”項目負責人。

社會一體化最關鍵的是實現人才自由流動

長三角一體化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代。陳建軍認為，以企業、市場為動力的經濟一體化多年來持續深化，表現為企業相互投資、產業轉移和承接等要素流動的深度、廣度不斷加大。政府層面的區域合作升溫，則始于被視為“長三角元年”的2003年。

當年3月下旬，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率領浙江省黨政代表團對上海、江蘇展開學習考察，拉開三地主要領導頻繁互訪的序幕。此行，浙江與上海、江蘇分別簽署進一步推進經濟合作、技術交流等的協議，并就習近平提議的建立黨政主要領導定期會晤機制達成共識。經過醞釀、籌備，首次長三角兩省一市主要領導座談會2005年在杭州召開。

2008年9月公布的《國務院關于進一步推進長江三角洲地區改革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的指導意見》提出“積極推進泛長江三角洲區域合作”，12月召開的長三角地區主要領導座談會首次邀請安徽加入。

2010年6月，我國首個跨省級行政區的區域發展規劃——《長江三角洲地區區域規劃》出臺；2016年6月發布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長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圍內，由以上海為核心、聯系緊密的多個城市組成。

“區域一體化大致可分為區域合作、產業轉移、經濟一體化、社會制度一體化和完全一體化五個階段，長三角正處于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過渡時期。”陳建軍認為，“如果經濟一體化主要體現在產業，那么社會一體化更多體現在城市功能和社會基礎設施的共享，公共服務、公共產品的共享，包括科技、教育、醫療、衛生、社保等的無差別供給，以及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跨行政區域共享等。其中，最關鍵的是實現人才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只有達到這一目標，才能體現一體化的目的——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構建有層次結構、協同發展的世界大都市群

他表示，社會一體化是區域一體化發展內涵的提升，經濟一體化主要是由于區域內部各要素流動增加而產生的整體化趨勢增強，這個過程中，企業和民間力量是主要動力；社會一體化則需要政府主導力回歸，進一步打破區域間行政壁壘。

“我個人認為，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杭州、嘉興、蘇州、南通等周邊城市的范圍內試點戶籍制度改革，取消區域內戶籍限制，率先實行同城化市民待遇。”陳建軍說：“當然，在現有行政管理體制下，分層推進一體化可能是更現實的路徑，即以現有上海大都市圈、江蘇揚子江城市群、浙江大灣區的格局為基礎，分別發揮高端服務業、先進制造業、互聯網新經濟的優勢，構建有層次結構、協同發展的世界大都市群。”

他同時表示，一體化并非一樣化，長三角一體化的動力機制應該是“動車組”型的，上海是第一傳動力，各城市如同一節節車廂，也自帶動力，與領頭的上海朝同一方向前進。他以浙江為例：“有創新動力、能力的創業者資源，即企業家精神是浙江最大的優勢，正好與上海的知識精英優勢互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