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藏有四幅歸于維米爾的畫作，過去兩年，研究人員將這些作品帶入實驗室，使用科技成像技術看到肉眼無法所見之物，對維米爾及其工藝有了新發現。

澎湃新聞獲悉，華盛頓國家美術館近日開啟新展“維米爾的秘密”(Vermeers Secrets)，館藏《寫信女子》、《持天平的女子》、《戴紅帽的女孩》、《持笛女孩》與兩幅20世紀的贗品共同展出，《持笛女孩》是否屬于維米爾的謎團，也在展覽中揭開。

《持笛女孩》（約1665-1675年）被移出維米爾名下。

維米爾是17世紀最重要的藝術家之一，但這位荷蘭畫家的大部分生活和藝術實踐至今成謎。

現存已知維米爾的畫作僅有36幅，因此，如果改變一幅作品的歸屬，會對圍繞這位藝術家建立起來的學術研究和文化規劃產生巨大影響。

歸于維米爾作品少了一幅，但發現維米爾有工作室

近半個世紀以來，學者們一直質疑維米爾是否真的畫了《持笛女孩》。因為尺幅相同、畫框木板和顏料相似，《持笛女孩》曾經被認為是《戴紅帽的女孩》的伴生品，經常被捆綁研究。但《持笛女孩》粗獷的筆觸和笨拙的人物形象，讓很多人懷疑是否為同一位藝術家所畫。

經過兩年的研究，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研究團隊得出了結論——創作《長笛少女》的畫家，很可能出自維米爾工作室，他了解維米爾的創作過程，卻無法掌握技法。

“科學技術表明，兩位畫家用了類似的材料和繪畫方式，但從最初的底漆到最終表面漆的處理方式不同。”參與該項目研究的成像科學家凱瑟琳·a·杜利(Kathryn A. Dooley)說。

維米爾，《戴紅帽的女孩》，約1666-1667年

繼而揭開了另一個未知——維米爾有工作室。

大多數學者從未考慮過維米爾可能有學生或工作室助理，但新的技術證據證明了這一點。

在對《持笛女孩》和《戴紅帽的女孩》的油漆樣品進行微觀分析后，研究團隊發現了驚人的相似之處。在這兩幅畫中，女性面部陰影中找到了綠色土質顏料。在荷蘭黃金時代繪畫中使用這種顏料刻畫面部陰影是極不尋常的，與維米爾同時代的其他作品中并未發現。可見，這位畫了《持笛女孩》的神秘畫家熟悉維米爾獨特的方法和材料，但無法達到他的專業水平。

相比之下，《持笛女孩》沒有《戴紅帽子的女孩》的精準和控制。但對兩幅作品的分析表明，它們都使用了一些相同的獨特顏料，可能創作于同一間畫室。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北歐繪畫部門負責人瑪喬麗·e·威斯曼(Marjorie E. Wieseman)與研究團隊合作，為《持笛女孩》的作者尋找可能的解釋。

她推斷，這位神秘的畫家可能是受訓的學徒，向維米爾付費學習的愛好者，甚至是維米爾的家族成員。無論是哪種可能，都說明“維米爾工作室”的存在。

雖然藝術家工作室的概念在美術史上不足為奇，但就維米爾卻是一個重要的發現，因為長期以來他被認為是孤獨天才。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前北歐繪畫部門負責人、維米爾專家阿瑟·k·惠洛克(Arthur K. Wheelock)認為《持笛女孩》可能由兩個人創作，維米爾先畫了草圖。“我一直為這幅畫的歸屬掙扎，直到1995年華盛頓舉辦維米爾大展，這幅畫才被認為屬于維米爾。”惠洛克補充說。

《持笛女孩》局部

盡管《持笛女孩》目前移出了維米爾名下，但未解之謎還有很多。比如，是誰、在什么情況下畫了這件作品？

維米爾傳記作者安塔·格奧爾基耶夫斯卡-謝恩(Aneta Georgievska-Shine)認為，“這件作品更有可能是從維米爾開始的。”歷史學家的附加推測是，維米爾的大女兒瑪麗亞成為了他的秘密弟子，并在他死后完成了一些畫作，包括這幅《持笛女孩》。 

維米爾并非完美主義者，他也有不耐煩的時刻

技術進步為博物館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可以挖掘出數百年前畫作中隱藏的細節。去年，德國德累斯頓收藏館完成了館藏維米爾作品《窗邊讀信的女孩》的修復，并看到了背景中可能由另一位藝術家繪制的丘比特的形象。

在華盛頓國家美術館再一個顛覆過往認知的發現是，維米爾并不總是一個煞費苦心、緩慢描摹的完美主義者。透過那些經過控制和打磨的畫作表面，可以看到維米爾比想象中平常，他也有浮躁和不耐煩。

維米爾，《持天平的女子》，1662-1663年

例如，對《持天平的女子》表層下顏料層的微觀分析表明，維米爾從單色素描開始繪畫，隨后迅速在底色上畫出顏色、圖案和光的形狀。進一步成像顯示，維米爾添加了一種含銅材料以加速黑色顏料的干燥，以加快繪畫的進程。

《持天平的女子》中桌布隨著維米爾的創作而變化。上圖淺色顯示了底漆中的黑色顏料的關聯，其中可以看到筆觸的迅速和自由。黃線標志著桌布的變化，下圖可見維米爾用更細致的筆觸完成作品，并拉直了這條褶皺。

而且，維米爾有時會在其他畫作上繼續作畫。早在1970年代初期，研究人員在圖像中得知，維米爾在一幅未完成的《黑帽男子肖像》上畫了《戴紅帽的女孩》的，而且男子肖像可能是另一位藝術家畫的。維米爾沒有刮掉圖像或覆蓋圖層，只是將畫面旋轉180度，直接開畫。

數字成像顯示了《戴紅帽子的女孩》底層有一張《黑帽男子肖像》。

過去20年中，隨著成像技術的進步，研究人員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清晰地看到男子肖像。在沒有書面記錄的情況下，這些非侵入性技術讓研究者得以一窺維米爾的工作方式以及他所描繪人物的線索。有一天，我們甚至可以辨認出不可見的“黑帽人”——或者他的作者。

現代技術成像能夠更清晰地看到藝術家的工作過程并識別細微的變化。

維米爾，《寫信女子》，約1665年

觀察《寫信女子》黃色外衣的袖子，可以看出維米爾運用顏料的細致。通過成像獲得的顏料樣本分析表明，維米爾在《寫信女子》中使用了四種黃色顏料：兩種不同的鉛錫黃、以及黃赭色和后來被用于化妝品的湖黃色（酒黃石），最終呈現出一種豐富而復雜的黃色，這是維米爾深思熟慮的創作。

維米爾《寫信女子》（局部）

箭頭指出《寫信女子》黃色外衣袖子上使用了至少4種黃色。

用紅外反射成像光譜技術（一種幫助視覺上分離繪畫顏料的技術）觀察《寫信女子》，揭示了維米爾曾將鵝毛筆畫在一個更垂直的位置，以暗示其書寫的速度。使用同樣的技術，研究人員看到，維米爾《持天平的女子》手中的天平最初是有角度的，后來才將天平兩端的盤子平行放置，達到完美的平衡。

用紅外光穿透表層，可見《持天平的女子》中維米爾最初是如何放置刻度的，這與后來完成作品中看到的不同。

但歸于錯誤是一回事，贗品是另一回事。

在1930 年代“維米爾熱”的氣氛中，安德魯·W·梅隆（Andrew W. Mellon）購買了兩幅畫作——《花邊匠》和《微笑的女孩》——并于1937年進入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的收藏。

最初看到這兩件作品，評論家就提出了質疑。僵硬的身影、笨拙的筆法、解剖比例的缺陷，明顯不是維米爾的氣息。

仿維米爾，《微笑的女孩》（右）、《花邊女工》（左），約1925年

最近的科學分析證實了懷疑是正確的。通過色彩元素的測試，揭示了畫面中合成群青（一種19世紀才出現的顏料）和鉻酸鉛（一種于1811年首次生產的黃色顏料）的存在。

推定的偽造者西奧多魯斯·范·維恩加登（Theodorus van Wijngaarden）出生于1874年，那年正是維米爾逝世200年。他通過陽光暴曬、加速畫面開裂，模仿舊的變色清漆上色，以到達“做舊”的效果。

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研究人員借助最新技術對維米爾作品的研究。

盡管《持笛女孩》目前移出了維米爾名下，但它仍有望于明年在阿姆斯特丹國立博物館展出，這是迄今為止維米爾最大規模的展覽。華盛頓國家美術館不打算讓其從人們的視野中移除。

“這是一幅不錯的畫。”威斯曼說，它提醒著我們，博物館研究是如何不斷改變我們對過去的看法的。雖然有關維米爾生平的細節，目前已無法知曉，但新的研究有助于我們了解這位藝術家及其非凡的作品。

注：展覽將持續至2023年1月8日，本文編譯自華盛頓國家美術館網站和藝術記者Zachary Small的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