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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稿|糧食捐贈終結不了非洲饑餓,中國綠色超級稻扎根非洲
饑荒一直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難題,今年2月以來的俄烏沖突更是成了非洲糧食危機的催化劑。而在這片廣袤的熱帶大陸上,相當一部分人口仍在以農業為生。
中地海外集團綠色農業西非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水稻專家王學民在非洲第一人口大國尼日利亞工作了19年。他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表示,昔日的農業大國尼日利亞因上世紀七十年代石油工業崛起,農業逐漸萎縮。盡管農業產值占該國國內生產總值的40%左右,但從事農業的人口約占國內勞動力總人口的70%。
“目前仍然是一個糧食短缺的國家,國內的農業仍然不發達。尼日利亞繼續依靠進口來滿足國內的糧食需求,養活其兩億人。每年要花費巨額財政預算用于進口大米、小麥、蔗糖以及魚產品等食品。”早在2006年,應尼日利亞西北部凱比州政府的邀請以及出于企業社會責任,中地海外即在尼日利亞投資開發農業,興建機械化示范WARA農場并成立綠色農業西非有限公司。

中地海外集團綠色農業西非有限公司總經理助理、水稻專家王學民(右一)和當地員工一起工作。除特別注明,本文圖片均由受訪者供圖
“出海”非洲的農業公司當中還包括安徽荃銀高科種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荃銀高科”,300087)。安徽荃銀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下稱“荃銀科技”)是荃銀高科的全資子公司,承擔荃銀高科所有海外業務。該公司副總經理丁松在接受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采訪時同樣談及,整體來說非洲國家的農業發展確實比較落后,以中國綠色超級稻來說,“其育種和推廣在中國很成功,在東南亞國家也比較成功,但是現在在非洲還不是很理想。”
丁松認為,主要原因在于,一是當地缺乏有效的組織體系;二是當地農業技術人才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不夠;三是生產力水平不高,種子商業化程度低下。
值得關注的是,今年的1月26日,由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物科學研究所(下稱“作科所”)水稻分子設計技術與應用創新團隊負責的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項目“幫助西非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正式啟動。作科所所長錢前院士指出,該項目要抓住機遇,在原來蓋茨基金項目“為亞洲和非洲資源貧瘠地區培育綠色超級稻”的基礎上,進一步推動中國水稻科研技術在非洲落地,要肩負大國擔當,帶動非洲水稻產業化,加快非洲水稻科技人員的培養。
中國農科院作科所的徐建龍研究員系該項目的負責人。他對澎湃新聞(www.kxwhcb.com)記者表示,“通過在非洲前期開展的綠色超級稻項目,我們發現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有品種,但是落不到農民地里去,推廣工作比較薄弱。”在解決國內民眾免受饑餓、擺脫貧困這一難題上,中國毋庸置疑是優秀的“答題者”。今年3月31日,由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聯合開展研究的《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鑒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在京發布。報告顯示,農業發展是有效的脫離貧困的方式,中國在40多年時間里使近8億人脫離貧困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提升農業生產力。
蓋茨基金會全球農業發展團隊代理主任伊諾克·奇卡瓦(Enock Chikava)表示,中國在改革開放后的40年時間里,農業不斷發展,并促使其他產業變得更強大,“那些產業的重要性甚至超過了農業。在這個過程中,中國讓8億人脫離了貧困,因此我覺得我們可以從中學到很多”。
奇卡瓦日前向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在內的媒體表示,從一個國家農業發展的歷程來看,第一階段為“溫飽農業”,即農業生產以滿足溫飽為主,多為主食。“如果不包括北非,撒哈拉以南非洲有48個國家勉強處于零階段和第一階段,也就是非常早期的‘溫飽農業’階段。”
農業環境有著天然的脆弱性,實際上很難保證穩定地生產口糧。一旦生產不足,進口是不得不采取的手段。“這就是為什么,像俄烏沖突這樣發生在千里之外的事件,會如此嚴重地影響非洲的人們,因為非洲每年仍要進口價值近300億美元的糧食。”奇卡瓦如是談道。
在蓋茨基金會9月12日發布的第六份年度《目標守衛者報告》中,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如是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糧食援助)是一個很好且必要的事情。各國應該慷慨解囊,防止人們陷入饑餓。但從另外一種意義上講,這樣做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提供更多的糧食援助,而是確保最終沒有援助的必要。
比爾·蓋茨認為,在國際沖突、氣候變化等威脅下,提供“魔力種子”等在內的農業創新,比僅僅捐贈更具力量。
11年:為非洲和亞洲資源貧瘠地區培育綠色超級稻
2019年4月2日,由中國主導的最大的國際農業科技扶貧項目“為非洲和亞洲資源貧瘠地區培育綠色超級稻”在北京結題。該項目由中國政府與蓋茨基金會聯合資助,中國農業科學院主導、作科所黎志康研究員牽頭,聯合國內外58家水稻研究單位組織實施。
據此前中國農科院方面介紹,該項目國內經費1.56億元,國外經費4100萬美元,于2008年啟動,歷經11年。項目旨在亞非國家分享中國的優質水稻品種、種質和生產技術,并培育能夠應對氣候變化、干旱、洪澇和病蟲害等威脅的水稻新品種,以更好地適應當地種植條件。

圖來自中國農業科學院官網。
所謂的綠色超級稻,其構想由中科院院士、華中農業大學作物遺傳改良國家重點實驗室主任張啟發教授于2005年提出。要求培育的品種不僅高產優質,而且具備抗病蟲、高效的養分吸收利用、節水抗旱等綠色性狀,達到生產上“少打農藥、少施化肥、節水抗旱、優質高產”的目標。
為什么要做綠色超級稻?回看過去的半個世紀,中國的水稻育種實現了兩次重要突破,成為世界范圍內第一次“綠色革命”的重要組成部分。第一次是上世紀60年代矮化育種的成功,水稻單產提高了20%左右;第二次則是上世紀70年代中期雜交水稻的研究成功,水稻產量在矮稈良種的基礎上繼續增長20%左右。1989 年,國際水稻研究所提出了“超級稻”(SuperRice) 的概念并啟動了“超級稻育種計劃”。在隨后的30多年中,我國育種家通過創新育種技術、拓寬遺傳基礎,配制強優勢雜交組合,育成一批超級稻新品種, 使水稻單產水平不 斷獲得突破。
然而,問題也隨之浮現。徐建龍總結了如下幾點:第一,我國水稻產量水平多年徘徊不前,嚴重影響國家的糧食安全。自1998年后至2005年,單產水平有下降趨勢。雖然有超級稻,但其條件是大肥大水,超級稻在70%的中低產田難以實現高產。
第二,水稻生產面臨資源環境的嚴峻挑戰,嚴重影響我國生態安全。“以前人口多要吃飽,越來越強調生產,大量使用化肥造成土壤退化、江河湖海富營養化,同時大量使用氮肥也導致米質下降。病蟲害加重,通過大量噴藥防治,破壞生態環境,危害人體健康。”
此外,中國是一個干旱缺水嚴重的國家,是全球13個人均水資源最貧乏的國家之一。徐建龍談到,目前推廣的水稻品種既不抗旱也不節水,所以面臨干旱的嚴重危害。同時,這幾年高溫、低溫、旱澇災頻發的氣候變化,使得農業生產風險大大增加。
“鑒于糧食安全和環境資源的雙重挑戰,我們提出培育和推廣綠色超級稻。”2014年,“綠色超級稻新品種選育”項目獲得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863計劃”)的支持。該項目由張啟發團隊組織,全國27家單位參加,主要分布在全國各個水稻生態區。
徐建龍介紹,在項目開展下,育成綠色超級稻新品種66個,國審18個,省審48個。這些都具備抗主要病蟲害、營養高效或耐旱、優質高產等特點。這些綠色超級稻品種在生產中進行大面積展示,包括6個生態區和15個百畝示范片、16個千畝示范方和9個萬畝輻射區。此外,建立了水稻分子設計育種信息平臺和全基因組選擇育種技術平臺。
從經濟社會效益角度來看,綠色超級稻推廣應用面積1.5億畝,新增產值300多億元。徐建龍補充道,“綠色超級稻理念提出及實施成果,推動了國家農作物綠色品種指標體系的建立,對國家綠色發展戰略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中國綠色超級稻“出海”情況如何?上述提到的“為非洲和亞洲資源貧瘠地區培育綠色超級稻”自2008年9月開始,至2019年2月結束,共三期。目標國家和地區中,東非5個、西非4個、東南亞5個、南亞4個,此外還包括來自中國西南地區的貴州、云南、四川、廣西和寧夏。
據該項目結題會上公布,截至2019年,累計有18個亞非國家和地區的農業生產發展因此受益,160萬農戶增收,通過節本增效產生的社會經濟效益超過14億美元。項目在其他亞非國家審定綠色超級稻(GSR)新品種78個,其中常規稻品種52個,雜交稻品種26個。面向中國的西南五省培育和審定GSR新品種62個。

中國農科院作科所徐建龍研究員。
新項目接力:解決最后一公里的問題
今年1月26日,“幫助西非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項目正式啟動。這可以視作是前述歷經11年項目的進一步延伸。
這一新項目要解決的核心問題是推廣。“通過前期在非洲開展的綠色超級稻項目,我們發現的主要問題是,我們有品種,但是落不到農民地里去,推廣工作比較薄弱,所以接下來就確定了要幫助西非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項目。”
無論是育種還是推廣,綠色超級稻在中國很成功,在東南亞國家也較為理想,但在非洲的表現效果并不佳。這是業內的共識。
徐建龍提到,這主要受制于兩大因素:一是在綠色超級稻育種方面,非洲國家育種力量薄弱,資金投入不足,國內科研基礎設施條件差,整體科研水平比較低,缺少頂層設計;二是在推廣方面,品種推廣缺少有效組織體系,很少有公立機構和種業公司將分散小農戶組織起來,僅在大農場進行示范,進行高產觀摩和組織培訓,缺少高質量種子的生產能力和有效的市場流通體系。此外,小農戶很分散,所以稻米加工和價值鏈很難形成規模,這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農戶生產的稻谷銷路。
中國水稻“育繁推一體化”的成功可提供一些經驗。“一是有足夠多的高產優質、抗病新品種供農戶選擇;二是有種業公司負責高質量種子規模化生產、市場營銷以及高產技術的配套;三是我們國家稻米加工和價值鏈比較完善,政府有保護價收購和種植激勵措施,這些都是我們國家的優勢。”徐建龍提到。
不過,具體到非洲國家而言,徐建龍認為仍有一些重要的環節需要注意。
第一,非洲農民要喜歡種新品種,“我們必須進行高產示范,讓農民了解品種特性,掌握品種的高產技術,這樣農民種了才能發揮品種的高產潛力。”第二,農民想種,要能買得到,也買得起種子,“我們必須在當地繁育種子,降低種子成本。不能把中國生產的種子運到那里去,肯定不現實。”第三,農民種稻必須有利可圖,要打通價值鏈,確保豐收以后稻谷賣得掉,能夠轉化為效益,否則影響種稻積極性。
徐建龍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今年啟動的是針對前一個項目綠色超級稻品種在非洲農民田里沒有規模化種植而開展的新項目。“可以說,綠色超級稻惠及非洲小農戶的增產增效,應該還有最后一公里要走。雖然有品種,但走不到農民地里去,這是接下去要做的工作。”

奇卡瓦談到,非洲國家首先要聚焦提升生產效率。他認為,這一過程需要時間,同樣需要強有力的科研推動,促進作物和牲畜品種的創新。“這樣在保證溫飽的基礎上,小農戶可以把剩余產品拿到市場上銷售,從而獲得收入。”
其強調,對非洲而言,扶持小農經濟絕對不是一項“愛好”,而是一項“事業”。“非洲有50%以上的人口依靠農業維持生計,這也是非洲重要的經濟驅動力,大部分非洲國家30%以上的國內生產總值來自于農業。”
奇卡瓦補充道,除提高生產效率外,非洲還需要實現農業多元化,“不能只種主糧,還需要其他配套作物,保證營養。我們需要種豆類作物,我們也要關注那些對于非洲飲食很重要的作物,比如木薯、小米、高粱和紅薯。”他提到,作物多元化變得非常重要,“而中國小米和高粱的產量就非常高,我們認為在非洲農業多元化過程中完全可以借鑒中國的經驗。”
此外尤為重要的一點是“開發市場”,如何確保非洲有良好的市場機制使得農民從生產盈余中受益?“中國在農業加工方面同樣做了大量工作,以便分散的農戶能夠進入本地市場。”實際上,這意味著要發展道路和鐵路基礎設施,而這正是非洲目前極度缺乏的。
同樣,非洲還需提升農業灌溉設施。“在非洲,目前只有不到5%的農業土地有灌溉設施,這使得農業生產非常容易受到天氣變化和干旱的影響。”
這一現實帶來多大影響?奇卡瓦舉例提到,包括埃塞俄比亞、索馬里、肯尼亞等地的非洲之角,已經歷了連續四年的干旱,“對農業造成毀滅性的打擊,超過2200萬人今年底將面臨饑荒的風險。”
從尼日利亞和馬里開始,未來或進一步擴展
“幫助西非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這一新項目的目標是:利用中國在水稻研究和種植等方面所積累的經驗,幫助非洲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支持其商業化水稻生產效率的提升,保障長期的糧食安全和自給自足。
項目目標國家選定尼日利亞和馬里。參加單位則包括中國農業科學院作科物科學研究所、上海農業生物基因中心、中國水稻研究所、中國農業科學院深圳農業基因組研究所、安徽荃銀種業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農業發展有限公司。
徐建龍向澎湃新聞記者介紹,上述幾家國內單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上海農業生物基因中心節水抗旱較強、中國水稻研究所雜交稻較強、中國農業科學院深圳農業基因組所在華南地區常規稻做得好。”此外,鑒于非洲地區需立足于常規稻,在常規稻基礎上推雜交稻,“一下全推雜交稻有難度,所以常規稻、雜交稻同步進行,由此選了國內比較有實力的相關育種單位。”
而安徽荃銀種業科技有限公司和中地海外農業發展有限公司的入局,是因為前者在馬里合資公司的定位與項目的吻合度高;后者在尼日利亞則早已有布局。
王學民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中地海外最早于2006年開始在尼日利亞投資開發農業,2010年公司獲得尼日利亞種子經營許可證書,開始圍繞當地種植結構進行多元化種子開發和生產。從2011年至今,中地海外為尼日利亞三十多個州的農民供應了2萬多噸的商品種和原種。尤其在2017年,公司自主研發培育的常規水稻品種“GAWAL R1”被尼日利亞政府正式審定定名并同時推薦為西非共同體國家的水稻品種。
在王學民的長期觀察中,尼日利亞在育種方面面臨著諸多困難,部分是共性的,例如,育種周期長投資大,“農業是一個弱勢行業,投資周期長,且受自然環境影響大,收益慢,風險高,農業企業經營相對困難,且育種科研需要較大持續的投入。”
該國自身的挑戰也不小,例如自然條件受限,審定難度高。“尼日利亞國家水稻區試點多數不規范,表現為地塊不平,沒有蓄水田埂,肥力不均,肥料水分草害的管理不到位,使整個區試點的產量均不高。”王學民直言,那些在他們農場試驗表現優異的品種反而比不上已經適應了管理粗放的當地品種。
在“幫助西非國家建立水稻種業體系”項目中,王學民所在的公司主要承擔優良種子與當地主推品種的對比示范,對農技人員和種田大戶進行技術培訓,以及選育優異品種參加尼日利亞國家區試,建立種子銷售體系。

據其介紹,中地海外已在尼日利亞建立了4個示范點,每個示范點50畝(3.3公頃)的示范面積,其中雜交水稻MAYUN 1和公司的常規新品GAWAL R1各20畝,當地主推品種FARO44號種植10畝。
2021年旱季已經按計劃完成示范工作。4個示范點中,除阿爾貢固(Argungu)示范點由于下雨臨時取消現場會外,阿布賈(Abuja)農業高科技園區、凱比州瓦拉(Wara)農場、幾伽瓦州的哈代賈(Hadeja)示范點均成功舉行了現場推介會。
從阿布賈示范點田間測產情況來看,對照FARO44號產量為每公頃5.6噸;GAWAL R1產量為7.0噸,較FARO44號增產25%,雜交水稻MAYUN 1產量為8.7噸,比FARO44號增產55%。
王學民表示,2022年雨季的示范工作已經啟動,各個點均完成水稻移栽,現階段在常規的水肥管理中。

2021-2022旱季阿布賈示范點,水稻示范測產的產量(每66平方米的產量)。從左到右分別是當地品種FARO44撒播、當地品種FARO44移栽、GAWAL R1移栽、雜交水稻移栽。
另一目標國家馬里則地處西非中部,全國可耕地面積3000萬公頃,已耕地面積350萬公頃,2020年水稻種植面積94.19萬公頃。該國有成熟的水稻品種審定體系,4大灌區(莫不提、巴吉內達、塞古、賽林格)有現成的農業和農技推廣機構。“馬里的灌溉設施和農業技術推廣審定體系在非洲國家里面算做得好的,我們也有比較好的基礎。”徐建龍提到。
丁松對澎湃新聞記者表示,早在2009年和2011年,荃銀高科已參加“比爾與梅琳達·蓋茨基金項目-為非洲和亞洲資源貧瘠地區培育綠色超級稻”的適應性種植篩選試驗項目。2015年公司針對非洲馬里地區選育的MAYUN-1通過馬里當地的SDR農業公司聯合申報;2018年MAYUN-1通過當地審定。2019年與馬里當地的SDR農業公司成立了WINALL-SDR合資公司,該公司是集農作物種子育、繁、推一體化的種業公司。旨在提供馬里及周邊西非國家雜交水稻、雜交玉米的本土選育和制種能力,通過高產雜交種子的大面積推廣,提高西非糧食產量。目前正在審定的水稻、玉米品種各3個。
在丁松看來,盡管馬里政府的發展目標是成為農產品輸出國,一方面擴大農業生產規模,但是另一方面農業生產存在的問題也成為農業發展的瓶頸。包括新品種缺乏、病蟲草害嚴重、基礎設施落后、缺乏栽培新技術、從事水稻育種和栽培技術研究的專業人員很少、農業機械化程度很低、稻米加工工藝落后等。
“農以種為先,糧食增產離不開良種的有力支撐,但是馬里目前在農作物品種方面的選育還欠缺很多。”丁松如是表示。
據介紹,在今年新啟動的前述項目中,安徽荃銀種業科技有限公司主要承擔F1代水稻品種鑒定、制種及推廣工作,其中最主要的是新品種的推廣工作。未來將選育的品種來進行產業化。
丁松類似談到,截至目前已經完成2022年旱季的種植工作,正在開展的是2022年雨季的種植。“最主要的是在馬里的三個農灌區開展的高產品種示范推廣工作取得較為顯著成就,大部分田塊可以獲得20%以上的增產,在SAN灌區我們選育并推廣的MAYUN-1品種,農戶種植單產達到9.6噸/公頃,比當地對照品種ADNY11(產量為5.92噸/公頃),增產幅度超過50%。”
其強調,我們不僅要有品種、有好品種,“最重要的是好品種配套好的種植技術也要走到農民的地里去。”
值得關注的是,在水稻海外推廣過程中,當地的實踐尤為重要。丁松表示,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稻生產和消費國,也是世界上第一個成功研發和推廣雜交水稻的國家,在“高產、優質、多抗”的水稻育種研究處于國際領先地位,對非洲中小農戶提高產量,擺脫貧困更具參考示范意義。
然而,非洲的土壤、環境、種植方式等與中國國內存在很大差別,“照搬中國的經驗和模式是不行的,必須要結合非洲實際情況進行創新。”丁松如是強調。
此前的2016年,荃銀在安哥拉羅安達成立了荃銀安哥拉分公司,是安哥拉育、繁、推一體化的首家種業公司。丁松認為,憑借安哥拉分公司的經驗,結合塞拉利昂、多哥、馬里、莫桑比克、坦桑尼亞等農業項目的科研優勢,以馬里WINALL-SDR合資公司為依托,利用馬里成熟的品種審定體系和地處西非中心的地緣優勢,公司未來將形成種子生產到糧食種植再到加工銷售的完整產業鏈,“使農作物種子育繁推一體化體系可以通過馬里向整個西非推廣,布局西非市場。”

徐建龍對澎湃新聞記者強調,此次項目主要依靠尼日利亞和馬里這兩個國家在當地進行品種的試種、推廣。“在這個過程中,我們扶持當地育種單位,包括農技推廣部門、種糧大戶,通過國內這兩家公司聯合在當地建立子公司,或者通過當地的種業公司聯合進行品種示范、推廣,建立種子市場體系,最后把這個品種的技術推到農戶手里,讓農戶享受到綠色超級稻品種帶來的好處。”
上一個項目歷經11年,種業體系建設這一項目暫定期限不足3年。“時間肯定不夠,所以選擇兩個條件相對比較好的國家進行示范,如果在這兩個國家做得不錯,可能會進一步擴大到其他國家,到整個西非或者非洲。”
回顧中國農業發展,徐建龍認為也走過彎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為了解決溫飽問題,大量施化肥、大量打農藥獲取高產,付出巨大的資源環境代價。“目前,多數非洲國家的農業正處在向綠色發展的轉型期,我們可以幫助他們避免以資源為代價的農業發展的路子,最終實現糧食自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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