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有功夫有熊貓，但還沒有‘功夫熊貓’，迪士尼拍了，全世界都知道了。”全國政協委員、演員成龍說，“能不能有一天，我們不需要借助外國人的影視來傳播中國文化？最近《厲害了，我的國》就非常好，我覺得可以配上英文，去國外放映。”成龍說。

中國文化走出去，影視劇是一個擁有最廣泛受眾的載體。在全國政協文藝界別，有不少影視劇的導演、制作人，他們對此都有長期的觀察與思考。

有正確的價值觀，電視劇才能走出去

電視劇《甄嬛傳》不僅風靡了越南、泰國、馬來西亞等亞洲國家，還出口到了美國。該劇導演、全國政協委員鄭曉龍在接受中國青年報·中青在線記者采訪時表示，文化走出去，就要走到“文化高處”去，“年輕人看美劇、美國電影，那我們的影視劇也應該到歐美去”。

“現在，中國影視劇制作的技術和世界一流水平已經相差無幾，在制作經費上已經超過日韓。但有的劇把錢都花在了‘小鮮肉’上，這在我的片子里不可能，我一定會把更多錢用在制作上。”鄭曉龍說。

拍《甄嬛傳》之初，鄭曉龍并沒有想過要拍給外國人看，只是想拍出自己的一個價值觀——不僅僅講一個宮斗的故事，而是要通過這個故事批判封建社會的婚姻制度。

“表達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都是世界人民認同的，按這種價值觀做作品，就能走出去。”鄭曉龍發現，現在宮廷劇很多，但不少是帶著欣賞的角度，而“在我的劇里，對封建社會一定以批判為主”。

鄭曉龍反復強調價值觀這3個字：“內心要有理性的認知，才能拍出理性的作品。以抗日劇為例，批判的應該是日本軍國主義，而不是批判日本人，作品才會讓日本人看得都心服口服。”所以，在拍攝《紅高粱》時，鄭曉龍設計的日本人角色并非一開始就燒殺搶掠，而是有一個轉變過程。

“在價值觀正確的前提下，過程也很重要。你不可以把抗日拍得游戲化、兒戲化，把全國人民為之付出的努力和犧牲簡單化，把抗日變成‘褲襠里藏雷’。”鄭曉龍說。

紀錄片在某種程度上代表文化自信與科技創新的高度

全國政協委員、紀錄片導演王建國還有一個更為人所知的名字——夏蒙。在他看來，紀錄片走出去，是中國文化走出去不可或缺的部分。

他認為，對一個國家來說，紀錄片所能達到的高度與深度，在某種程度上代表著一個國家的文化自信與科技創新能力所能達到的高度。”

中央電視臺拍攝的紀錄片《超級工程》，已經熱銷全球170個國家和地區。“為什么有這么多海內外觀眾喜歡這部紀錄片呢？因為這部紀錄片也是用紀錄片語言，講述了‘超級工程’背后中國人的故事，讓全世界看到了中國現代化的步伐。”

“講好中國故事，需要珍視前輩影視工作者留下的歷史影像。”王建國說，早在20世紀20年代，中國電影導演就開始用攝影機記錄中國革命的偉大歷程。荷蘭電影大師伊文思在抗日戰爭期間拍攝的紀錄片《四萬萬同胞》，不僅鼓舞了中國人民的抗戰，也被世界上許多國家用于反法西斯戰爭宣傳。

目前，中國已是紀錄片生產大國，卻不是紀錄片生產強國。2017年，各級電視臺播出紀錄片時長6萬多小時，產量約2萬小時，投資規模超過50億元，但優秀紀錄片的數量還很少。“特別是自然類紀錄片和科學類紀錄片的拍攝制作，還是個短板，像《藍色星球》《地球脈動》這樣的片子，我們現在還做不出來。”王建國說。

王建國表示，許多紀錄片制作需要漫長的周期，時間的重量不可能靠市場行為來支撐，這就需要國家和社會建立有效的機制和相應的扶助基金；而且，紀錄片的制作既需要“國家隊”，也需要社會力量和更多紀錄片工作者個人的參與。

“紀錄片觀眾主體近年來發生了一個可喜變化，青年觀眾越來越多，在眾多青年人喜歡的視頻網站上，紀錄片有越來越高的點擊率。中國紀錄片，正以其真實的力量、紀實的風格、精良的制作、樸素的故事，征服越來越多的海內外觀眾。”王建國說。

（原標題為《文藝界政協委員探討影視劇如何講好中國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