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7年年底以來，美國特朗普政府相繼公布了《國家安全戰略》和《國家防務戰略摘要》等一系列戰略文件，其主題皆非常明確：國際社會進入了一個競爭的時代。今年2月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發布報告，列舉了大國競爭時代18種可能的突發狀況。一時間“大國競爭”成為世界媒體和學術圈熱議的話題。 3月5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安全與戰略工作坊舉辦了“大國競爭與戰略研究”圓桌論壇，與會學者從國際安全理論、大戰略與大國關系、歷史經驗教訓、科學技術與軍備競賽、區域競爭等多個視角和層次對“大國競爭”進行了研討。澎湃新聞（www.kxwhcb.com）“外交學人”獲主辦方授權刊發本次討論的成果。

最近中美關系出現了一系列新變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美國將中國列為競爭對手。中美關系變化主要是由于美國對華戰略的調整，其背景在于除了中美之間存在的結構性矛盾之外，美國國內政治以及美國精英層和社會對中國的認知也有直接作用。但是由于中國崛起，中國塑造、影響中美關系的能力在提升，中國自身的影響力也不容忽視。本文在分析美國歷史上為應對其他大國或者自身衰退而采取競爭戰略的基礎上，對特朗普競爭戰略的內容進行解讀，從而提出中國可能的應對之道和觀念。

冷戰中及冷戰后美國競爭戰略回顧

二戰后，美國登上世界霸權的巔峰，美國在經濟、政治、軍事、科技和國際影響力無與倫比。冷戰時期為了維持對蘇聯競爭的優勢，美國在不同時期推出了不同的戰略。二戰結束到60年代，美國在傳統現實主義思潮的影響下，利用其超強實力采取軍事遏制、聯盟等戰略。到了1970年代，美國在陷入越南戰爭、國內經濟危機、在美蘇競爭中處于守勢的背景下，通過對蘇緩和、與中國和解以及卡特時期的人權戰略，試圖扭轉其競爭優勢，提升國際威望；到了1980年代、特別是冷戰結束后的1990年代，隨著學術界對新自由制度主義學說興起，以及冷戰以美國的勝利而告終，美國對自身主導的國際制度、民主、自由的價值觀等軟實力空前自信，試圖以此彌補美國硬實力的相對不足。進入新世紀，為應對全球反恐斗爭，小布什時期建立了全球反恐聯盟；奧巴馬時期更加重視國際組織、國際制度的引領與參與。

特朗普上臺后，根據國內外環境的變化，以及他本人的執政理念，美國的競爭戰略主要體現在：第一，提升國內的經濟競爭力。美國試圖通過再工業化、貿易保護主義等措施，實現這一目標；第二，對國際組織、國際制度采取基本摒棄態度，特朗普本質上不信任多邊制度體系，包括美國自己創立的多邊貿易體系，以及奧巴馬時期提出的TPP戰略。第三，對意識形態、文化、價值盡管沒有完全放棄，但在美國新政府的戰略議程上相對靠后。總之，在國內與國際事務中，國內優先；在經濟與安全、政治事務中，目前看來經濟優先；在雙邊與多邊選擇上，更重視雙邊，無論是國際多邊制度、還是美國的聯盟體系，美國的重視程度都不足。當然，受美國國內政治以及他個人政治風格的影響，美國上述戰略也是動態的。

美國的衰退對中國的可能影響

一段時期以來，國內外輿論界熱衷討論美國衰退與中國崛起話題，以及與此相關的理論界討論權力轉移理論、修昔底德陷阱等理論熱點，在這里我們不討論美國是否衰退，而是看美國衰退（即便是相對衰退）對中國意味著什么？

權力轉移理論認為，崛起國與霸權國會發生權力轉移的戰爭，戰爭發起者既可能是霸權國為維護霸權地位而發起的預防性戰爭，也可能是挑戰國發起的取代霸權國的戰爭。對于中美來說，無論是從實力對比還是戰略選擇來看，中國都不太可能發起針對美國的戰爭。而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戰略界和決策層從冷戰后的演變中國，到防范、遏制中國的態勢愈益明顯。這點從小布什時期就開始，后因眾所周知的反恐戰爭而擱置，奧巴馬上臺后特別是第二任期推出的亞太再平衡戰略也是這種預防性遏制戰略思維的體現。

到了特朗普時期，即使是一再強調美國優先、經濟優先，即使需要在朝核問題上需要中國的合作，但是在防范、遏制中國的根本性目標上也絲毫不懈怠。不僅在傳統的臺灣、南海議題上不放手，如參議院通過“與臺灣交往法案”、南海巡航上制度化；而且在中美貿易問題上屢屢施壓。在對傳統聯盟聯系依然實質重視的基礎上，又開始通過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在亞太構建新的多邊聯盟體系。

某種程度上可以說，美國衰退或者自我感覺衰退的進度與它反擊的程度成正相關。特別是，當美國社會與精英層感覺中國的崛起與美國的相對衰退已經不可避免，機遇窗口在我們這邊而脆弱性窗口在他們一邊時，反擊的烈度更強，情況更嚴峻。

如何應對美國衰退的挑戰

首先，我們需要調整相關認識：第一，過去我們總認為一個強大的美國對中國和世界是個威脅，我們由此提出世界多極化的戰略，今天我們必須意識到，一個衰退的美國對中國也并非福音，美國可能提前對中國采取預防性遏制，在國際社會美國的“退”并不一定或者必然帶來中國的“進”；其次，我們對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需要重新認識。中美關系過去受第三方因素影響比較明顯，隨著中國崛起，中美經濟相互依賴的增強，中國認為塑造、把控中美關系的能力提高，但現在看來這點也需要有新認識。在美國衰退的背景下至少經濟議題本身已經成為中美戰略競爭的重點。在特朗普政府空前重視國內經濟振興的背景下，中美經濟領域并非必然只有或者只能合作；第三，對中美關系性質變化需要重新認識，作為異質性尤其明顯的中美兩個大國之間競爭，已經超越了傳統的國家利益與戰略空間競爭，延伸到國內的發展模式和全球治理的模式之爭， 這種競爭是否可能進一步激化現有的矛盾，值得警惕；最后，我們對特朗普政府戰略調整的結果要有認識：我們現在有一種認識，特朗普受國內政治以及國際環境限制，難以有所作為，已經出臺的戰略也難以取得成功，因此我們不必憂慮。這是對美國內外戰略調整對中國的挑戰認知不足，這不是自信，實質上是一種焦慮。我們的戰略設計應該未雨綢繆。

第二，在調整認識的基礎上，我們急需注意對外輿論宣傳，包括學者的研究和言論。在中國日益走進世界舞臺中央的背景下，中央最高決策層是冷靜的，學界總體上也是比較謹慎的，但輿論界相對比較高調。現在宣傳中國人均GDP比較靠后、我們還是發展中國家的聲音弱了，而宣傳GDP總量第二甚至何時超過美國的聲音強了；宣揚中國外交首先為中國國家利益服務的聲音弱了，為承擔更大更多的國際責任、提供更多全球治理產品的強了。

總之，中國外交乃至中國的發展不能建立在美國衰退或者美國犯錯的基礎上，須知美國衰退可能對中國更有威脅性，而美國犯錯，則其對外戰略再調整的幅度可能更大。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