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全球疫情仍處于高位運行，我國本土聚集性疫情呈現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防控形勢依然嚴峻復雜。

10月13日下午，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就科學精準做好疫情防控有關情況舉行發布會，國家疾控局傳防司司長、一級巡視員雷正龍，國家衛生健康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病毒學首席專家董小平出席。

對于近期備受關注的“為什么我們不能與病毒‘共存’？”“為何我國必須要堅持‘動態清零’方針？”“為什么中國不能像國外那樣‘躺平’？”等熱點問題，專家們予以詳細回應。

我國為什么必須要堅持“動態清零”？

國家衛生健康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從五個方面予以闡釋。

梁萬年首先闡釋了“動態清零”的概念和核心內涵，他表示，中國政府所施行的“動態清零”是基于“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抗疫理念所決定的。每個國家的抗疫方針、抗疫策略是基于抗疫理念提出來的。“動態清零”是我們國家抗疫的總方針，這個總方針的核心是要把疫情阻斷，而不是消滅病毒，也不是不容許出現一例病例。

梁萬年介紹，阻斷疫情的核心就是要快速發現、快速撲滅，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動態清零”的核心是阻斷疫情的持續性社區傳播，防止疫情形成規模性流行或者規模性疫情反彈。

做到“動態清零”，兩個關鍵詞最重要，一是“快速”，快速發現、快速處置；二是“精準”，精準識別疫情、精準劃定疫區范圍、精準進行流行病學調查、精準進行密切接觸者的判定和管理、精準進行臨床救治，最終精準平衡好疫情防控和社會經濟的發展。

梁萬年表示，第二，衡量一個疫情危害性大小有兩個不同的視角。國際上通用的公共衛生的視角是站在群體角度，使用死亡率、超額死亡率等指標來衡量，而不是以病死率、個體的視角來衡量。對奧密克戎變異株來說，它的病死率和以往的變異株和原始株相比確實是在下降，但是由于它的傳播速度快、傳播更隱匿、免疫逃逸現象在逐漸增強，所以總發病率是高的，這意味著在人群當中會有大量感染。較多的感染人數乘以個體病死率，死亡人數也會相對較多，群體死亡率就會高于流感，且不低于原始株和其他變異株，可見其對人類的危害性總體上并未見明顯下降，這一點恰恰是世界衛生組織、各個國家在判斷它危害性的重要指標。

另外，超額死亡率，也就是說這種疾病出現以后影響的不僅僅是感染了這種疾病的這些患者的重癥和死亡，它可能導致醫療資源擠兌。醫療資源一旦被擠兌，就會影響其他正常醫療服務的需求，就可能導致一些不必要的在正常狀況下的一些死亡的出現。在科學上來說，衡量這種由于疫情的沖擊所帶來的額外死亡，可以稱之為“超額死亡”。計算方法是把今年死亡總數和去年或者前三年在這一國家、這一地區的死亡總數相比，多死了多少人，如果沒有其他可解釋的因素外，就歸致于是疫情引起的超額死亡。目前情況來看，新冠肺炎疫情無論是原始株、還是以往的變異株，特別是奧密克戎變異株導致的超額死亡還是比較高的，經研究在10萬分之100以上。

第三，我們國家人口的總數是大的，老年人口的比例是高的，老年人口2.67億，這是非常大的基數，同時還有大量基礎病患者，這些人是新冠肺炎病毒感染的高危人群，感染以后得重癥甚至發生死亡的概率比一般人群高。再加上前一段時間防控的效果，我國人群新冠病毒感染率總體較低，獲得的自然免疫不強，盡管我們通過免疫接種獲取了一定的免疫力，但新變異株對這種免疫力的逃逸在加強，所以如果我們放松，不“動態清零”，勢必會造成大量感染，導致老年人群、導致有基礎病的人群，有可能造成大量重癥乃至大量死亡。這種大量的重癥和大量的死亡是不能夠容忍的，所以必須要盡力防護。

第四，現在科學上對新冠病毒的變異，今后向什么方向變，變異以后它的毒力、致病力、危害性的大小仍然沒有辦法完全掌握。但是有一點科學界是肯定的，這個病毒始終會變，變是它的常態。另外奧密克戎變異株肯定不是新冠病毒的最后一個變異株，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堅持現有防控策略，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我們近三年防控證明是有效的、是可行的、也是科學的，所以面對這些不確定性，我們就應該用確定性的策略、確定性的方針來對抗這種不確定性。

第五，要考慮這個疾病的長期危害。現在國際上，各國科學家非常關注和擔憂感染新冠后的后遺癥問題，有研究表明有一定比例的感染者會出現諸如疲勞、呼吸困難、神經認知障礙等多種后遺癥，對這種情況的致病機理、最終持續時間，科學上也不完全了解，不像一般流感和已知疾病，科學上對它的后遺癥、對它的有關情況是清楚的，新冠還有很大未知。

“基于以上考慮中國當前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是必須的。”梁萬年強調。

我國是否會成為疫情洼地被漫灌而被迫放開？

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回應稱，“動態清零”是控制急性傳染病的總原則，也是新冠防控的總方針。過去近三年時間里，我國先后發生了三百多起境外輸入引發的本地疫情，這些疫情都得到了很好控制。實踐證明，“動態清零”總方針是科學的，防控效果是顯著的，是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目前，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堅持。

他強調，疫情從高流行的地區向低流行的地區蔓延擴散，就像水從高位向低位流動一樣，是傳染病流行擴散的一種自然規律。武漢疫情控制后，我國又出現了境外輸入引發的本地疫情，所以我國確定了“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疫情防控總策略。

“實踐證明，我國的新冠防控總策略是科學的、是有效的。”吳尊友說。

我國為什么不能像國外那樣“躺平”？

梁萬年表示，從全球視角來看，我們分析了一下，當前絕大多數國家的防控策略確實已經由以往的防感染，轉向重點防重癥、防死亡和防止醫療資源的擠兌方面來。

梁萬年分析稱，大概的做法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多個國家普遍放松或者取消了入境限制；二是部分國家在國內的社交上的限制進行了放松甚至取消；三是一些國家不再實施強制性的集中隔離措施，也有一些國家不主動的通過核酸檢測來發現感染者，相關密切接觸者。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全球絕大部分國家仍然是強化必要的個人防護措施，比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同時加強疫苗接種。

這些選擇是有多種原因，一些策略的調整，措施的優化和調整，一個方面是基于各個國家的防控理念，一個方面是基于防控的能力和條件，一個方面是基于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快速傳播有沒有相關的機制、組織的保障和動員能力的保障等。所以我個人感覺，有些可能是被動地進行了一些調整，比如說從美國、日本的一些國家進行放松和調整的情況來看，帶來的可能是疫情的幾波沖擊，甚至會出現超額死亡。我們國家堅持“動態清零”的總方針還是要強調是由我們的防控理念“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所決定的，也是秉行“一切為了人民健康、以人民為中心”的具體體現。更為重要的是，我們國家現在具備“動態清零”的條件和“動態清零”的能力。總體上看，我們國家本土是“干凈”的，我們的疫情主要還和輸入有關系，我們外防輸入把住，即使有輸入，只要快速發現，我們還是能夠做到的。

梁萬年指出，近三年來的實踐已經證明了這些，為什么能做到？因為我們國家有強大組織動員能力，有制度優勢，中國老百姓的利他主義、集體主義精神。我們利用信息化的優勢，以及中國衛生健康系統相應的防控和救治能力，同時我們的物資保障、統籌經濟社會發展和疫情防控這些方面的能力都得到了錘煉，有強大的基礎，這些是中國的優勢。具備了這些條件和能力，應該堅持“動態清零”，最終戰勝疾病，用最少的生命損失和代價來換取最終勝利。

梁萬年強調，如果說我們完全學習國外所謂的“躺平”，那么結果肯定是中國人群將會有大量的感染，大量的感染勢必會造成大量的重癥和大量的死亡。這和中國的文化，和我們的抗疫理念是不相容的。

我國第九版防控方案的各項措施現在是否依然行之有效？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學首席專家董小平表示，病毒的變異是一個自然現象，首先我們認為目前不存在因為不斷出現病毒的變異株而進行防控方案修改的證據或者壓力。第九版防控方案對于疫情防控中的各個環節，比如公共衛生措施，包括宣傳教育、疫苗接種、愛國衛生運動以及疫情監測、疫情處置、實驗室檢測、境外輸入疫情的防控、重點環節防控等等都做出了詳盡科學、操作性很強的要求。

董小平表示，經過幾個月的實踐證明，主要的技術手段和措施可以有效應對各種奧密克戎變異株引發的疫情。所以在不出現新的大變異株，比如德爾塔、奧密克戎的情況下，不出現明顯導致致病能力改變的情況，不出現現有疫苗保護效力明顯下降的前提下，現行的第九版防控方案仍然可以適用，并且仍然可以滿足我國新冠疫情防控的需求。

如何來計算疫情防控造成的成本效益？

今年散發疫情對于社會經濟帶來一定程度影響，就疫情防控的成本效益方面，梁萬年稱，全球各國都會受到疫情的影響，特別是疫情會對經濟的發展產生的影響，任何一個國家都不例外。疫情防控的一個目的就是要盡可能的避免和減輕疫情所帶來的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但是由于新冠疫情持續了近三年，這在人類的疾病，尤其是大流行的疾病史上也是罕見的，持續時間這么長，而且病毒在反復變異，傳播速度在加快等這些特點，疫情的防控措施就會隨之發生相應變化和調整，也難免會對經濟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梁萬年提及，這也就是為什么我們國家在堅持我們“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下，特別強調要科學防控、依法防控、精準防控，目的是通過科學、依法、精準的防控來最大限度減少疫情、減少疫情防控措施對經濟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

他表示，實踐證明我國的防控是科學有效的，從全球比較來看也是最具成本效益的，無論在防控效果還是經濟發展上所取得的成效在全球是領先的，同時有效平衡了疫情防控和經濟發展的關系。

衡量防控成效其實是有不同的指標，如果從成本效益的視角來衡量防控成效，如何來算效益？如何考慮成本？又是一個重要的命題。比如說在算效益的時候，怎么算？應該用動態的視角來看效益，應該算整體的效益賬，總體的成本賬。我們考慮效益，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得與失，還要算健康賬，特別是民生賬、社會賬，要用動態眼光來算賬，簡單的說算大的成本效益賬，因為這是人類面臨的大流行疾病，必須是這種視角來算。從公共衛生角度來看，在大流行的疫情面前，保障更大范圍、更長遠、更大人群的利益，是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各國都在努力平衡這種成本和效益。在這種情況下，權衡是要基于各國的文化、防控的理念和條件來做出。

怎樣更好敦促地方政府杜絕層層加碼、一刀切等行為？

國家疾控局傳染病防控司司長雷正龍表示，國家衛生健康委、國家疾控局高度重視群眾投訴工作，前期組建多部門組成的整治“層層加碼”工作專班，專項整治疫情防控簡單化、一刀切、層層加碼等問題。按照整治“層層加碼”工作機制，專班每天及時轉辦、督辦地方核查處理群眾反映的問題。

他提到，下階段，我們將繼續堅持問題導向，緊盯群眾反映問題，對發現地方違反“九不準”等疫情防控要求的，堅決督促整改到位，既要抓好疫情防控，更要服務好群眾，及時解決群眾急難愁盼問題。同時，積極充分發揮整治“層層加碼”工作專班作用，快速轉辦，核實群眾舉辦投訴，強化跟蹤督辦，加強典型問題通報曝光，確保“層層加碼”問題及時得到妥善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