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女節性別問題大討論

在今年的3月8日，“婦女”與“女神”、“女王”之爭再次打響：當各大電商紛紛以“女王節”“閨蜜節”“蝴蝶節”等標語替換“婦女”概念，并推出叫人眼花繚亂的折扣和促銷優惠時，另一批人則堅持捍衛“婦女”與“國際勞動婦女節”的本義。而綜觀本周與“婦女”“性別”聯系的種種爭論，我們看到了身處不同背景和立場的發聲者對中國女性角色、歷史與未來解放道路的多樣思考。

性別意識重不重要：“我”能替代“我們”嗎？

“我對集體概念毫無興趣，因此也沒什么強烈的性別意識。喜歡做飯做家務，做這些事情的時候不覺憤怒，也沒有被奴役感。……我希望自己警惕權力、熱愛自由、并永遠為之奮斗，這和我是不是女人一點關系都沒有。”3月8日，微博用戶“李靜睿的北方大道”的一則發言引發爭論。這段有關“性別不是障礙，卻也不是借口”的主張表達出兩方面值得重視的訴求：強調培養脫離群體的獨立人格，以及對“去性別化”前景的追求——個人生活選擇原本就與性別、種族等身份因素毫無關系。無論閱讀者對這段發言第一感受如何，它確實向我們提出了一個必須首先澄清的問題：我們為何一定要把自己同“女性”這一大身份聯系起來？談論“婦女”、強調樹立性別意識真的重要嗎？

公眾號“林三土”從個體、集體與權力角度回應了這一觀點，作者指出，預設了“集體”的性別意識概念同上述言論對個體自由與發展的強調并不違拗。事實上，即使是看重個體獨立的自由主義者，在試圖分析現實政治生活時，也應當且必須正面地使用集體概念。唯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和刻畫不同個體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經歷與體驗，從中歸納提煉出不公與壓迫在特定時空的具體表現形式。“女性”的身份為何重要？因為它將成為我們捕捉發生在“單個”個體與“單個”事件背后的聯系，從而覺察、理解和應對特定情境中權力和壓迫的鑰匙。我們無法拋開“女性”這個集體概念來理解性別壓迫和父權文化，就像我們無法拋開“黑人”這個概念來理解種族隔離一樣。它并未否定個體經驗的特殊性，但更要求我們看到個體遭遇的共通之處，并意識到現實中不同個體在追求自由時面臨的形態各異的障礙——倘若只注意到自身自由面臨的障礙，而未曾看到同一身份其他個體遭遇的困境，這實則蒙蔽了自己的雙眼，對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權力關系選擇視而不見。

微博用戶“伊凡楓葉的大型考古遺址”的反駁與該話題的后續討論則表現出人們在性別意識重要性上的幾點共識：主觀地不將自身與“女性”身份聯系，并不能消解性別身份帶來的客觀壓迫。換言之，即使感到“不被奴役”“和我的性別無關”，也并不意味著克服了女性自由、發展和自主受到的真實傷害；我們當然可以將“去性別化”視為一種理想的愿景，但在兩性權力存在結構性不公的大背景下，“去性別化”往往存在為現實不公背書的危險，“我們現在要做的，應該是對積弊已久的不公正進行糾偏、進行補救，這就是為什么要著重談論女性權益的原因。”

家庭與事業的夾縫之中：婦女解放路在何方？

“婦女節”話題下討論的另一焦點，在于探討“婦女節”形成背景與近代婦女解放道路，從而旗幟鮮明地反對在消費與市場的邏輯下以“女王”“女神”等詞匯來“粉飾”婦女。公眾號“土逗公社”推送的《婦女節過成瑪麗蘇，女權先輩的棺材怕是壓不住了》，便通過追溯國際勞動婦女節的誕生和近代女權運動的發展，強調“婦女節”在反對資本主義，肯定女性勞動價值上的重要意義。

值得注意的是，在“婦女節”誕生與婦女解放的過程中，“性別”與“階級”的交叉，“社會”與“家庭”的碰撞貫穿始終。董麗敏在《為“婦女”正名：婦女解放的延安道路》中便以抗戰時期延安地區婚姻家庭糾紛為例探討了該問題。作者指出，延安婦女解放歷程向我們展現了穩定與革命、個人與家庭、民間倫理與婦女自由之間的緊張關系：“舊制度”下的家庭倫理和家庭問題與新政策新法規激烈沖突，公共領域的政策法規未必能推動家庭問題的妥善解決，甚至會使原本處在受壓迫境遇中的婦女處境更為尷尬和艱難；另一方面，如果立足于新式個體的訴求，“家庭”無疑會被看作一種束縛和包袱，由此瓦解甚至拋棄家庭就成為一種必然的趨勢，而“家庭”又恰恰是戰爭那一特殊時期革命政權必須依靠的基本單位。

怎么辦？延安婦女解放的經驗給出了解放方式：讓婦女參與生產！婦女通過參與“生產”這一社會化的方式，既在家庭內部取得了可以與父權制進行性別協商的機會與空間，又在為家庭經濟/社會經濟做出貢獻的同時建構了自己作為歷史實踐主體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性別議題與階級議題密切聯合，它讓婦女解放始終與階級和國家解放并肩。在其中，性別的平等不僅僅意味著個體與個體之間的簡單對等，而是尋求在“階級”整合下讓不同代際（婆媳關系）、不同性別（兩性關系）之間的平等問題可以在結構化的視野中敞開，通過兩性雙方的“自我改造”來縮短差距和彼此靠攏。

但曾經依靠生產“走出家庭”的婦女，如今似乎仍然身處家庭與社會需求、家庭與個體發展的沖突中。天貓于3月6日在微博上曾發布一則“3.8女王節”宣傳視頻，視頻討論了女性在家庭和事業間的困惑，而最終回到了“孩子需要母親陪伴”的主題。視頻本身招來幾乎一邊倒的批評：為何只強調女性對家庭的責任？為何在“國際勞動婦女”的節日卻宣揚女性回歸家庭？可在口誅筆伐下，我們卻不得不直面這個偏頗的視頻側面反映的現實問題：在女性對經濟權利和個體獨立日益上升的追求下，一面是傳統家庭對女性生養角色的要求，一面是社會和職業中的結構性歧視；而在同時，隨著生育率下降的焦慮和二胎政策的開放，國家越來越強調“家庭”的功能，也越來越強調女性在生育和養育上的責任。——女性要再次回家了嗎？界面記者林子人發出如此疑問。

我們看到，相比起抗戰時期在新舊制度轉換間承擔解放任務的延安婦女，當代婦女面臨更復雜的狀況：

其一是國家退出私人領域與生養責任轉移下家庭負擔的加重。如林子人的文章指出，在國有企業時期，作為一個“單位”的國有企業往往肩負起職工的育兒、教育、住房、醫療、計劃生育、社會保障等社會福利和家庭事宜，為女性大規模投入勞動力解除了后顧之憂。而在市場經濟時代，育兒責任被主要轉移到家庭，且國家和社會對養育子女為女性帶來的隱憂（如事業中斷、就業歧視、育兒成本上升、醫療教育和社會保障體系不完善）鮮有應對之策，在性別關系和家庭關系處理上同樣缺乏適時介入制止侵害并采取足夠的預防性措施。相比起延安時期基層政府和外部組織對婦女的支持，如今的女性往往更多面臨“孤軍奮戰”的困境。

其二是與資本、市場、新自由主義曖昧的敵友關系。與“婦女節”創設之初鮮明的左翼背景和對資本主義的堅定反對不同，隨著資本主義新形態的出現，第二波女性運動開始面對一個難題：是否應該支持自由市場的邏輯，以提升經濟上的平等？我們看到，主流的女性主義選擇放棄對社會保障的依賴，而開始大聲疾呼個體主義和自由意志，并追求“男人般的自立與成就”。而正如界面記者張之琪在總結澎湃編譯文章《第二波女性主義是新自由主義的共謀嗎？》時所說，新路線盡管延展了原本“性別平等即階級流動”的政治議題，卻也分化了社會抗爭的動能，而個人認同與消費主義的結合正中了新自由主義的下懷——“當越來越多的女權主義者將女性的自由等同于‘購買口紅的自由’和‘買房的自由’，市場對女性的結構性歧視也正在以‘自由選擇’之名使更多女性退出競爭，回歸家庭。”

婦女解放該往何處去？這仍是一個需要不斷探究的問題。

進擊的電子競技

一篇《北大開設電競課程現場火爆》在近日走紅。文章指出，隨著電子競技產業的整體進步，電競賽事的影響力日益提升，人們也逐漸發現電競接近傳統競技體育的面貌，其正面因素也越來越多地被了解。課程教師陳江隨后澄清，其所開設的《電子游戲通論》更多旨在綜合性地討論電子游戲的研發、技術、行業、媒體和心理問題，“不是培訓學生玩電競的，也沒有要任何人一分錢以上的贊助”。

不過，無論該報道是否有為“王者榮耀”等電競游戲背書之嫌，它確實成功地激起了那數次牽動人們神經的“電競正名”問題。當2017年10月28日國際奧委會代表在瑞士洛桑承認“具有競技性的電子游戲項目，可以被認為是一種體育運動”后，人們對電競未來的想象越發旺盛：它是否可以擺脫“不務正業”“危害身心”的指責，成為一項能進入校園，得到嚴肅討論和系統培訓的事業？它是否可能獲得與傳統體育項目對等的地位，甚至進入奧運并獲得普遍承認？本周思想周報將試圖回顧圍繞電競進入奧運和進入學校展開的種種爭論，以探討“電競”定位及其未來的可能。

電競究竟有多受歡迎？

去年11月4日，2017《英雄聯盟》全球總決賽在北京國家體育場“鳥巢”拉開戰幕。而在一周之前中國戰隊RNG與韓國戰隊SKT的半決賽中，在線觀看人數達到了近一億人次。對局外人來說，這些數據令人驚嘆——電競行業究竟發展到了何種規模，它究竟有多少受眾？為此，澎湃新聞曾試圖從數據比較電子競技和傳統運動項目。這篇《被考慮“入奧”的電競，能挑戰頂級體育項目的地位嗎？》的文章指出，電競項目的產業收益、觀眾人數、賽事獎金及頂級選手收入等方面，與世界最知名最流行的體育項目相比，仍然稍顯“根基薄弱”，但其在年輕人中的受歡迎程度勢頭喜人——在中國，25歲以下的電競賽事觀看者占整體電競觀看總人數的64%，而預計到2020年，全球“經常觀看電競比賽”的觀眾將達到2.86億人次。無論如何，電競產業已經在經濟維度上證明了存在感，其發展勢頭迅猛且擁有極多的年輕關注者。

電競進入奧運？

“國際奧委會已就電子競技進入2024年巴黎奧運會展開可行性探討”——這條消息曾在電競圈內引發極大的振奮感。不可否認，“入奧”成功對電競“正名”的意義將是不可估量的：它將帶來極強的輿論引導作用，洗刷數十年來“打游戲=玩物喪志”的負面影響。然而電競真的有可能“入奧”嗎？我們看到，不少評論者抱以懷疑態度：

其一是入奧資質問題：奧運會憲章規定，入奧項目必須具有公認的國際基礎，如夏季奧運會項目應至少在75個國家和4大洲的男子、以及至少在40個國家和3大洲女子中廣泛開展。而目前唯一一個國際電競聯盟僅15個成員國家和地區，且尚不存在權威性的全球性的仲裁、組織、制定規則的組織。

其二是賽事性質問題：電競賽事的主導方和獲益方是廠商，究竟哪些項目進入奧運，賽事的制作質量如何把控，對于游戲之間競品的關系和營銷成效如何把控，這些都將在奧運會和廠商間產生難以調解的矛盾。與此同時，與其它規則相對穩定的體育賽事相比，電競游戲往往擁有極高的更新換代速度，這也將為比賽項目設置帶來困難。

電競進入學校？

盡管有諸多困難，電競“入奧”的呼聲和期望似乎從未衰減，而另一方面，電競教育則在近年崛起。2016年9月，“電子競技運動與管理”專業成為教育部職業教育與成人教育司公布的2016年度的13個增補專業之一，培養科班出身的電競人才成為可能。

正如“芥末堆”刊發的《巨頭入局、資本下注，電競擁抱教育的正確姿勢是什么？》所言，市場需求+政策紅利，電競教育成為風口并不意外。而截至2017年11月份，全國已經有18所高職類院校開設該專業，3所本科院校開設了電競方向。

“星星之火”下是現實的困境：我們知道，電競教育主要分為學歷教育與職業教育，其中職業教育包括以培養職業選手為目標的青訓營和以培養電競從業者為目標的短期培訓班；學歷教育則以“校企合作”共建專業為主要方式。然而，電競專業教材、教師隊伍、課程體系、學科理論都是空白，如何搭建電競專業教育體系是最大的難題。

事實上，無論是進入學校還是沖擊奧運，在一路進擊并不斷為自己正名的電子競技背后，我們看到的都是資本的強大力量。立于浪潮之巔的電競似乎春光正盛，它與資本的糾纏到底會為體育、教育與青年未來生活圖景帶來何種沖擊？仍需時間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