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國，政黨的起名與更名固然不算小事，但也算不上是了不得的大事。近年來，中右翼“人民運動聯盟”（UMP）更名為“共和黨”（LR，更確切地說應當叫做“共和人士黨”），極右翼的“國民陣線”（FN）更名為“國民聯盟”（RN），無不顯示出老牌政黨面臨困境或者瓶頸時、試圖通過更名來開辟新局的思路。這種更名過程中自然不乏人事重組和政策調整，但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新瓶裝舊酒”，很少動輒上升到“改旗易幟”的意識形態高度。

由是觀之，法國執政黨最近的更名舉動，似乎也不脫這一窠臼。

2016年，為了組織后援力量投身總統大選，馬克龍組建了“前進！”運動（En Marche！），同年議會選舉之前又將其改組為“共和國前進黨”。而今年3月，馬克龍再度提出整合多數派、建立新黨；隨后在6月的議會選舉中，共和國前進黨（LREM）被非正式地冠之以“復興黨”（Renaissance）名稱；9月17日，該黨召開大會，正式更名，同時將此前的兩個衛星小黨整合為一體。由此，它也完成了自誕生以來的第二次轉變。

在政治對手的批評口吻中，從“前進”到“復興”，只是執政黨陣營換湯不換藥的噱頭而已；但在該黨內部，卻透露出某些和此前不同的氣息：在總統新任期剛剛開始的這一動作，隱然已經在為“后馬克龍時代”進行鋪墊。

當地時間2022年9月15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愛麗舍宮舉行的法國長官招待會上發表演講。

盛況背后的預期落差

在9月17日成立大會的濟濟一堂盛況背后，裂痕卻難以掩飾。

盡管馬克龍呼吁執政多數派最大程度地進行整合成為一個“宏大的政治運動”，但最終只有兩個衛星小黨——偏左翼的“進步領土”（Territoires de progrès）和偏右翼的“行動”（Agir）——正式并入新的復興黨，前者由現任勞工部長杜索普（Olivier Dussopt）參與創立，后者由現任政府與議會關系事務部長里埃斯特（Franck Riester）領導，分別代表了執政黨內部的左右翼派系。而且據法國媒體披露，在長達數月的協商過程中，這兩個小黨也進行了抵制，最終在馬克龍的強勢介入下才同意加入。

而在更大范圍的多數派聯盟中，此前外界最為矚目的兩個友黨——前總理菲利普（édouard Philippe）創立的“地平線”（Horizons）和政壇大佬貝魯（Fran?ois Bayrou）創立的“民主運動”（MoDem）最終都拒絕加入復興黨，寧愿保持他們各自的獨立性。不僅如此，菲利普尚且出席了9月17日的成立大會，而貝魯則在組織者預留座位的情況下始終沒有露面，而且還在大會前夕向馬克龍隔空喊話，呼吁政府在退休改革問題上不要操之過急，反對強力推進。無論是面子還是里子，這份“保持距離”的姿態都表現得不能更明顯。

此外，復興黨的成立過程中，熱情下降、動能不足的問題也已經暴露出來：在成立大會舉辦之前，該黨黨員通過網絡對領導集體、黨章和價值觀憲章進行了投票，根據黨部公布的結果，各項投票均以高票通過，卻并未公布投票詳情。而根據《巴黎人報》獲得的信息，在大約27000名認證黨員中，只有12485人參加了投票，亦即不到半數，這對于在一系列政治挫折之后亟待“復興”的馬克龍派來說，這并不是個鼓舞人心的跡象，畢竟，在馬克龍首次當選總統時，他麾下的“前進！”運動聲稱有40萬成員之多。

除黨名外，新在何處？

從經濟和心理角度來說，黨員規模的“縮水”在意料之中。因為此前加入共和國前進黨是免繳黨費的，而且黨籍不具有排他性，但加入復興黨則須繳納黨費，且不允許跨黨。和所有從免費到收費轉軌的商業模式一樣，這種政治模式的轉軌，也不出意外地導致參與度的明顯下降。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這種下降并非全然是壞事，核心團體的收縮意味著“去泡沫化”，反而可能形成一個更有凝聚力和戰斗力的內核——如果其他配套措施能夠跟上的話。

與核心黨員規模的下降相比，復興黨面臨的更大挑戰，是重塑該黨的整體架構，尤其是在地方層面的扎根問題。

無論是最初的“前進！”運動，還是后來的共和國前進黨，很大程度上都是一個具有鮮明扁平化特征的組織，馬克龍當初登高一呼所激發的政治動能，遮蔽了組織上的孱弱。許多媒體和學者都指出，從“前進！”運動創立開始，它就帶有強烈的“運動”而非“政黨”的色彩，在這一點上，它倒也并非獨創，和此前法國的極左派政黨“不屈的法蘭西”（LFI）、意大利的民粹派政黨“五星運動”（M5S）以及西班牙的民粹政黨“我們能”（Podemos）頗為相似，都利用了選民對建制派政黨的失望心態，只是沒有走上述政黨的民粹派路線。

在執政五年之后，這種政治動能已經逐漸衰竭，而共和國前進黨卻仍然是一個基層組織薄弱的政治實體，既難以將來自巴黎的意圖通過黨組織形式層層貫徹下去，也難以將民間的種種不滿情緒通過制度化途徑反饋到巴黎。和自己的領袖一樣，整個黨都被批評為“不接地氣”（hors sol）。在2017年總統大選獲勝后，2020年市鎮選舉和2021年的大區選舉中，共和國前進黨傾力出擊，卻都遭受嚴重挫敗，事實上早就為此敲響了警鐘。

這種困境，不僅政治對手（尤其擅長基層動員的左派）看在眼里，例如《解放報》譏諷稱，在馬克龍的第一個五年任期里，共和國前進黨就是一個“空殼”；黨內高層也感覺到不安，黨內實力派人物、內政部長達馬南（Gérald Darmanin）承認，“我們需要一個大眾型政黨。就眼下而言，復興黨只不過是有幾個干部的布爾喬亞政黨”。

意識到這一缺陷后，新成立的復興黨試圖向更體系化、垂直化、科層化的方向發展，總書記瑟茹爾內（Stéphane Séjourné）上任后對媒體表態時，尤其強調地方扎根問題。作為亡羊補牢手段，他表示隨后將從劃撥預算、建立黨部辦公室開始，逐步創立各地黨部和委員會，為將來的各項選舉進行動員；而首次大考便是2026年的市鎮選舉，他號召各地的黨工盡早動員起來，為本地的競選做準備。

不過這種重建過程遠非一朝一夕之功。眼下復興黨領導層尚未推出內部章程，對于各地黨部如何建立更無暇顧及，而從地方反饋的聲音來看，此前在議會和地方選舉中，共和國前進黨指定各地候選人（而非內部選舉產生）的威權風格已經引發微詞，如果在打造新黨過程中繼續延續這種威權風格，不僅和初心相悖，而且勢必會遭遇反彈。各地市鎮和省級分支可能將在未來數月、甚至一兩年時間里經歷一波不乏混亂的動員、競選和投票（并伴隨著人事的分化與重組），才能逐漸產生一個清晰的權力架構。

從五年前馬克龍登高一呼、應者云集，到兩次轉型后重走科層化之路，復興黨正努力將自己變成一個傳統意義上的“正常”政黨。這種轉型褪去了很多理想主義的光環，卻是在政治角斗場中長期生存下來所必需的。用工業部長萊斯庫（Roland Lescure）的話說，這意味著黨從青春期進入成年。

不過，正如從該黨轉型過程中歷次黨名Logo所顯示的，早期手寫體En Marche！所透露出的稚嫩清新形象，一步步變得工整而匠氣，直到最后變成歧義迭出的RE——它固然可以是Renaissance或者Renew的字頭，但同樣可以是Return（回歸）、Recycle（循環）、甚至Restauration（復辟）的縮寫。一個新興政黨在成年過程中，在強勢領袖操控下，如何避免未及成熟便衰老朽敗的命運，這同樣也是未來五年的一大看點。

中間派定位：如何“不忘初心”？

9月17日的復興黨成立大會，選擇了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場所——盧浮宮地下的卡魯塞爾廳（Carrousel）；而地上的盧浮宮廣場，正是2017年馬克龍首次當選總統后的勝選集會所在地。

當地時間2017年5月18日，法國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在愛麗舍宮主持召開第一次內閣會議。

按照法國政壇一個不成文的傳統，左派的街頭運動向來集中在平民街區居多的巴黎東部（如巴士底廣場、共和廣場和民族廣場），右派的街頭運動則青睞中產及富人街區居多的西部（如托卡狄羅廣場），而盧浮宮則基本上正處于巴黎市中心，象征著馬克龍及其黨派試圖超越左右、鑄造中間力量的愿景。

理想豐滿，而現實骨感。在經歷了被黃馬甲運動和新冠疫情嚴重沖擊的首個總統任期后，在今年6月的議會選舉中，以共和國前進黨為主體的執政聯盟喪失了議會絕對多數，而極左翼領銜的左翼聯盟Nupes和極右翼國民聯盟卻實現了“兩翼包抄”，分別斬獲131和89個議席，這意味著激進反對派在議會中占據了近四成議席。整個法國政治生態，呈現出左右極端力量上升、中堅力量收縮的格局。

在俄烏戰爭曠日持久、通脹危機短期難消的背景下，歐洲極右翼的上升勢頭一度停滯之后、又獲得了新的動能：歐爾班在匈牙利第四次連任，瑞典和意大利的極右派在議會選舉中取得突破，登堂入室取得入閣權乃至組閣權，此前法意關系不斷深化的良好勢頭戛然而止，這讓馬克龍更感受到危機。而在國內政壇格局中，鑒于社會黨和共和黨尚未恢復元氣，不出意外的話，極右派國民聯盟仍將是2027年大選中復興黨的頭號對手。在今年8月底的一次內部餐敘中，馬克龍明確聲稱：“我的責任，就是確保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不會贏得2027年大選。”在9月17日的復興黨成立大會中，他再次呼吁“團結”——“如果沒有團結，極端力量就會獲勝。”

而在“團結”之外，馬克龍念茲在茲的另一個關鍵詞是“超越”（depassement），即超越傳統左右對立，走出一條中間派路線。他在創黨大會的視頻致辭中呼吁“我們需要繼續2016年啟動、旨在超越的美好政治探索……我們將開啟我們國家政治生活的嶄新一頁”，同時警告，要警惕試圖返回“舊秩序”的做法，這種做法看上去舒坦而不費力，卻忘了“舊秩序”已經一蹶不振。在外界解讀中，這番表態其實是努力消除自己陣營內的離心力，防止當初從左右兩大陣營吸納來的力量又流失回去，導致這個并不穩定的陣營分崩離析。

但問題在于，更改黨名只能帶來短期的興奮，而從長期來說，必須要讓這條中間路線清晰地凸顯出來，才能在“后馬克龍時代”繼續秉持“馬克龍主義”（macronisme）。

在長達五年的執政之后，所謂的“馬克龍主義”究竟意味著什么？答案仍然模糊不清，甚至連創黨時期就參與其中的資深支持者也無法定義。馬克龍本人曾經在闡述政見時，頻頻使用一個近乎口頭禪的表達方式——“與此同時”（en meme temps），這個表述也一度成為媒體和政敵津津樂道的談資。實際上，這個表述和一度流行的“既要、又要、還要”有異曲同工之妙，凸顯出中間派不愿走極端、也不愿放棄任何重大議題的糾結心態。

在正式成立之前，復興黨于8月底公布了一份“價值觀憲章”，其中包括了12項“基本原則”——共和、歐洲、自由、政教分離、機會平等、進步、生態、工作、女性主義、民族、國家權威、地方主動性。不難發現，這些基本原則雖然美輪美奐，其實內在地隱含著沖突（例如“歐洲”與“民族”、“自由”與“機會平等”、“國家權威”與“地方主動性”等），完全要依賴于在實際運作中的解釋和調和。這種中庸之道本身足夠理性，但在政治極化的風云激蕩之中，似乎錨點太多、而單一錨點的抓力又太弱，對選民缺少足夠動員力。尤其是近年來多次選舉都顯示出，部分選民的轉向使得極端力量受益，但與此同時，對政治的冷漠和怠惰導致投票率低下，卻是導致主流政黨被釜底抽薪的一個真正致命因素。

如何將“馬克龍主義”明晰化、具象化，無疑有賴于兩屆總統任期的具體施政成績，但與此同時，它本身又必須具有觀念上和人事上的可延續性，從某種意義上說，這是在政治格局分化重組過程中比具體政績更加深遠的遺產。在這方面，復興黨內部有聲音提到了路線相近的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不過卻是將他視為一個反面教訓：奧巴馬固然在內政外交上都留下了政績，價值觀層面也值得稱道，卻無力阻止繼任者倒行逆施。對于“馬克龍主義者”來說，這無疑構成了一個前車之鑒。

后馬克龍時代的卡位戰

無論是此前的“前進！”運動、共和國前進黨，還是現階段的復興黨，這個松散共同體一方面建立在光譜寬泛的共同價值觀上，另一方面也是因時勢契機而聚合在馬克龍麾下，其中許多人期待通過一場變局，突破傳統黨派相對固化的結構，在權力序列中更進一步。

距離2027年大選還有五年，許多變數尚在醞釀之中。而復興黨無論基層建設效果如何，也無論“馬克龍主義”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詮釋，屆時必定需要一個人格化身，帶領全黨來征戰大選。雖然“后馬克龍時代”的接班問題還沒有正式擺上臺面，但已經隱隱出現在“地平線”上——正如前總理菲利普創立的新黨名稱。

事實上，馬克龍本人也并不諱言自己的接班問題。據《觀點》周刊報道，在今年8月底同黨內親信圈子的一次閉門餐敘中，馬克龍直截了當地表示：“在這張桌子周圍的很多人都懷抱雄心，這很正常。當時機到來時，這些雄心就會表現出來。而我也會做好其中分內事，會成為（權力交替的）擔保人。”但讓他遺憾且不安的是，前總理菲利普并不在這張桌子周圍親耳聆聽這番話。

在復興黨公布的領導集體中，除了馬克龍和總書記瑟茹爾內，還有多達12名副總書記，代表了這一集團中各派系的頭面人物，其中經濟部長勒梅爾（Bruno Le Maire）和內政部長達馬南隱然已經成為未來接班的第一方陣人選。

當地時間2022年7月1日，法國巴黎，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勒梅爾抵達巴黎愛麗舍宮。

相對而言，最大的變數可能就是身處黨外的菲利普。這位前總理在同馬克龍合作的三年中，憑借穩健風格獲得不少好評，卸任后民意好感度依然維持高位，組建新黨“地平線”顯然意在2027年大選，而且拒絕加入復興黨，幾乎是明白無誤地劃出了一道界限。雖然他迄今為止仍是總統多數派陣營的成員，但數月以來，馬克龍和菲利普之間多次傳出關系緊張的傳言。

這種局面導致了迄今為止的最大懸念：如果“地平線”始終保持獨立，而復興黨又勢必要從內部醞釀產生馬克龍的接班人，那么菲利普是否會獨立參選，瓜分中間派選民的選票、從而給對決極右的格局帶來新的變數？如果菲利普最終不管以何種方式歸入馬克龍陣營，以“局內人”身份競逐接班人資格，是否又會在內部造成新的沖突？

就眼下而言，這些前景為時尚遠，雖然實力派人物已經躍躍欲試，但仍然維持表面上的一團和氣，沒有捅破這層窗戶紙。正如一位不透露姓名的執政黨議員所說：“為了確保每個人的成功，他們清楚不能太快（像蠻牛一樣）打碎瓷器”，而復興黨總書記瑟茹爾內在訪談中也隱晦地警告：“每個人都應該明白這一點：沒有集體的成功，就沒有個人的成功。共同目標必須優先于個人雄心，后者可能是合理的，但應該晚一步。”

黨政分開：法國“共和傳統”中的模糊議題

在復興黨成立過程中，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是，馬克龍身為無可爭議的領袖，卻刻意同麾下政黨保持距離：在8月27日梅斯舉行的高層干部會議上，他沒有露面；在9月17日的成立大會上，他也只通過視頻方式發表演說，對追隨者表達“感激”。在他一手主導建立的復興黨中，他本人并不是理所當然的黨主席，而是被授予“榮譽黨主席”的頭銜。

相對于歐洲其他國家，法國政治生活中一直存在著備受爭議的職位兼任問題，尤其是此前兩院議員兼任地方行政職務更為普遍，但總體趨勢是逐漸收緊限制（2014年兩項法律禁止兩院議員和歐洲議會議員兼任幾乎任何地方行政職務），而部長不得兼任地方行政職務，也成為最近幾屆政府奉行的慣例。

但在黨政關系問題上，規則卻并不那么清晰。閣員職位和黨魁身份往往可以兼容，例如在友黨方面，此前“民主運動”黨魁貝魯入閣擔任司法部長時，并沒有辭去黨魁職務；前述兩個小黨“進步領土”和“行動”的黨魁，也正是在任的內閣成員；而在執政黨主體方面，卡斯塔內（Christophe Castaner）曾兼任共和國前進黨總干事（Délégué général）和國務秘書，但2018年被提名出任部長后，便退出了黨務工作；繼任總干事蓋里尼（Stanislas Guerini）2022年5月被任命部長職位后，又在黨魁職位上留守了4個月時間，隨后交棒給新的復興黨總書記。

不過，在總理和總統層級上，情況卻相當不同：馬克龍2017年當選總統之后，就辭去了“前進！”運動的主席職務；此前兩任總理菲利普和卡斯泰獲任命時，都還保留著共和黨籍，甚至都不是共和國前進黨的正式成員；出身社會黨的現任總理博爾內（élisabeth Borne）很早就追隨馬克龍，但2020年加入了左翼派系“進步領土”。

再從馬克龍之前的三任總統來看，希拉克在1976-1995年的長達18年時間里，一直是自己創立的“保衛共和聯盟”（RPR）的主席，而在此期間，他曾短暫出任總理（1986-1988），且沒有辭去RPR黨主席職務，但在1995年當選總統后，他將黨主席職務交棒到政治接班人阿蘭·朱佩手中。而朱佩也在隨后兩年時間里兼掌總理（1995-1997）和黨務大權，并于2002年議會選舉之際，將RPR和其他小黨整合為總統多數聯盟、進而建立人民運動聯盟。

當地時間2007年5月16日，法國巴黎，薩科齊宣誓就任法國總統。

2007年薩科齊當選總統之后，卸下了人民運動聯盟主席的職務（此前曾兼任該職和內政部長），但在隨后的五年任期內，該黨并沒有產生新主席，實質上繼續處于薩科齊的操控之下。2012年薩科齊連任未果、暫退政壇，黨主席也交棒到科佩（Jean-Fran?ois Copé）手中，但隨即開啟了一段內亂插曲：后者在黨內難以服眾，又因為2012年選舉資金丑聞而被迫辭職，隨后該黨有半年時間處于三頭集體領導之下，直到2014年12月薩科齊卷土重來，再度出任黨主席，并于2015年更改黨名為“共和黨”，其中不乏擺脫此前負面形象的用意。

而在2012-2017年間的社會黨政府治下，黨政關系劃分得更加清楚：無論是總統奧朗德，還是兩任總理埃羅（Jean-Marc Ayrault）和瓦爾斯（Manuel Valls），都不曾兼任黨的第一書記（Premier secrétaire）。相反，2008-2012年間擔任第一書記的奧布里（Martine Aubry）曾試圖問鼎總統大位，但在黨內初選中敗給奧朗德；隨后的兩任第一書記德希爾（Harlem Désir）和康巴德利斯（Jean-Christophe Cambadélis）都只是黨內二線人物，而當德希爾2014年被任命為國務秘書后，也隨即辭去了第一書記職務。

在一些法國媒體看來，在國家最高權柄和黨魁職位之間的不兼容性，已經成為法國“共和傳統”的一部分——盡管這個措辭充滿含糊和不確定。在歷史上，“共和”一詞更多地用在反君權（如大革命時期）、反教權（如德雷福斯事件中）議題，在當下現實中則更多地用在反對政治和宗教極端思潮、捍衛政教分離體制上。

一方面，法國政壇中政黨林立，內部又往往派系橫生，需要一個或資歷深厚、或長袖善舞的人物來居中協調，而黨務涉及到種種瑣碎細節，會對政治人物聚焦于國事大政造成干擾（類似地，近年來對議員兼任地方職務的主要限制理由，也是后者會影響議員出勤表決，從而對政策合法性造成侵蝕）；

另一方面，在現代議會制和政黨制之下，總統和總理無疑是黨派政治的產物，但一旦勝選，他們便擔負著統合全國的政治使命，至少在表面上，不能表現出過于強烈的黨派屬性。過于明顯地謀一黨之私利、或者將黨派色彩強加給社會公共生活，容易引起在野陣營的反彈和公眾觀感的惡化，甚至只是身兼黨政最高職務這一事實本身，都顯得可疑而危險。在這個意義上，雖然辭去黨魁的總統和總理往往仍是其政黨的真正權威領袖，但黨政分離的表面功夫仍然不能不做。就其制度內核的意蘊而言，這種黨政不兼容性，同反君權、反教權、反政教合一鉗制人心的歷史傳統也不無暗合之處。

復興雄心相似，路徑各有千秋

在中文語境中，“復興黨”聽上去是個平淡無奇的名稱，但在法國語境中，Renaissance卻能多少能令人產生“思古之幽情”：因為它和著名的“文藝復興”同名，由此營造出一種比日常政治更加宏大的想象空間。

在此次更名之前，“復興”名稱并非第一次出現，在2019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共和國前進黨聯合其他友黨，曾以“復興”作為競選聯盟的名稱，但選舉結果卻遠遠配不上這一名稱：雖然最終議席和極右翼的國民聯盟持平，但得票率上仍然被后者以微小優勢力壓一頭，沒能完成阻擊極右的目標。

當地時間2022年6月28日，法國巴黎，新一屆國民大會當天開始正式運作，并召開首次全體會議。

事實上，任何一個曾經輝煌過的民族，內心都不可避免地萌發“復興”的雄心和夢想，無論是“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還是“讓美國再度偉大”、“再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抑或法國對戴高樂主義的尊崇，甚至是英國脫歐背后對主權的執念和對“全球化英國”的憧憬，無不反映出這種“意蒂牢結”。甚至可以說，馬克龍主義者和極右派互為對手，但在“復興”本身的訴求上并無分歧，2022年的大選中成為現象級話題人物的極右派候選人澤穆爾'（Eric Zemmour）及其成立的“再度征服黨”（Reconquête），不過是一個簡單粗暴版本的“復興”而已。

問題意識大體相同，路徑卻各有千秋，以何種立場、何種手段來追求復興，便成了真正問題之所在。是走多個錨點并重、冒左右掣肘風險的中庸之道，還是以單一價值壓倒一切、尤其以民族主義或民粹主義動員極端力量，成為在不同的歷史路徑和權力格局下，不同執政思路的分水嶺。

在上臺之前，馬克龍曾雄心勃勃地用“革命”作為政治綱領文宣的書名，但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恐怕遠遠超出他所在的政治和社會架構所能承載的范圍。以20世紀中國革命作為參照系來看，復興黨在當下面臨的困局，某種意義上說恰和中國形成對照：一個強有力的黨組織、自下而上的嚴密科層結構、迅速而廣泛的基層動員能力，是20世紀中國革命得以完成的保證，也是它留下的最重要遺產之一，這是法國的復興黨試圖努力的方向，但因為歷史境遇和制度架構的緣故，恐怕永遠無法亦步亦趨地走到相同的程度，更何況，它所試圖堅守的價值觀，也不允許走到相同的程度。

沒有一個政黨能全憑領袖的卡里斯瑪魅力而傳之久遠，當這種魅力隨著領袖功成身退而衰減，政黨的生命力便體現在與時俱進的制度建構之上。馬克龍當初登高一呼創立的卡里斯瑪型政黨，如果要真正超越傳統的左右派政治，避免“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命運，成為未來十年、甚至數十年間的長期玩家，勢必要向一個更具建制性、可持續性的法理型方向發展。某種程度上說，和鼓吹重新制憲、建立“第六共和”的左翼相比，從“前進”勃興，到“復興”轉型，既是對第五共和憲政框架的沖擊，同時也凸顯出這一框架的力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