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士其院長

熱烈歡迎大家進入北大國際關系學院！感謝大家對國關的選擇！希望大家盡快適應新的學習與生活，盡快融入國關這個大家庭。

我想借今天這個機會，談一談我對各位新同學在學業上的期望，并用孔子的話“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加以概括。這句話的意思，簡單講就是廣泛學習了解不同的思想文化，并且在此基礎上以原則和規范約束自身的言與行。

國關學院所教、所學，其內涵可謂廣博，實際上遠遠超出狹義的國際關系，但又總是與“國際關系”相關。也可以說，我們既要學習與研究各國之間的關系，更要通過國際關系認識和理解中國與世界，后者甚至可能是國關學院一個鮮明的學術特點。因此，各位將要從事的，將是一種涵蓋了政治、經濟、法律等社會科學，歷史、哲學等人文科學，以及相關自然科學的綜合性的學習與研究。就此而言，學院開列的課程遠遠不夠，需要每一位同學自覺地利用北大豐厚的學術資源，構建自己的知識體系。

國際關系研究之所以是一種綜合性的研究，是因為決定國家內政外交的因素具有復雜多維的特點。因此了解國際關系，就必須綜合不同的角度和不同的層面，通過不同學科的相互補充，形成一個具有立體縱深的知識空間。我在此不打算詳細列舉我們所需要的各類知識，而只想強調其中的一個最具基礎性的方面，那就是要了解國際關系，首先必須了解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各民族的思想文化，這就是所謂的“博學于文”。

國際關系是具有不同思想文化的人群之間的關系。不同的思想文化，意味著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方式，從而也就意味著不同的生活目標與不同的是非標準。各國的現代化，以及與之相伴的全球化，創造了一些全人類共有的價值規范，但各國、各民族自身不同的思想文化傳統，仍然在它們的觀念與行動中發揮著不可忽視的影響，甚至構成它們理解和看待人類那些共通的價值規范的基本視角。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與其他國家和民族的交往就構成了一種文化間的溝通和交流。為了使之富有成效，我們既要認識他者，更要認識自我。首先是認識自我，不僅了解我們所思所想，而且要了解我們為何如此思想。換言之，我們要有一種思想文化的自覺，由此才能把自身的立場和價值相對化，并在此基礎上理解、吸取和包容其他國家和民族的價值觀念與思想方式，認識它們的選擇和行動的依據，雖然我們未必完全認同這些選擇和行為。

一般而言，任何一個成熟的文明都有其自身的價值正當性與知識正確性的判斷標準。這些標準之間部分重合，但部分也會相互矛盾甚至相互沖突。比如說，中國與西方的思想傳統明顯存在一些不同之處。西方人注重知識的確定性、普遍性和永恒性，中國人則注重知識的可能性、個體性和可變性。這會讓中國人與西方人眼中的世界相當不同，也會讓中國人從自身立場上認為西方思想刻板僵化，而讓西方人從他們的立場上認為中國思想相對多變。我們不能把這種矛盾和沖突簡單理解為善與惡、對與錯的沖突并力圖戰勝對方，這樣既不符合事實，也無助于問題的解決，因為這些不同，更多地是兩種文明理解人與事的角度不同所致。當然我們也不可能一概懸置這些矛盾，因為如果處理不當，它們就會上升為現實中政治、經濟，甚至武力的沖突。懸置它們，意味著在一個充滿力量爭奪的世界采取自欺欺人的駝鳥政策。為了實現世界各國的和平和共同發展，唯一正確的選擇就是以開放的心態，去認識和了解這些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式，在它們之間展開對話與討論，甚至爭論，并在此基礎上盡可能達成共識，而在不能達成共識的問題上則盡可能找到和平的相處之道。

當然，要了解其他國家與民族的價值觀念和思想方式，就需要了解它們各自的歷史傳統、政治和經濟制度、文化和藝術遺產，因為后者構成了前者的載體。具備了這些方面的知識，我們在國際交往中，以及學術討論中，才能真正做到求同存異，也才能找到不同文明彼此相異的原因，并且盡可能以別人能夠理解的方式說明我們的選擇，或者說服他們認可，或者得到他們的尊重。當然，對于別人的選擇，我們也應該采取同樣的態度，或者看到它們可資學習和借鑒之處，或者盡可能予以包容。

這里實際上已經涉及“約之以禮”的問題。用現代的表達方式，禮就是原則與規范。國際關系如同人際關系，原則與規范是行為與交往的基礎。當然，除了原則與規范之外，力量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不少人愿意把國際關系的本質理解為realpolitik，即實力政治，但這是一種偏見。在人與人的交往中，力量因素的作用明顯下降、規則的作用明顯上升是一個社會文明化的基本標志。國際交往中也應該體現出同樣的邏輯。我們在歷史上受到過西方列強的侵凌，并且對這種屈辱記憶猶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國應該努力成為國際關系文明化的一支重要的推動力量。我希望各位同學在今天就能夠確立一種高度的使命自覺，那就是盡一切可能爭取規則基礎上的和平。當然，能否實現和平并非最終由我們所決定，但我們仍然要做出最大的努力。

在西方，最早專門描述國際關系的著作是修昔底德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史》，其中記載了一段非常有名的史實：一位雅典使者到一個小邦米洛斯炫耀武力，宣揚弱肉強食的生存法則，試圖讓后者降服。修昔底德記下這段故事，是為了激發人們基本的正義感。雅典帝國主義的實踐及其失敗，被很多人認為刺激了像柏拉圖那樣的思想家致力于正義問題的研究。在中國，差不多同樣的時期是春秋戰國時代。各國之間的征伐不已同樣使中國出現了一大批思想家，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孔子。孔子對那個時代的基本診斷是“禮崩樂壞”，因此如何恢復一套能夠得到人們共同遵循的規范就成為他最大的關切。雖然孔子試圖重建的那樣一套“禮治”的政治秩序，有很多內容已經落后于我們今天的現實，但他所提倡的一些基本的政治原則，包括仁義禮智信，以及忠與恕，在今天的國際關系中仍然具有重要的規范意義。

孔子當然并不只是空談規范與原則，他更注重如何讓它們內化為每一位政治家和外交家的言與行。因為在他看來，要真正改變那個“禮崩樂壞”的世界，最關鍵的是能夠培養出一批遵禮重義的仁人志士，并且通過他們的言與行去感化和教育其他人。這是德治的根本。孔子相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在當時的政治家和外交家中，孔子評價比較高的人之一是鄭國的子產。子產有一句名言：“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鄭國當時是處在晉國與楚國之間的一個小國。正是子產杰出的政治和外交實踐，使這個小國以及子產本人得到了晉楚這些大國的尊重。對于子產為何能夠取得這樣的成就，人們總結了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晉國的叔向說的：“子產有辭，諸侯賴之”。這當然不是說子產能說會道，而是強調他能夠堅持原則，特別是能夠說服別人不違反他們自己的原則。二是孔子說的，他說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一言以蔽之，就是子產知禮守禮。

知禮守禮，意味著講求原則，也意味著恭敬謙讓。兩者實際上互為前提。禮的內容繁多，但重要的是禮者節文，即以合乎原則的方式表達自己，讓對方心悅誠服地接受己方的言與行。《禮記》中說：“夫禮者，自卑而尊人。”無論在中國還是西方，國際關系都被認為是呈現一個國家的禮儀文化最重要的領域之一。雖然實際情況常常并非如此，但至少人們傾向于認為，對那些把國際關系具體化的人來說，“約之以禮”是一種美好的品質。孔子強調：“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如果能夠本著禮讓的態度，那么治理國家并非難事；相反，如果沒有這種態度，禮就成為虛文。孔子這里講的是治國，但外交也是同樣的道理。中國古人認為，禮的根本是敬與讓，所以《左傳》中說：“禮，國之干也。敬，禮之輿也。”禮是國家的根本，而敬是禮的呈現。孔子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反問：“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歷史總是在循環中進步。在近代以來的西方國際關系中，一直存在著馬基雅維利的傳統和康德的傳統，前者強調力量與利益，后者強調原則與人的尊嚴。近現代國際關系的演變和發展表明了一個基本趨勢，那就是至少在正當性方面，后者逐漸超越前者。在此過程中，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國家的努力和抗爭，大大加強了康德的傳統在國際關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我們的使命，就是進一步去維護和強化這個傳統。這需要不僅堅守原則與規范，而且需要我們自身成為原則和規范的體現者和踐行者。這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基礎，也是人類文明的未來所在。希望我們共同努力！

謝謝大家！

（作者為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院長）

原標題：《博學于文，約之以禮——在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新生開學典禮上的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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