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沒有什么比歐洲帝國主義更深刻地重塑了世界。它重新繪制了地圖，充實了歐洲，也將數百萬非洲人和亞洲人置于死地。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事件卻很少出現在歐洲作家的作品中，惟約瑟夫·康拉德是一個杰出的例外。

康拉德漫畫像（David Low繪，1923年）

在19世紀末期和20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沒有什么比歐洲帝國主義更深刻地重塑了世界。它重新繪制了地圖，充實了歐洲，也將數百萬非洲人和亞洲人置于死地。比方說，1870年撒哈拉以南非洲約80%的地區由土著國王、酋長或其他統治者控制，而在之后35年里，除了少數幾個例外，幾乎整個大陸都由歐洲殖民地或被保護國組成。法國、德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以及英國都來瓜分這塊“瑰麗的非洲蛋糕”——這是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的話，他本人也切走了一大塊。

在那些年的亞洲，英國加強了對印度次大陸的控制，法國在印度支那，荷蘭在今天的印度尼西亞，日本、俄國和另外六個歐洲國家，其中甚至包括搖搖欲墜的奧匈帝國，都在中國掠得飛地或租界。與此同時，美國在菲律賓發動了一場殘酷的戰爭，屠戮了數十萬菲律賓人以建立美國殖民地。

然而，令人吃驚的是，這些事件卻很少出現在歐洲作家的作品中，這就相當于19世紀的美國小說家幾乎沒有人處理奴隸制或者20世紀的德國人幾乎沒有寫過大屠殺。這并不是說歐洲人不知道。成千上萬的人在殖民地生活或工作，帝國的果實在各處炫示，殖民地的財富建造了富麗堂皇的大廈和宏偉的紀念碑，法國波爾多有馬達加斯加大街，倫敦有喀土穆路，商店里充斥著外國小飾品和香料。1897年，超過100萬游客參觀了布魯塞爾郊外的世博會，那里有267名剛果男人、女人和孩子，他們住在茅舍里，在池塘邊劃獨木舟。在美國也有類似的人類展覽。

然而，作家們大多沉默不語。馬克·吐溫對菲律賓和非洲的帝國暴行直言不諱，但僅僅是在他生命最后十五年創作的短篇中。喬治·奧威爾曾在英國治下的緬甸當了多年的警官，并感到深深的理想幻滅，但一直到1927年才回國并開始寫作，它的處女作《緬甸歲月》（Burmese Days）要等到1934年才出版。如果世紀之交的作家真的觸及帝國主義，通常是為了歌頌，就像英國的約翰·巴肯（John Buchan）和拉迪亞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以及法國和德國類似的文學啦啦隊。

約瑟夫·康拉德是一個杰出的例外。在他的小說《諾斯特羅莫》（Nostromo）中，美國礦業大亨霍爾羅伊德宣稱：“無論世界是否喜歡，我們都會經營這個世界的生意。”康拉德對這種生意最令人灼心的描寫在出版于1899年的《黑暗的心》（Heart of Darkness）里。讀過這本書的人都不會再對非洲的殖民者口口聲聲的自我標榜——無私地傳播基督教和商業利益——抱有幻想。“從土地的深處榨出財富是他們的欲望”，小說敘述者馬洛，也是康拉德的另一個自我（ego）說道：“它的背后并不比盜賊撬開保險箱更加道德。”此時的剛果是利奧波德二世的私人殖民地，其殘暴的政權將大量的剛果人強征為勞工——為國王采集象牙、野生橡膠，為國王的士兵提供食物，為河上的船只提供柴火，以及更多其他苦力。但這位小說家并不認為，在這場盜竊中，比利時人有什么獨特之處，他們的代表是書中的惡棍、貪婪的象牙獵人庫爾茨先生。“整個歐洲都在促成庫爾茨的誕生。”

相較于同時代人，比如馬塞爾·普魯斯特或詹姆斯·喬伊斯，康拉德生活在一個更加廣闊的世界里，這正是哈佛歷史學家瑪雅·亞桑諾夫（Maya Jasanoff）優美的新書《黎明的注視》（The Dawn Watch）的主題。他生于波蘭父母家中，16歲就離開家鄉，在商船上航行了20年，然后在英國定居并成為一名作家。盡管康拉德“不可能知道‘全球化’這個詞”，亞桑諾夫寫道，“他從俄羅斯帝國的各個省份出發，穿越公海，來到英國，本身就體現了這點”。盡管他對非洲人和亞洲人的描述中有一些偏見，但他還是認識到，這是一個多民族的世界：他的半數作品寫的是東南亞。那個時代沒有哪個作家能像他一樣如此尖銳地處理歐洲與非歐洲世界的遭遇。

當康拉德與帝國主義、政治反叛者以及海上生活發生關系的時候，正是蒸汽機取代風帆的年代，這使他得以領略世界的各個層面，這在今天仍然具有重大意義。“康拉德的后嗣，那些技術上流離失所的水手，還能在被數字化破壞的行業中被找到”，亞桑諾夫寫道，“他筆下的無政府主義者能在（今日的）網絡聊天室或關押恐怖分子的牢房里找到相似物，他筆下以美國為中心的物質利益今天同樣還在”。康拉德不是一個全球化理論家，但亞桑諾夫認為他是一個有力的提醒，在那個時代作家們常常在有限的地理舞臺上工作——比如，想想威塞克斯（Wessex），這是托馬斯·哈代給英格蘭部分地區的命名，他幾乎所有的小說都發生在這里——康拉德的舞臺跨越全球，現在仍然只有很少的主流小說家能稱得上如此。

離家萬里

康拉德在世界各個遙遠角落的生活，讓評論家和傳記作家們忙了幾十年，而他又在幾本不可靠的回憶錄中編造了許多拐彎抹角的圈套，讓這項任務變得更加具有難度。《黎明的注視》絕不是一部像其他傳記那樣全面的傳記，尤其是Zdzislaw Najder的杰作《約瑟夫·康拉德：一生》（Joseph Conrad: a Life，2007）。事實上，這并不是一本完整的傳記，而是對小說家的生平和他的幾部主要作品的沉思。盡管如此，這本書還是很值得一讀，因為亞桑諾夫被驅使著去理解這個塑造了她所鐘愛的作家的世界。為了更接近他的航海經驗，她乘集裝箱貨輪從香港到英國；乘坐一艘134英尺高的兩桅帆船從愛爾蘭到布列塔尼；乘著內河船在剛果河上航行了一千英里。然而，她只是淡然地提及這些航行，不是為了吹噓她的壯舉，而是為了喚起康拉德的水上生活：比如，剛果河令人印象深刻的寬度，或者離岸數日后水手們談話的節奏，以及將注意力凝聚在的大海、日出和天氣時你的感受。

亞桑諾夫還造訪了康拉德生活過的許多地方，她通過小說家的眼睛去描繪它們：“馬賽，橄欖油、橘子樹，甜葡萄酒和香料袋之城，張嘴面朝地中海，斜眼瞥見大西洋，十字軍、革命者、基督山伯爵之城。”她用同樣的筆觸描寫那些塑造了康拉德生活世界的人們，比如利奧波德二世國王，她寫道：“他的鼻子就像一個山坡，胡子像瀑布一樣在他的胸前，在胸前鼓起來。”她的描寫力是對這位作家的致敬，他曾說文字的工作就是“讓你聽到，讓你感覺到……最重要的是，讓你看到”。

探索康拉德的世界，特別是在他一生中發生的海洋商業變化，將亞桑諾夫引到了一些迷人之處。從風帆到蒸汽機的轉變意味著更少的工作：沒有了船帆的固定和卷起，蒸汽船更大，可以裝在更多的貨物。因此，這是一個艱難的就業市場，康拉德在干一份工作時，似乎就得花很多時間找下一份。如果他能在一艘英國長途帆船上擔任大副或二副，他可能會發現，超過40%的船員都是像他這樣的外國人：工資水平低于許多英國工人的在岸工資，但對于來自亞洲或東歐的人來說卻是很慷慨。（亞桑諾夫在她所乘坐的集裝箱貨幣的菲律賓船員身上發現了同樣的情況。）她指出，即便是在帆船漫長的謝幕中，如果是超過3500英里的航線，煤炭的運輸成本意味著風帆仍然具有經濟上的競爭力。這也是康拉德依然頻繁在這樣的船上工作的原因之一，直到很久以后他才從讀者身上獲益。

帝國的受害者

康拉德與歐洲以外世界的遭遇，沒有比《黑暗的心》更有說服力的，這可能是他最廣為人知、最受歡迎的小說，也是用英語寫就的短篇小說。這本書的力量來自于他1890年在剛果度過的六個月。當時他已經簽約成為一艘蒸汽船的船長，期待一份冒險的工作。但是，當他航行到工作之地，卻被眼前的貪婪和殘暴所震驚，他因痢疾和瘧疾而病倒，縮減了逗留時間，提前回到了歐洲。《黑暗的心》里的許多細節——帶著鐐銬的奴工、過勞死的腐爛尸體——都能在他停留最初幾周的日記中找到。

是什么給了康拉德這種罕見的品質，讓他能夠看到帝國主義核心的傲慢與盜竊？看到利奧波德國王的文明使命建立在奴隸勞動的基礎上？很大程度上肯定是因為他自己的經歷，作為一個波蘭人，他知道生活在被征服的領土上是什么樣的。在整個19世紀，今天的波蘭被三個相鄰的帝國瓜分：奧匈帝國、普魯士和俄國，最后一個是康拉德家族大多數人生活的地方，也是最壓抑的一個。當他三歲的時候，哥薩克沖進教堂，破壞了一個波蘭民族主義英雄的紀念儀式。此外，在他生命的最初幾年里，俄羅斯國內還有數千萬相當于奴隸勞動者的農民：農奴。

康拉德的詩人父親阿波羅·科爾茨尼夫斯基（Apollo Korzeniowski）是一位波蘭民族主義者，也是農奴制的反對者，盡管他和他的妻子都來自貴族階級，有時也蓄有農奴。因為民族主義活動，科爾茨尼夫斯基被扔進一個殘酷的華沙監獄，然后被沙皇的警察流放到俄羅斯北部。他的妻子和四歲的兒子和他一起，寒冷氣候的日子加劇了他們的肺結核，肺結核更是在康拉德七歲時殺死了他的母親。幾年之后，他的父親也去世了，他的葬禮在奧地利占領的克拉科夫舉行，變成了波蘭民族主義者的巨大宣示。這個男孩在流放的監獄老兵、關于農奴制的談話和親戚在起義中被害的消息里長大，難怪他早已做好不再信任那些聲稱有權統治其他民族的帝國征服者的準備了。

在康拉德的時代，很少有歐洲人對帝國主義持敵對態度。然而，矛盾的是，在政治的其他方面，康拉德非常保守。他討厭工會。盡管他憎惡俄國和比利時的帝國主義，但他相信英帝國主義是偉大的。《黑暗的心》在很大程度上熱烈歡迎英國的“剛果改革者”，他們煽動反對利奧波德國王的強迫勞動政權，但康拉德仍然對認同他們的運動保持警惕，盡管它的關鍵人物愛爾蘭人羅杰·凱賽門（Roger Casement）曾在剛果與康拉德短暫共用過一個房子，并與其建立了緊密的聯系。

康拉德對許多英國知識分子——包括他幾個親密的朋友——熱忱信仰的社會理想也無甚好感。在他兩部最具自我意識的政治小說——關于倫敦兩個無政府主義者的《間諜》（The Secret Agent）和關于圣彼得堡和日內瓦的俄羅斯革命者的《在西方的目光下》（Under Western Eyes）中，幾乎所有的人物都是腐敗的或無可救藥的天真。這兩類人都被警察的告密者所滲透。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康拉德陰沉的愿景基本言中。1911年出版的《在西方的目光下》幾乎是對其后世界命運的預言。小說中的敘述者說道：“在真正的革命中，最好的人物不會出現在最前面。一場暴力的革命落入到狹隘的狂熱分子手中……高尚、仁慈、奉獻……無私和智慧的人可能發起了這場運動——但它會從他們身旁離去。他們不是革命的領導者，他們是受害者。”

當然，這部充滿呆板對話和心理投射的笨拙小說，如果能對這些“高尚、仁慈、忠誠”的人物表現出更多的同情，也許能成為一部好得多的小說，不管他們被證明是多么的輕信。正是這種更加廣闊的視野，給后來的一些小說提供了更大的深度，比如鮑里斯·帕斯捷爾納克的《日瓦戈醫生》和瓦西里·格羅斯曼（Vasily Grossman）的《生活與命運》（Life and Fate）。

康拉德出色地看到了世界上存在的諸多不公，是什么讓他對每個渴望改變的人持懷疑態度？亞桑諾夫表示，這來自于“父親政治目標的失敗”，然而有證據顯示并非如此。在康拉德的《個人記錄》（A Personal Record）里，他說他的父親“只是一個愛國者”，而不是一個革命者。在他兒子的有生之年，科爾茨尼夫斯基的政治目標實現了，波蘭人終于贏回了自己的祖國。這樣的目標肯定比康拉德在《間諜》和《在西方的目光下》摒棄的夢想更加溫和。康拉德支持波蘭的國家地位，尊重父親的記憶：在父親死去幾十年后，他去了他的墳墓，跪著祈禱，讓家人大吃一驚。

康拉德對所有激進派和改革者的徹底摒棄無疑來自其他地方。在他十幾歲的時候，他住在馬賽，投資了向西班牙運送違禁品的買賣——可能是槍支，最后血本無歸。他從一個朋友那里得到一筆借款，試圖到賭場碰運氣彌補損失，但是輸光了。他極度沮喪，企圖自殺，用手槍向自己的胸口開槍，但更讓人感到羞辱的是，子彈沒有打中心臟，他活了下來。

趕到馬賽將他拖出困境的是他母親的兄弟塔德茲·博布朗斯基（Tadeusz Bobrowski），這位舅舅從他父親去世后就擔任他的監護人。多年來，博布朗斯基親身前來或用一連串信件，嚴厲批評了年輕的康拉德浪漫而不切實際的雄心壯志，并不斷督促他去做一些明智的事業，比如回到克拉科夫經商。幸運的是，他沒有如愿以償。

康拉德后來又遭遇了一次嚴重的窘境，亞桑諾夫只是一筆帶過。19世紀90年代，他投資了南非的一個金礦，并失去了幾乎所有的積蓄外加一筆不多的遺產。頗具諷刺意味的是，南非的淘金熱是康拉德在《諾斯特洛夫》描寫的快速致富法。在《諾斯特洛夫》，淘的是白銀，而在《黑暗的心》里，搜的是象牙。更窘迫的是，這些損失發生在他結婚并開始擁有一個家庭的時候。難怪他最好的小說之一《吉姆爺》（Lord Jim）的故事圍繞一個在早年恥辱下努力生活下去的人展開。他政治上的保守主義很可能源于他對年輕時這些輕率舉動的禁欲，以及他想要證明自己的冷靜，并在他深愛的父親角色——舅舅博布朗斯基的注視下擔起責任。

然而，在他最好的作品中，康拉德超越了自己生活的怪癖和痛苦，他為南北世界之間的聯系繪制了一幅更加深刻的圖畫，描繪了強烈財富欲望的腐蝕作用，比其他任何作家——甚至包括我們的時代的作家——更加有力。

本文原載于美國《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2018年3/4月刊，盧南峰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