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剛剛閉幕的第90屆奧斯卡頒獎禮上，《三塊廣告牌》（Three Billboards Outside Ebbing, Missouri）雖然在最佳影片的獎項競爭上惜敗于《水形物語》（The Shape of Water），但是卻也收獲了最佳女主角、最佳男配角這兩個重量級的獎項。不過可惜的是，作為近年來好萊塢少見的在編劇技法上極具特色的作品，卻與最佳原創(chuàng)劇本失之交臂，這不得不讓人感到惋惜。

但《三塊廣告牌》卻與今年的奧斯卡（以及其他很多影片）一樣，不再局限于“一部好電影”。干練執(zhí)著甚至略帶蠻橫氣息的女主角、對美國當權(quán)者乃至某種美國社會氛圍的敵意，乃至于對代表著美國價值觀的家庭理念的某種距離感，都無疑與時代精神（zeitgeist）暗暗呼應(yīng)：分裂的美國價值（無論總統(tǒng)是不是特朗普）、呼聲高漲的#Me Too運動......

《三塊廣告牌》中女主人公米爾德雷德（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Frances McDormand飾）面對當?shù)鼐帧盁o所作為”時聰明但卻直白的抗議，也開始融入了美國政治議題的血液之中。今年2月14日在佛羅里達州爆發(fā)的校園槍擊案，造成17死14傷，直接將控槍議題重新推向了新的高度，面對“持槍派”政客們保衛(wèi)憲法、持槍安全的表述策略，有人則在大街上模仿《三塊廣告牌》，租用了三輛卡車，并用同樣色調(diào)的顏料和字體刷出了廣告牌，質(zhì)問“持槍派”的代表人物、前共和黨黨內(nèi)總統(tǒng)候選人、佛羅里達州聯(lián)邦參議員Marco Rubio：

相比于那些生拉硬拽才能與當下美國政治風(fēng)向扯上干系的奧斯卡提名作品相比，《三塊廣告牌》（或許還有《華盛頓郵報》[The Post]）無疑是最為直接且直白地對現(xiàn)實政治有所諷喻的作品。

但是，我們能夠就此說《三塊廣告牌》是一部關(guān)于“意識形態(tài)/女性/反抗/白左”的電影么？恐怕也不然。

得獎：走偏的意識形態(tài)電影批評

不知從何時開始，意識形態(tài)電影批評成為了包括影評人在內(nèi)的很多人手中的影評利器。無論是作為好萊塢主流的自由派，還是作為好萊塢少數(shù)保守右翼的梅爾·吉普森（Mel Gibson）、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乃至膚色、性別、槍支、墮胎等等話題，都成為了（中國）影評人和觀眾給好萊塢打分的重要標準。在討論奧斯卡時，更是“政治正確”、“左翼意識形態(tài)”、“美國主流價值”、“種族平衡”等詞匯滿天飛。事實上，大部分電影愛好者已經(jīng)能夠通過題材、類型、資歷、膚色性別、前哨戰(zhàn)情況、場外新聞——當然，或許還有“影片質(zhì)量”——精準地預(yù)測出大多數(shù)獎項的歸屬。

但是，泛濫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已經(jīng)讓這種方法的邊際效用逐漸趨近于零了。似乎只要拋出幾個詞，就能一針見血地把一部流水線上的工業(yè)產(chǎn)品拆解成各個元素：這個是滿足奧斯卡表演獎的，那個是打種族牌、LGBT牌的，主題是為了迎合美式主旋律，致敬是為了讓評委們會心一笑，長鏡頭是需要一個彰顯技術(shù)的宣傳點......似乎這些電影拍出來不是為了賺錢，而僅僅就是為了得奧斯卡獎，或是為了滿足個別的觀影人群一樣。

不是說“意識形態(tài)批評”無效了，事實恰恰相反，要理解一部電影在社會中引起了怎樣的反響、為什么會引起如此反響，“意識形態(tài)批評”是最為有效的方式之一——但問題是，如果這樣的批評僅僅是給一部電影貼上了“白左”、“政治正確”、“女性”標簽的話，那么阿爾都塞賜予我們的這柄批評利器，未免也廉價得宛如一把玩具水槍。

《三塊廣告牌》無疑也被評論家貼上了各種標簽：女性、白左、邊緣反抗主流、政治正確......但是《三塊廣告牌》真的那么“女性”、那么“白左”、那么“邊緣反抗主流”、那么“政治正確”么？

我們先來看女主人公。作為本片的絕對女主角，她是一個離婚母親，開著一輛低端的福特車，在美國中西部的某個小鎮(zhèn)上過著拮據(jù)的生活，她人緣一般但并非沒有朋友（她就在朋友的店里打工維持生計）——這樣一位女性，在人口統(tǒng)計的意義上，絕對不是所謂社會邊緣人，事實上這是非常典型、主流、正常的美國女性。如果說有什么邊緣的話，或許她看上去像一個無神論者，并且在大眾語境中缺少話語權(quán)——但是正如中國的小鎮(zhèn)青年也在主流話語中缺少發(fā)聲和自我展現(xiàn)的渠道一樣，我們不能因此就把“小鎮(zhèn)青年”定義成社會邊緣人、非主流人群。

然后女主人公是如何“抗爭”的呢？她的抗爭非常執(zhí)著，但也非常聰明。她沒有呼天搶地、淚如雨下地控訴社會不公，或是自怨自艾地感嘆自己命運多舛。她在開車回家的路上看到了三塊廣告牌，于是以一個合理的價格，把廣告權(quán)買了下來，并且簡明扼要地在上面放了三句話，控訴當?shù)氐木植蛔鳛椋o地方警局施壓。當?shù)氐木臁⒚癖姟⑸窀改茏鍪裁茨兀克麄兪裁炊甲霾涣耍驗榕鹘堑男袨橥耆戏āＭ瑫r，這一舉動也確實給當?shù)厝藥砹撕芏鄩毫筒贿m（否則整個警局也不會感到如此尷尬），所以它不僅合法，而且也合理，大家雖然都看著不爽，但是卻一點沒轍——女主角的目的也在此，她想要給亡女討回公道，但更簡潔明了的目的，是要讓當局感到不痛快。

此外，雖然全鎮(zhèn)大部分人都因為同情身患絕癥的警長，而對女主角的行為怒目相視，但是在美國“個人主義”的大語境里，這種我行我素也并沒有超過界限，警長希望曉之以理，神父只能動之以情，其他人雖然表示反對，但也都大體建立在對女主角喪女之痛的理解上，最嚴重的，恐怕就是扔雞蛋的中學(xué)生和恐嚇女主的路人了——一言以蔽之，女主角的抗爭擊中了小鎮(zhèn)社會心態(tài)的七寸，但卻合情合理、合法合規(guī)，可謂非常“美國”，看似充滿了叛逆的抗爭，但其實卻是“被馴化”的抗爭（就連女主角向警察局扔汽油瓶時，都先打電話確認了警局是否有人）。

最后我們來看一下女主角抗爭的訴求：找到殺害自己女兒的兇手。這不是《8號法案》（Prop 8）里爭取同性戀婚姻的平權(quán)人士，也不是《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里對抗官僚體系的底層窮人，更不是《每分鐘120擊》（120 battements par minute）、《我的左腳》（My Left Foot）那樣為艾滋病患者、殘障人士聲討社會權(quán)力。無論政治立場是左是右，性別是男是女，膚色是黑是白，是持槍派還是控槍派，是支持墮胎還是支持胎兒生命權(quán)，我相信沒有人會對“為亡女討回正義”這一訴求提出質(zhì)疑，換言之，《三塊廣告牌》里女主角的訴求，是有著充分社會共識的“最大公約數(shù)”式的訴求，一點不邊緣，一點不激進。《三塊廣告牌》將自己極為巧妙地“隱藏”在了反叛的面具之下，雖然抗爭是激烈的，但確實合法、合理、合情，并且盡可能地做到不觸及任何底線；但除此以外，則完全是個人主義式的。正如文章開頭那三塊狂懟Marco Rubio的廣告牌一樣，它是一個憤怒、合法、無奈、無用的政治表達。

那么，一個在人口統(tǒng)計意義上極為主流的女性，采用一套在美國社會語境里合情合理、合法合規(guī)的抗議手段，為一個絕大多數(shù)人都認同的訴求而抗議——從行動發(fā)起者，到發(fā)起手段，再到發(fā)起目的，哪里邊緣了？哪里白左了？哪里政治正確了？甚至整個影片也并沒有那么的“女性”，因為如果是一個“男性”為女兒之死不惜一切代價討回公道，我們也并不會覺得有什么問題（《颶風(fēng)營救》[Taken]講得不就是一個父親動用各種不合法的手段要救回女兒的故事么），只不過由一個女性發(fā)起這一行為，我們會感覺更為艱辛和不易罷了。但這與什么“政治正確”或是導(dǎo)演想要算計得獎，并沒有多少關(guān)系可言。

事實上，我們經(jīng)常討論的奧斯卡的“政治正確”、“美式主流價值”，本身就具有曖昧不清的地帶。比如“政治正確”經(jīng)常被用來形容一些“白左”的理念，主要核心詞是種族平等、性別平等、（非法）移民/難民和LGBT權(quán)益，都屬于一些中間偏左的理念；但是“美式主流價值”則一般指代愛國、家庭價值、社區(qū)友愛、個人創(chuàng)業(yè)奮斗，這些都是中間偏右的理念。

所以，不是說一部電影是反應(yīng)了主流價值以求獲得奧斯卡，就是說一部電影是以“白左式”的政治正確來迎合奧斯卡評委，這宛如在說“明天要么下雨，要么不下”，無比正確，但就是一句廢話。奧斯卡兼容并包的伎倆，努力讓所有人都感覺自己受到了尊重，努力尋找這個社會的最大公約數(shù)以讓自己立于不敗之地。但副作用就是所有人都覺得，只有“意識形態(tài)上的敵人”才獲得了奧斯卡的褒獎。所以尋找奧斯卡和奧斯卡獲獎影片的意識形態(tài)根源，本質(zhì)上是百發(fā)百中、指哪打哪的萬能公式，因為除了極左翼和極右翼的個別激進思考外，好萊塢電影倒是真真實實的一個無所不包的大熔爐。

在這個意義上，《三塊廣告牌》的成功，不僅與政治正確無關(guān)，事實上也與主流價值無關(guān)。《三塊廣告牌》呈現(xiàn)的美國社會是多元的，也是割裂的：女主的訴求方式是個人主義式的，面對的壓力確實社群價值；她對家庭的態(tài)度只能使家人受傷，但卻在為另一位家人討回公道；她有著女性堅韌的美好品質(zhì)，卻也有對殘障人士的不友善；她對罹患絕癥的警長也充滿同情，但在原則問題上也絲毫不讓步......——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飾演的離婚母親米爾德雷德之所以如此迷人，是因為她身上的種種特質(zhì)是如此真實、如此矛盾，而在特定事件的誘發(fā)下，爆發(fā)得如此合情合理，但又沒有讓我們感覺不可理喻地鉆牛角尖。

編劇：以正合，以奇勝

相比于過去一年穿著同性外衣的小清新愛情片《以你的名字呼喚我》（Call Me By Your Name）、性別倒置版的“王子救公主”片《水形物語》，乃至正宗美式主旋律《華盛頓郵報》，《三塊廣告牌》確實給人眼前一亮的感覺：不落俗套的編劇設(shè)計，酣暢淋漓的表演，讓人驚訝但又不乏說服力的人物蛻變......

《三塊廣告牌》確實有很多出其不意的反套路設(shè)計。比如，從劇情開篇開始，你會覺得整部電影的矛盾將會圍繞著女主角和警察局長展開，但是到了中段，警察局長突然自殺身亡，不僅影片的劇情走向一下中斷了，而且我們對于女主角的認同感也一下打了折扣。導(dǎo)演這里要冒巨大的風(fēng)險：他不僅要將支撐起電影前半段的核心張力過渡到新的劇情張力中，同時還要在電影后半段讓觀眾重拾對女主人公的認同感。

而榮獲最佳男配角的山姆·洛克威爾（Sam Rockwell）所飾演的警察局長小弟，觀眾對他的預(yù)期一開始是一個“功能性”的龍?zhí)住Ｎ覀冊陔娪袄锟偰芸吹竭@種功能性角色，他們不需要像主角那樣完成性格的蛻變、實現(xiàn)人生的成長、突破自我的極限、找到生命的真諦，功能性角色“職”如其名，他們的主要作用是實現(xiàn)一些功能，幫助情節(jié)推動，襯托主角光環(huán)。他們有時是主角的人生導(dǎo)師，有時是等待主角來收拾的無惡不作的反派，有時是怕觀眾不明白主角牛在何處而設(shè)計出來專門問傻問題的捧哏——總之，這些角色多半不需要怎么深度刻畫，性格無需深挖，更不用有什么蛻變升華。

但是《三塊廣告牌》中，此前尸位素餐的末流警察狄克森，卻在警長死后開始破繭出殼，他肆意地發(fā)泄著自己的不滿，但卻開始變得像一個機敏的警察，也更像一個擺脫了行尸走肉狀態(tài)的人。迪克森從一個功能性角色，變成了與女主角形成新的互動平衡的“二號人物”：在影片內(nèi)，他代替警長，成為了電影后半段的主要推動力；在影片外，他也超越了“原來的”男一號伍迪·哈里森（Woody Harrelson），一舉成為了本片實質(zhì)上的最重要的男演員。這種劍走偏鋒的劇情設(shè)計，甚至要比讓觀眾重拾對女主角的認同感還要難，因為編劇不僅需要讓觀眾對迪克森的看法產(chǎn)生轉(zhuǎn)變，并且還要讓他們相信這種轉(zhuǎn)變。洛克威爾大開大闔卻收放自如的表演，讓這一設(shè)定極復(fù)雜的人物蛻變，變得可信而又可愛。可以說警局二人組的出色表演，無愧于讓學(xué)院為這部以女性為領(lǐng)銜的影片送上了兩個最佳男配角的提名。

而在人物性格的設(shè)計上，《三塊廣告牌》也著力于讓每個人都擺脫臉譜，變得有血有肉。比如女主角的車被中學(xué)生砸了雞蛋后，她氣勢逼人地把嫌疑犯們揍了一頓；但是當她在商店內(nèi)被一名健壯男性威脅時，她又充滿了女性的恐懼。看似女主角是“欺軟怕硬”，但這何嘗不是她內(nèi)心中脆弱一面的真實表現(xiàn)，她有她抬頭不讓寸步的倔強，也有一個人對抗所有人的孤單。而“無能”的警局也并沒有被塑造成官僚主義的化身，警長有他的苦衷，也有他的無奈，案子無法偵破并不是他的無能或懶惰，而是“有些案子就真的是永遠沒有答案”，他也想努力嘗試，但終究無力回天——在這樣的一部關(guān)于抗爭的電影中，抗爭者和當權(quán)者，都有各自的弱點、苦衷，也都有他們無可妥協(xié)的原則、堅持，這讓《三塊廣告牌》沒有流于膚淺的、套路化的批判：正義，有時是如此遙不可及。

但這些反套路的劇情、人物設(shè)定，也給影片帶來了一些負面效果。

一部電影的成功，往往在于它穩(wěn)定地輸出了一種價值觀：人物可以轉(zhuǎn)變，情節(jié)可以反轉(zhuǎn)，甚至好人壞人也可以身份對調(diào)（比如《哈利·波特》里小天狼星從惡魔變成了勇士，而小彼得卻從烈士變成了叛徒），但是電影輸出的價值觀是穩(wěn)定不變的。但《三塊廣告牌》，自從局長死后，影片就一度迷失了重點，它前半段想要刻畫的那種“以一敵眾”的個人主義反抗方式，在后半段卻變得乏味而又無力，甚至在結(jié)尾處變得小清新了起來，不僅偏離了觀眾在觀影開始時的預(yù)期，也沒有成功地、信服地建構(gòu)起新的劇情走向。

三塊廣告牌，最終變成了一次無用的政治表達。但最令人可惜的是，“無用”并不可怕，影片后半段的泄氣，讓這種有意義的“無用”，最終走向了不知所謂的“徒勞”。這或許就是《三塊廣告牌》最讓人遺憾的地方。

表演：進擊的女性

2017年度，是性別議題如火如荼的一年，#Me Too運動有多大，波及有多廣，對好萊塢（的男性們）造成了多大的沖擊，在此就不贅言了。它所帶給金球獎、奧斯卡的影響，無疑也是不言而喻的。當然，大部分電影的制作完成，都在韋恩斯坦事件爆發(fā)之前就已經(jīng)開始了，但是今年奧斯卡所試圖“表彰”的女性形象——麥克多蒙德所飾演的抗議母親，卻也被貼上了“性別”、“抗爭”乃至“政治正確”的標簽。

但與跑偏的意識形態(tài)批評相同，這種貼標簽的方式，不僅削弱了麥克多蒙德其表演本身的含金量，同時也是掉入了因果倒置的陷阱。事實上，一部電影的女主角要想變得“有戲”，就必然多少帶有一點“抗爭性”，因為只有有了“抗爭”，才會有看點，才會有表演的空間，也才會成為女主角。試看今年其他四位提名者，《水形物語》是女主抗爭冷戰(zhàn)強權(quán)，《我，花樣女王》女主抗爭的是行業(yè)潛規(guī)則和輿論暴力，《伯德小姐》抗爭的是無聊庸常的生活形態(tài)，《華盛頓郵報》則是女繼承者在抗爭男性們的權(quán)力話語......

這個奧斯卡最佳女主角的表單還可以無限擴張：2002年茱莉亞·羅伯茨（Julia Roberts）飾演學(xué)歷雖低、但卻一門心思為污染受害者打官司的平民律師；2005年希拉里·斯萬克（Hilary Swank）飾演的女拳擊手；2012年梅麗爾·斯特里普（Meryl Streep）飾演的力排眾議進行改革的撒切爾夫人；2016年布麗·拉爾森（Brie Larson）飾演的帶著孩子逃出魔窟的母親......事實上，連男性也在抗爭：2009年飾演同性戀參議員米爾克的西恩·潘（Sean Penn），2011年與口吃和心魔做斗爭的科林·菲斯（Colin Firth），2014年抵制對艾滋病歧視的馬修·麥康納（Matthew McConaughey）......

所以把麥克多蒙德在《三塊廣告牌》里抗爭的女性形象看成是奧斯卡在褒獎?wù)握_，這無疑是倒果為因。但是不可否認，奧斯卡對抗爭女性形象的褒獎，也經(jīng)歷著政治、歷史、社會的巨大變革：

1954年時，只要一國公主愿意逃離政治和王室的牢籠，跑出去跟帥氣的男記者在羅馬玩上一整天，奧黛麗·赫本（Audrey Hepburn）就可以憑借《羅馬假日》（Roman Holiday）獲得奧斯卡的褒獎；

1960-80年代，飾演著名殘障女性、作家、慈善家海倫·凱勒（Helen Keller）的安妮·班克羅夫特（Anne Bancroft），乃至《蘇菲的選擇》（Sophie's Choice）里在時代洪流中痛苦抉擇的梅麗爾·斯特里普，成為了那個年代里對抗殘酷世界的女性代表；

進入1990年代，像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沉默的羔羊）、霍利·亨特（Holly Hunter，鋼琴課）這樣擁有職業(yè)尊嚴、個人尊嚴、自主價值選擇的女性成為了奧斯卡的主流選擇；甚至還出現(xiàn)了凱西·貝茲（Kathy Bates，危情十日）這樣極端有主見的“反派女性”，當然，這個名單里也包括憑借飾演《冰血暴》獲得第一尊小金人的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

而到了2000年之后，女性抗爭者的形象變得更為日常化、多元化和社會化，奧斯卡所認可電影里的女性抗爭，日益變成了一種“日常生活的抗爭話語”，而非在社會歧視和慣習(xí)偏見下對壓迫的反抗。

可以說，奧斯卡電影里所折射出的，正是過去六七十年間女性社會形象的轉(zhuǎn)變，她們從“偽裝的抗爭者”（《羅馬假日》里的公主），演進成了“被動的抗爭者”（海倫·凱勒和蘇菲），再進化成了“主動的抗爭者”（FBI探員、追求真愛的女性、果敢的女警察乃至控制狂），最終變成了今日“多元化的抗爭者”。

《三塊廣告牌》里女性抗爭，更男性化（但也更聰明），更具攻擊性（但卻絲毫不魯莽），更能抓住美國社會規(guī)則的合法地帶和社會心態(tài)的敏感處。而雖然影片對女主角前夫的新女友進行了某種程度的調(diào)侃，但卻不是“用心惡毒”的攻擊，在觀影過程中，我們能感受到這場已然成為既成事實、但卻并未展開的離婚事件，并不是男方單方面的責(zé)任；而女主角在餐館偶遇前夫及其新歡后妒火、怒火中燒的場面，更是將女主角不完美背后的不甘與不忍表達得淋漓盡致，我們甚至可以因此暫時她對殘障人士的惡劣態(tài)度表示寬容。

如果說2000年前的女性抗爭充滿了淑女式的勇敢（比如《鋼琴課》里的女教師，或是《蘇菲的世界》里的母親），那么2000年以后，以希拉里·斯萬克和麥克多蒙德等人塑造的女性形象，則體現(xiàn)了美國人所崇尚的街頭智慧（streetwise），就像《三塊廣告牌》里的那樣，更靈活，更日常，更富于攻擊性，也更擺脫了女性原有賢淑溫良的刻板印象。

《三塊廣告牌》無疑是過去一年世界電影上不多的驚喜之作。它優(yōu)秀，但也遠遠談不上完美；它關(guān)乎政治，但卻無關(guān)政治正確；它講述抗爭，但確實“被馴化”的抗爭；它處處反套路而為，但也處處暗藏套路；它是一部有關(guān)女性的電影，但卻不是一部女性主義的電影。

如果我們過分強調(diào)《三塊廣告牌》里的所謂政治正確、主流價值、女性本位，那無疑是貶低、矮化了它在技法、思想乃至藝術(shù)上的成就。《三塊廣告牌》背后所潛藏的社會內(nèi)涵不應(yīng)被過度政治化的解讀，但是它所折射出的社會語境，卻能讓我們看到更為豐富、中立的女性面向。在這個意義上，它的意義，遠遠不是兩座表演類獎杯所能簡單涵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