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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為《劉宇昆科幻小說“未來三部曲”中的身體想象》，彭超 著，節選自《文化研究（第48輯/2022年·春）》

1985年，當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在其代表性論文《賽博宣言：20世紀80年代的科學、技術以及社會主義女性主義》中宣稱：“迄至20世紀后期——這是我們的時代，一個神話的時代——我們全都是吐火女怪（chimera），是理論上虛構的機器和生物體的混合物；總之，我們都是賽博。”“賽博格”（Cyborg）一詞是由“控制論”（cybernetic）與“有機體”（organism）結合而成；賽博格作為機械化有機體，依靠機械裝置維持生命。這意味著人與技術機器的共棲共生，改變了人類對于身體的理解——身體不再局限于血肉之軀。

關于身體的想象，構成對文明進程的理解，“身體是歷史進程的生成器，對身體的理解構成變化如何展開的本質條件”。在古老的中國神話故事中，哪吒削肉還母、剔骨還父，太乙真人為他以蓮藕重塑肉身；而今天，我們的身體內可能存在著假牙、假肢、心臟起搏器等，生物有機體與無機體機器之間的界限正在變得模糊，人人都可能成為賽博格。技術成為身體的延伸，猶如梅洛-龐蒂所說的盲人的拐杖。技術作為中介，具有轉化的功能，即“將一種完全不能用身體經驗到的不能知覺到的（這其實就是日常身體的感覺功能）現象，轉化成圖像的功能”，進而讓我們的身體能夠感知到。

在賽博時代，當技術機器嵌入身體，我們存在的根基——身體日益技術化和數字化時，我們不得不重新思考“身體”的復雜性，以及技術與身體的關系。與此同時，我們對自我的認知，以及對存在的價值與意義的理解也發生著深刻改變。科幻作家劉宇昆在“未來三部曲”，即《迦太基玫瑰》（Carthaginian Rose，2002）、《奇點遺民》（Staying Behind，2011）、《世外桃源》（Altogether Elsewhere，Vast Herds of Reindeer，2011）中，探討了賽博時代的身體詩學，以及后人類是如何看待身體與自我的關系的。

劉宇昆

一 我之為我：身體，還是意識？

作為“未來三部曲”第一部的《迦太基玫瑰》（2002），巧妙地設置了一對姐妹：作為敘述者的姐姐艾米和作為人工智能研究者的妹妹莉斯。這一對姐妹對待身體的態度形成分歧。

劉宇昆擅長細膩的描寫，他將姐姐艾米對身體的重視巧妙地通過喬納森蘋果這一意象傳遞出來。姐姐艾米喜歡喬納森蘋果，“要吃喬納森蘋果，你得動用你的全身。咬下一口堅韌的果肉會讓你的下巴疼痛不已，咔嚓咔嚓的咀嚼聲充斥你的頭顱，酸酸的口感會從你的舌尖一直擴散到腳趾。吃下一個喬納森蘋果你才有種活著的感覺”。喬納森蘋果并不是一種大眾喜愛的品種，相反，因為口味過酸，不宜直接食用，更多用來做成蘋果醬和蘋果派。但是，為什么作者要將喬納森蘋果設定為姐姐艾米的最愛呢？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喬納森蘋果是一種隱喻，它傳遞出姐姐艾米關于身體和生命的觀點。如果要品嘗喬納森蘋果，需要充分調動身體的多種感官，不僅是嘴巴、牙齒、舌頭，還有耳朵，甚至是腳趾，身體的各個部位都要共同參與其中。身體對事物的感知是整體性、系統性、情境性的，即便是品嘗喬納森蘋果這種日常而簡單的行為，依然需要動用全身。更重要的是，身體的參與建構起生命的價值，“它比意識更清楚地表達活著意味什么”。換言之，身體在主體認識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

至于妹妹莉斯，她參與了一項命名為“命運”的實驗計劃，采用“增強神經識別的毀壞性電磁掃描”技術，在人還活著的時候，逐層剝開其大腦的神經元，記錄下所有的神經連接，用硅芯片將其拷貝。如果實驗成功的話，就能夠實現數字意義上的“復活”，“人們將不必再屈服于死亡，這具孱弱的身軀將不再束縛我們的意識，我們將掌握自身的命運”。為什么妹妹莉斯會如此渴望將意識從身體上剝離開來？意識真的可以脫離身體而存在嗎？前一個問題可以從她的創傷性經驗中尋找到答案。她曾在搭車旅行的過程中遭遇到陌生男性的侵犯，這給她的身體帶來直接的傷害，也給她造成永久性的心靈創傷。于她而言，身體作為客體，是脆弱而有缺陷的，是被管制、被傷害、被規訓的對象，她希望借助這一技術，將意識從身體中解放出來。后一個問題，小說并沒有給出樂觀的答案，她的電子生命模型在基于她大腦掃描結果構建的神經網絡上延續了不到五秒鐘就崩潰了。小說將失去身體的意識稱為“一枚裝在容器里的大腦”，因為喪失了與身體之間的連接，無法得到身體感官的反饋，所以實驗失敗了。

這姐妹倆對待身體的態度有別：一個是保守而樸素，強調身體對生活的直接參與；另一個是激進而開放，試圖拋棄身體尋求意識的自由。根本分歧在于，對身體在主體認識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存在著不同的認知。

什么是身體？“身體是承擔著諸如呼吸、自我滋養、排泄、成長、繁衍和死亡之類生物學進程的天然的、肉體的對象。”然而，自古希臘到19世紀，人們是在心與身、靈魂與肉體、精神與物質、主體與客體、理性與感性的二元對立框架中來認識身體的。對于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笛卡爾等哲學家來說，靈魂對于主體而言更有意義。笛卡爾聲稱“我思故我在”，他在《第一哲學沉思集》中將靈魂與肉體進行區別，“這個我，也就是說我的靈魂，也就是我之所以為我的那個東西，是完全、真正跟我的肉體有分別的，靈魂可以沒有肉體而存在”。如何來確認主體性，如何確認人之為人，取決于靈魂，而與身體無關。

直到20世紀，法國現象學家梅洛-龐蒂逆轉了身體與心靈的地位，他在《知覺現象學》中提出身體-主體論，認為身體是知覺的主體，身體和意識是不可分割的，從而突破了傳統的身心對立的二元論。在他看來，身體是接合世界的重要媒介：既是主體，又是客體；既是主動的，又是被動的；“成為身體，就是維系于某個世界”。身體是我們存在的根基，賦予我們生命以價值與意義。傳統的身心二元論則受到批駁，比如伊格爾頓就認為，“‘身體’一詞帶給思想的首批意象之一就是一具尸體，這是笛卡爾主義傳統所造成的破壞的一部分”。身體不再被無視，而是被認定為有價值的。

作為人工智能專家的妹妹莉斯看似與古典哲學家共享同樣的觀點。即便如此，小說提出的問題依然具有探討價值：隨著技術的發展，人類是否可以拋棄沉重的肉身而追求靈魂的輕盈？小說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但是卻用標題給了一個頗為微妙的暗示。

“迦太基玫瑰”，來自詩人埃德娜·圣·文森特·米萊的一首詩。這位詩人被視為美國20世紀20年代新女性的代表，并在1923年憑借詩集《豎琴編織人》獲普利策獎。在妹妹莉斯寄給姐姐艾米的最后一張明信片上，她引用了這首詩，“也許送我的花朵/此刻就在面前/若沒有迦太基玫瑰的芬芳/讓我該如何分辨”。在這里，感官的重要性被凸顯出來，唯有用鼻子嗅到迦太基玫瑰的芬芳之味，才能確定這是送給“我”的玫瑰。在確認“我之為我”的過程中，身體是無法缺席的，“我們都有一副血肉之軀，使我們能夠品嘗，嗅聞，觸碰，乃至交換體液”。我們就是我們的身體，我們的身體是身心的合一。

原標題：《劉宇昆科幻小說“未來三部曲”中的身體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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