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王賢思 《107調查》

全文共 8603 個字，閱讀大概需要 14 分鐘

記者｜王賢思

文編｜葉紫瑜 孫楊 金孟喆

事實核查｜劉錫蕾

“我去中國結婚了”

我叫阮氏鳳，越南人，今年30歲，嫁到中國5年了，生了一兒一女。

我本只是一個普通的跨國婚姻女性親歷者，和其他千萬個嫁到中國來的外國人一樣。可是當我被冠以了“越南新娘”這個稱呼的時候，就意味著我和那些名正言順嫁到中國來的外國新娘不一樣。

我來自越南平順省，平順省在越南東南部， 靠近胡志明市，下面有1市1市社8縣，靠海多山，洪災暴雨等自然災害很多，農民都是靠天吃飯。我家就在平順省下屬的一個縣的農村，算是越南比較貧困的山區，村里年輕人要么是去胡志明市打工，要么就是去臺灣、柬埔寨等周邊地區打工。

我總共有9個兄弟姐妹，5男4女，我排老7，加上父母可以組一支足球隊了。那個時候越南還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政策，我家算是兄弟姐妹多的，其他家正常就五六個，到了差不多1988年之后每家只能生2個孩子。[1]

紀錄片《阿紫》片段

我的父母還算開明，也知道讀書的重要性。盡管家里孩子多，還是盡可能讓我們去讀書，家里只有最大的三個哥哥姐姐沒有讀過書。我打小成績還不錯，高考考了年級第一，是可以報考一所一本學校的。因為不用交學費而且學校會分配工作，我最終沒有選擇上大學，高考之后就去了平順師范學院，類似于中國的大專類院校，只需要繳一些衣食住行和書雜費，畢業之后也不需要自己去找工作，學校會分配。不用交學費確實省了不少錢，只需要出一些衣食住行、書雜費。家里三塊水稻田，加起來兩畝多一點，如果洪澇不嚴重，一年能收三季，賺五千多塊錢，供全家十多口人生活。我家里經濟條件并不好，所以上學的雜費也不好意思向父母開口要，一是還有其他兄弟姐妹，二是就算要了，也拿不出來。好在學校課不多，我早上上課，下午去學校旁邊的咖啡館兼職。工作時間通常為下午5點半到晚上10點半，一個月下來全勤的話能賺70萬越南盾（200人民幣），這些錢拿來吃飯和買書足夠了。

到了大三，我們要去實習，師范中專實習是給小學生上課，不僅沒有工資，連車費補貼也沒有。我分配到的小學有點遠，坐大巴車到那個小學需要一個小時。早上七點上課，我得五點起床，上完一整天的課回學校接著寫教案，一周只有四天能去兼職。有天錢包在咖啡館里被偷，手機和20萬（折合60塊人民幣）不翼而飛，金額雖然不大，對我這個學生來說，是很沉重的打擊。我徹底厭倦了咖啡館的工作，換了一份免費提供午飯的餐館兼職，雖然累，但是賺得更多了。干了一個半月拿到了工資，心里自然是高興的，但一分也沒有花。沒錢的時候想著買這買那，真有了錢也舍不得花。我沒有告訴過同學兼職的事情，怕被他們看不起。

每天實習、兼職，回校之后往往十一點，還要在宿舍備課。兼職耗體力，我熬夜備的課就潦草，第二天早上起不來，實習也經常遲到，吃不飽上課也沒有精神，形成惡循環。班主任批評我天天晚歸和朋友鬼混，沒有人民教師的樣子。我有一個室友家庭條件很好，其他幾個經常跟她一起玩，我出去兼職沒時間和她們玩，回宿舍還有別的事情，和她們也不怎么聊得起來。她們就覺得我高冷，經常對我冷嘲熱諷。有一天一件只有在電視劇里才會出現的事情發生在了我身上——被誣陷偷了室友的項鏈。項鏈無端出現在我的枕頭下面，而我那一整天都不在學校。我和班主任講了我的所有事情，但是她都不相信。她眼里的我，是一個窮還不學無術的人。我不僅受到了處分，我的“事跡”還被她在班上當面跟同學們宣揚，從那以后我在班里就被賦予了“混子”“小偷”的稱號，我的同桌去和其他人坐了，我在班上一個朋友都沒有。

過了一陣被孤立的日子，實在委屈，最后待不下去快到抑郁的程度就請假回了家。自那以后我再也沒有回去過學校，退學手續都是家里人去辦的。這么多年過去了，我似乎明白了老一輩人口中常念叨的“太懂事的孩子沒有糖吃”是什么意思，我那么努力還被安上一個小偷的名義，過得還不如偷了我錢包的人。

家里待了兩個月之后就跟著姐姐去了胡志明，找了一份郵票印制廠印刷郵票的工作。在工廠里，我認識了阿忠，留下很多回憶。阿忠在廠里負責操作印刷機，我是在車間做質檢，他的工資算下來有700萬越南盾（折合人民幣2000元），我只有400萬（折合人民幣1200元），除去我倆的房租、水電費500萬（折合人民幣1500元）還剩下一些。剛剩下的錢大半都要匯給家里，剩下的小半不夠我倆吃飯，我和阿忠月底那幾天經常兩人中午只吃街邊3塊多的面包接著去上班，晚上下班了回家米飯配魚露。

生活苦是苦了點，但仍然充滿了希望，我時不時幻想著我和他婚后的生活，也沒覺著苦。

在越南農村正常情況下20歲出頭女孩子就要結婚，分手那年我26歲。我和他好了8年，兩人關系已經到了瓜熟蒂落的地步了，我從未想過自己會嫁到中國，我希望我的愛會以婚禮結束，穿著奧黛（越南國服）給家人遞上檳郎。但是阿忠的父母堅決反對我們的婚事，他們以我年齡大生育不好、家離得遠為由勸說阿忠和我分手，另推介一些家附近年輕又好看的女孩子。他父親當著我的面說：“誰都可以，她不行。”

男朋友沒有堅定地站在我這邊。

2015年的7月份，我媽媽被家鄉突發的洪水帶走了，我沒有見到她最后一面。母親的去世，加上回到崗位上工作壓力變大，諸多不順心導致我和阿忠經常在廠里就開始吵架。同年年底，我和他分手了。分開后，阿忠回了老家和一個同村的年紀比我小的女孩子結婚了。

分手之后的兩三年里，也有幾個追求我的人，有一個條件還不錯的男的主動提出了要和我結婚。當時我就像驚弓之鳥，前面長達八年的愛情失敗讓我對婚姻和愛情產生了陰影。我只想躲著這些人，提到愛情、結婚、分手字眼淚水就止不住的流。2018年過年回家，拜年串門時聽說村里有個親戚家有個獨生女嫁到了中國，嫁過去之后經常發一些帖子和視頻，看她到處去旅游，還做起了代購越南小眾服裝生意。我聽了之后心生羨慕，想了想自己又悲從中來，畢竟是快要30歲的人了，還沒有結婚。

有一天那個親戚來到我家，問我考不考慮找個中國丈夫，她說會給我找個體面的家庭，條件不會比她女兒差到哪里去。我答應了，不求嫁個好人家，只想遠走高飛。過完年后我回廠里辭了工作，結了薪水，就著這些錢辦了護照， 我跟著表妹一起坐飛機從胡志明到河內，登機前我給前男友發了一條短信，告訴他我去中國結婚了，也算作是對這8年戀愛長跑的告別。

直到斷網之前，他都沒有回復。

到了河內，我就和我堂妹坐大巴車到諒山，然后從那里入境中國。因為我只辦了護照，沒有簽證，所以只能從邊境進入中國。

“一件光宗耀祖的事”

我們都想名正言順地嫁到中國，嫁個體面人家，可是這種跨國婚姻，就像是開盲盒一樣，充滿了驚喜，也充滿了驚嚇。

近年來從越南嫁到中國的女孩子越來越多，然而不都是所有嫁到中國的都是抱著好好過日子的心態去的。中國給的彩禮很高，有些黑心中介瞄準了這里面的高額的收益，他們形成一個人口販賣產業鏈，利益熏心，只顧賺錢。有些女孩子分到彩禮之后，就想方設法逃跑，或者改嫁給下一個中國人。也有不沖著彩禮而是去工作的人，結果是被騙去賣淫，我經常能在越南新聞里看到。人口的跨國流動也會伴隨著病毒流動，特別是艾滋病，疫情之后還存在著偷渡者攜帶新冠病毒的問題。出于社會治安的維護，中國警方加大打擊力度的同時，領事館也提高了越南人入境門檻，18～30歲越南女性申請中國簽證難度就大了許多。辦理簽證不僅需要花錢，要準備很多材料，而像我們這樣的越南女孩文憑普遍都不高，就只能花錢找中介代辦材料。

我是通過堂妹介紹的中介辦的手續，他一口價全包收了我100萬越南盾（折合人民幣3000多元）。中介給我打了保票說一定會辦好，他已經幫好幾百個人辦過了，堂妹就是其中之一。

到了諒山，下了大巴車，我們去和之前聯系好的負責帶我們入境的人匯合，他用摩托車載著我們倆穿過諒山的山區，天氣陰冷還下著雨，車路過濺起泥漿，把鞋子和褲子都濺成了紅色。差不多過了15分鐘，就到了深山里，車無法再往前走，我們需要下車步行。我們先跨過一條小溪，下面就還有一座山，當時由于又害怕又激動，加上怕被發現，我們全程都沒怎么說話。

沿著那條小路到了邊界地帶，跨過了柵欄，再往前走一截就有一個中國女人在那里等著我們，她把我們帶到一個小村子里，進到了其中的一個家庭中，里面已經有幾個比我們先到的越南新娘。我們休息了一晚，吃了些東西，另一天就和她們一起坐上了一輛面包車。載我們的人都把我們的眼睛蒙起來，他們是中國人，中途只是感受到車在不停行駛，其間換過三次車，每換一次車都有人接頭，路途很顛簸，我還有點暈車，車上有個人還吐了。我們中間只吃了面包和水，上廁所都有人看著我們，全程蒙著眼睛。我們不知道是過了多久，被顛醒了又接著睡，餓了渴了不敢也不知道怎么用中文跟他們溝通，也怕因為被警察發現把我們抓走，所以司機說什么我們就照做。一有檢查站或者停車，就嚇得渾身是汗。那個過程實在是太漫長了，我那個時候無數次后悔自己不應該來中國，提心吊膽，吃不飽身體還不舒服。后來看地圖才知道，我們跨越了大半個中國。

我們的目的地是福建省建甌市下屬的一個縣，到了目的地之后我們每個人都會有自己的“接洽人”，我的“接洽人”就是我們村子里之前嫁到中國來的那個妹妹。她接到我后把我帶到了她們家，休息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就帶我去看人家去了。說是看人家，其實是去看看誰家給的彩禮高，因為給的彩禮需要抽出30%給我的“接洽人”。我去的第一戶人家愿意給我13萬的彩禮，家里蓋了三層的新房子，但是男方是個啞巴。我其實在決定來中國之前就已經做好準備，對方很有可能是缺胳膊少腿或者就是身體、心理有問題娶不到媳婦的，要么就是付不起天價彩禮的，盡管如此我還是抱著能開到彩禮合適對方條件又不錯的盲盒。我平時是一個愛說話的人，雖然不會中文，但是想到未來要和一個啞巴過一輩子我可能就是生不如死。

接著我們去了下一家，這家給的彩禮是10萬，家里也有兩層磚房，男的身體健全，初中文憑，比我大5歲，胡子看上去剛刮過。這是我第一次見到他，這一面我對他沒有感覺，糾結的還是彩禮。最后權衡了一下，就決定嫁給這家。對方先給了5萬彩禮，那個妹妹要3萬，剩下的2萬都匯給了家里，然后家里人再還給幫助我來到中國的那些人，他們應該是一個團伙。剩下的5萬，要等結婚之后我才能拿到。我在心里盤算著，這5萬我自己留1萬，萬一這家人對我不好，我還可以逃回越南，剩下的4萬全部匯給家里，家里早就該蓋新房子了，另外還可以留點錢給弟弟妹妹讀書。

紀錄片《阿紫》片段

我不太會說中文，來中國之前學了幾句簡單的日常交流的普通話，可是家里人說的都是福建方言，我一句也聽不懂。剛到家里我比較沉默，丈夫用普通話喊我吃飯我就出去吃飯，如果遇到需要溝通的就用谷歌翻譯給丈夫看，或者直接給他發微信。微信有自動翻譯功能，丈夫發中文，我發越南語，盡管翻譯的不太準，大致意思還是能理解。

因為我還不是合法身份，所以我們就沒有舉辦婚禮。19年6月份，我剛被查出懷孕兩個月，然后我和丈夫回了越南，我們還是找人從邊境偷渡回去的，但是這次有了丈夫陪我一起，倒沒有那么害怕了。回到越南之后領了結婚證，然后在家里大辦了一場婚禮。

之所以要說大辦，是因為基本上越南嫁到中國的女孩，在第一次回娘家的時候都會“造作一番”，嫁個好人家在我們那里被認為是一件光宗耀祖的事情，不僅要殺豬殺雞，要喝一整天的酒，還要請禮儀隊來家里唱歌。如果回去不宴請賓客，或者直接不回越南，就說明過得肯定不好，娘家人就會很沒面子。雖然越南物價水平不高，我們這樣造作一天也花了6000多塊錢。有的家庭有時候還要擺三四天酒席，回趟家不帶幾萬塊錢根本辦不下來，也別指望自己父母會有存款留出來給孩子辦酒席。

回家探親本是一件高興的事，可是我怎么也高興不起來。家里人真的只在乎我嫁的人有沒有錢，給了多少彩禮，給他們帶了什么寶貝，完全不管我過得好不好幸不幸福。我丈夫因為不懂越南語，一直比較沉默，就是默默拿錢，最后要返回中國的時候，把換了剩下的越南盾都給了我爸和哥哥，他們準備蓋新房子了，我們就留了差不多600塊錢備路上用。

與其說是嫁女兒，不如說是賣女兒。

紀錄片《阿紫》片段

我們越南人很少會有存錢的習慣，都是活在當下，有點錢就用了。現在可能還是有些改觀了，疫情剛爆發那會兒，越南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疫措施，越南疫情控制的很好，但是有很多越南家庭因此丟了工作，沒有被病死反倒是餓死了不少人。我以前也不太理解人們為什么要拼命賺錢、攢錢，不舍得吃不舍得穿，到了嫁到中國之后生了孩子慢慢有了改變。我開始意識到和娘家人的觀念不一樣了，我不想像他們一樣當伸手黨，靠嫁女兒的錢或者靠政府的救助金過活。我想要爭取給孩子更好的生活，想過得有底氣一點。

我覺得那是我最后一次回越南了，那里已經不再是我的家，我欠下的債還完了，我也不想帶女兒來再來受這些封建思想的影響。我也愈發堅定了想要獲得中國合法身份的信念。

“誰沒有綠卡夢呢？”

回到中國之后，我們把身份證、護照、越南結婚證、孩子的出生證明等一堆手續準備好，然后去當地派出所繳了罰金，填了好多表（都是我老公填的），最后還去體檢了一次，好像是要有健康證明。至此，我算是合法在這里生活了。但是我心里還是有疙瘩，因為我還沒有拿到綠卡。

我查過資料，根據《外國人在中國永久居留享有相關待遇的辦法》，持綠卡人員的子女可在居住地接受義務教育，享受本地居民待遇，可以參加社保；在住房公積金、繳納所得稅、辦理金融業務、進行國內商旅消費、申請機動車駕駛證等方面都享受與中國公民同等待遇。綠卡不僅意味著我們成為正式的中國公民，對我們孩子的教育問題也是一個重要問題，同時也意味著我們能夠合法找工作和享受社保、醫保等。我們現在想要去找工作，等于癡人說夢。我有一個“越南新娘”群，群里能拿到綠卡的人都被稱為“金鳳凰”，100個人里也不見得有一個，基本上是學歷很高又嫁給了很有錢的人才可以。

之前在群里有姐妹分享了一個嫁到北京的越南女孩，她留學完之后就嫁給了一個大學老師，還留在了大學工作，因此順利的拿到了綠卡。她經常在朋友圈分享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日常，不是出去拍的美照，就是各處的景色和美食。我們沒有綠卡的姐妹私下里都在陰陽怪氣地說她是麻雀飛上枝頭變鳳凰，她一發朋友圈，我們就在小群里對她評頭論足。是啊，她這樣的生活和我們的簡直天差地別，又怎么不令人羨慕和嫉妒呢。

像我們這樣沒啥文化，家境一般的人也不是沒有可能拿到綠卡，只是要熬。看到有姐妹順利拿到綠卡，心里既羨慕又焦急，五年的無國籍的日子著實沒那么好過。像是水里的浮萍一般，沒有根，只是日子還是得過。

我們群里也經常會分享一些拿到綠卡的規定，我記得特別清楚的有一條規定中要求為婚姻關系滿5年、在中國連續居留滿5年、每年在中國居留不少于9個月且有穩定生活保障和住所，才可以按要求提出申請。而在越南也有關于戶口的規定，根據越南2007年頒布的《居住法》規定，自家中親人出國定居90日起，家庭未辦理戶口注銷手續的，公社和鄉鎮機關將會注銷該戶口。兩個國家的規定結合起來看，想我這樣嫁到中國的越南女性，在前四年多都是沒有任何國籍的，像是浮萍一般。別人問起我是哪國人的時候，我甚至不知道該回答我是中國人還是越南人。

像我一樣處在漂泊狀態的越南人不少，我交了罰金有了一系列證明擺脫了非法狀態，算是能抬起頭來走路。有很多人因為家庭太窮，或者家里人法律意識薄弱，現在還是非法身份，每天生活在陰影里不敢出門見人。只有等到被公安機關查到或者周圍人舉報，要么認栽被遣送回越南，要么補上罰金。村里有戶人家就是被警察發現而沒有錢交罰金，最后那個女的只能被遣送回越南，她的兩個孩子留在了中國，沒媽媽照看，爸爸要去打工，倆孩子整天在村子里閑逛瞎鬧，全身臟兮兮的，像是幾個月沒洗澡，還會偷別人家東西。

20年年底我生了老二，是個男孩。生了老二之后，婆婆自然是高興的。我能明顯感受到婆婆對女兒和兒子的態度不一樣，大女兒小娥（化名）從一出生都是我在帶，現在生了老二滿滿（化名）婆婆還會幫我帶，抱起來就不愿放下來，而女兒小娥還是歸我管。

“凌晨三點，該起來做面包了。”

開一家面包店是我一直以來的夢想，面包在越南叫做bánh mì (banh mi)，是我們一日三餐都會吃的食物，就像中國人離不開的大米一樣，越南每家每戶都會準備。我和阿忠還在一起的時候每天就靠著這個便宜好吃又頂飽的食物度過。越南面包的做法一般是從中間切開面包，往里面塞進去煎蛋、火腿、烤肉、黃瓜、卷心菜，再撒上一點香菜，淋上番茄汁或者蛋黃醬，用衛生紙或者報紙包一下就可以，這樣一個也就10萬越南盾（折合人民幣3塊）。來到中國后很久沒有吃到，后來是在拼多多上看到有和我一樣嫁到的越南姐妹在賣，花30塊錢買了十個，家里人都覺得味道很獨特，很喜歡吃。我盤算了一下，反正家里還有空房間，買個烤箱來自己也可以做。

小鳳做的面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本來想著等孩子大一點了再創業，但是因為疫情原因，家里越來越捉襟見肘。丈夫沒有固定工作，經常出去干幾天零工，幫家具廠做下木工，一個月也賺不了2000塊錢，老二奶粉錢都不夠。于是狠了心把當年剩下的彩禮錢拿出來買了一臺1萬3千塊錢的烤箱，又買了幾百斤面粉和一些其他原料，丈夫用他的身份證辦理了經營許可證，光是辦這個證我跟著他就跑了三四個地方，不是這個局就是那個局，不是差這就差那的。我只會講簡單的中文，不識字，能聽懂一些日常對話，就只能跟著我老公到處跑，然后聽他用手語和谷歌翻譯跟我解釋我們還差什么證件。

為了辦證我們來回折騰了一個多月，面包坊算是開起來了，疫情也好很多，老公就去城里找工作做了，我也開始忙起來了。

說是面包坊，實際上就是家里一樓空閑的一間房間，設備很簡陋，一個烤箱、一個臨時用不銹鋼板搭起來的和面臺，角落里放著幾袋面粉和一堆包裝袋，還有幾個用來盛面包的背簍。雖然簡陋，但是還算干凈，我每天都會把屋子打掃一遍，所有東西都會消毒，兩個孩子要進來也需要先洗手，也不允許亂碰。我做的是食物，要對顧客的健康和安全負責，馬虎不得。

我之前沒有專門學過做面包，都是現成在網上看視頻學的，不懂的就在zalo（越南本土的社交軟件）上問親朋好友。在正式開始做之前實驗過四次，每次就和兩斤面，第一次烤箱沒預熱面包外面是糊的，里面還能看見生的面，第二次時間預估太多又烤糊了，第三次熟是熟了但是不夠蓬松。這三次做的面包都沒法吃，公公婆婆還有兩個孩子每天都很期待我的面包，每次都失誤，我把糊面包丟在一邊，婆婆還一邊嘆氣一邊撿起來說：“別浪費，掰一掰還能吃”。公公直接跟我說要是不會做就別做了，讓我把烤箱退回去。我為此還和他們吵了一架，賭氣起來一個人出了門。雖然我們以前也會因為一些養育小孩問題上吵，但是這一次算是吵得最兇的一次，我買烤箱沒花他們一分錢，為什么還要這樣對我。我又氣又難受，做不出好吃的面包我也很痛苦，可是還得不到家人的理解。我走出村里，避開了人多的路，轉進一條沒什么人的郊野小路，然后一邊抹淚一邊罵，把這些年的苦悶全部罵出來了。

我走了很久，沒帶手機也不知道具體時間。本想一走了之，跑回越南回到老家，或者出去散散心，可是我錢沒有了，我還沒有簽證根本回不去，就算是去縣里找個旅館我也沒有帶身份證。回越南是不可能了，我在越南的戶籍已經被注銷了，回去也沒有人承認我是越南人，我已經沒有家了。再想想我還有孩子，滿滿還沒有完全斷奶，我怎么可能丟下兩個孩子呢，我又原路返回了。

公公婆婆應該是意識到我不會跑也就沒有來找我，換做是其他“越南新娘”的話，早就被抓回去關起來限制自由了。我認識的幾個一個縣的姐妹都是不給玩手機，不給零花錢，不讓出門。

這次吵架之后，我的面包坊門一個星期沒有打開過，我沒有勇氣再去揉面，怕再做又是失敗。但是我沒有放棄，廢了那么大力氣和金錢不能還沒開始就說不行，我在網上看了很多視頻，還是看不出和我之前做的有什么不一樣。然后我花了兩百塊錢報了個網上的班，我和老師打視頻電話面對面的指導我做，我才發現其中的不同：每一種原料的用量都精確到毫克，揉面的手法包括順時針和逆時針都有講究，發面時間也要嚴格控制，同時要用手感知面的軟硬度，一個環節都不能馬虎。

紀錄片《阿紫》片段

這兩百塊錢的班和老師的指導教會我做面包不僅是個技術活，還是個心活。除了各種參數對之外，也要對外面的空氣環境有所感知，比如下雨天空氣更潮水就放少一點，晴天的話和面時間縮短一點。第五次，我終于做出了像樣的面包，接下來就是進入量產階段了。

剛開始的時候我一周做三次面包，一次最少都是200個起，每次做面包都是凌晨三點起來和面，才能保證面包新鮮。越南面包不太講究松軟，但是要脆和勁道。和面和一個小時，直到案板上沒有多余的面粉，然后等待發酵一個小時，再揉成小劑子，最后壓成長條狀放進烤箱。

整個做面包的過程，從拿面粉到把面包放進烤箱都是我一個人，這個時候家里人都還在睡覺。我無聊的時候就會打開手機直播一會兒，偶爾還是會有幾個人進來直播間看我做面包。這個點來看我直播的人要么是和我一樣早起勞作的人，要么就是還在值夜班的人。也難怪直播間不怎么火，有正經工作的人誰在這個點看直播啊。

他們點進來就是純屬好奇，我的中文說的不標準，普通話里帶著福建方言，說什么他們也聽不懂。我呢，就純當自娛自樂解悶了。

面包會做了，接下來要考慮的問題是怎么賣出去。幸運的是我有好朋友阿花的幫助，阿花是嫁到另一個村子的越南人，她家是做香腸的，她很知道在網上買東西。她的抖音有好幾千個粉絲，微信上還有很多群聊，她每天都在群里發一些商品信息，她還開了拼多多店從拼多多上也能賣東西。我一開始是照著她的方式在抖音上，在微信上賣，但是沒什么人買。我就想著開個拼多多店，我請一個中國朋友幫我查了開拼多多店的方法，她告訴我要開生鮮食品店的話需要1萬塊錢人民幣保證金，我已經沒有錢了，所以只好暫時放棄。

每天做200個，最多自己能賣出去60個，寄往外地還需要付郵費，雖然和村里的快遞點講好了可以優惠點，但是因為我的面包不放其他添加劑，是短保食品，只能發順豐快遞，根據收貨地不同郵費不同，最低也要10塊一公斤。算上包裝袋、快遞盒、快遞費，不算我的勞務費，我賣28塊錢10個面包也就能賺8塊錢不到，每天也就60多塊錢。我老公不在我們沒有交通工具拿到城里去賣，剩下的賣不出去的都是送給村里的親戚，家里人一天吃幾個，到了下一次做的時候還沒吃完的基本上也都發霉了，特別是在雨季，就只能扔了。

我和阿花商量了一下，讓她幫我賣，我面包做好后以18塊錢10個的價格批發150個給她，剩下的50個我自己賣。這樣就解決了我賣不出去的問題，確實這樣下來我一個周能賺到600～800塊錢。賺來的錢我又拿去買面和其他材料，還有給兩個孩子買新衣服。我不斷改進自己的包裝和選擇不同的物理保鮮劑，再調整配比確保運輸過程中面包不發霉。

這樣又是幾個月下來有時候因為給孩子喂奶或者做飯忘記了關烤箱導致面包全糊了，再加上新機器需要不斷磨合時不時就會有新問題，我看不懂說明書也沒法找客服只得自己摸索。雖然還是各種意外頻發，我還是對生活充滿期待，期待老公回家能搭把手，期待面包事業蒸蒸日上，期待兩個孩子快點長大。

每次帶孩子進城，我都會去面包店繞一圈，希望自己有朝一日也能有一家自己的店。我給自己的面包坊取了個名字——小鳳面包。中文不通的我，在和商家溝通為面包坊設計一個好看的logo的時候又有了新的問題，我們磕磕巴巴地溝通了好幾天，設計的logo還是不滿意。

但是堅信，所有能夠被解決的問題，都不會成為我向著未來前行的困難。

萬般滋味，都是生活。

我的手機便簽上記錄著“H?m nay là 18/7/2022, cách xin ???c th? xanh còn có 711 ngày. "(今天是2022年7月18日，距離可以申請綠卡還有711天。）

拓展：

[1]：1988年起越南正式實施計劃生育政策，越南家庭計劃化政策包括：女性在22歲以后才能生育，最多生育2個孩子，兩個孩子的生育間隔必須在3年以上。

記者語

要找到一個合適并且愿意接受采訪對象不容易，尤其是面對跨文化背景和邊緣人群，刻板印象和特殊身份使得她們對異文化背景的人充滿警惕和排斥。慶幸的是，金誠所至金石為開。和小鳳的接觸時間快兩年了，她也不再是我的采訪對象，而是成為了彼此的好朋友。我品嘗過小鳳做的面包，和她分享過我學業的困惑，她也愿意和我訴說社交媒體上展示的積極一面背后的心酸和無奈。我幫她和商家溝通，幫她選包裝盒，她給我解釋越南俚語的意思。隔著千萬里，我們互相信任。小鳳和我說希望我的文章能夠盡快發表，不僅是對我學業的關系，更因為她們需要被看見，而不再是中國新聞媒體上帶有偏見的刻板印象。可是對她們的認識絕不僅是幾個月就能透徹的，所以這篇文章拖了很久。一開始我是一個旁觀者，現在我更愿意是一個參與者，參與到她們可愛的生活里。

責校｜席云水

美編｜周嘉欣

原標題：《小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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