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5月時任馬來西亞總理的敦阿都·拉薩訪華歸國，國人夾道歡迎。時年18歲的我，即將修完高中，夾在學生群的歡迎隊伍中，分享著這舉國歡騰的喜悅。街頭觸目所及的大小海報，盡是總理與毛澤東主席相見的握手照。這歷史時刻的定格從此成為了馬來西亞與中國建交史上的經典鏡頭。

19年后的夏天（1993年），我以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副議長的身份訪華，獲得時任中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秦基偉將軍的接待，也掀開了我此后常態化訪華的序幕。

那年是我同中國交往頻繁的一年。當時有幸代表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全程接待蒞訪的中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喬石，對我來說，這固然是一份殊榮，也是個人從政生涯中難忘的一頁，可更重要的是，那次的蒞訪標志著馬、中議會外交的起點，同時也為兩國的交往史增添新的絢麗篇章。自此以后，多位副委員長相繼蒞訪馬來西亞更是絡繹不絕，一時無兩。

同年，我的訪華行程先后涵蓋了六朝古都的南京、十里洋場的上海，還有雙親故土的海南文昌。難得的是，在擺脫官務纏身之余，我尚能如愿以償滿足自己多年來僅夢游神州的缺憾。從南京的中山陵、原總統府，到上海的四行倉庫和原日租界的魯迅故居，我親身感受到的是厚重的歷史沉淀。到了海南文昌，熟悉的蕉風椰雨，親切的方言口語，使我暫時忘懷自己只是個初到貴境的陌生人?；氐礁改傅墓世?，迎來的是初次見面的兄嫂與侄輩們。在他們七嘴八舌的敘說中，隔閡與靦腆很快就融化在濃郁的親情中。環顧故里的周遭環境，我直覺得自己或許還能為父母的故里建設盡點心力。

萬料不及的是，這份遐思竟會在15年后獲得實現。2008年我調任馬來西亞聯邦交通部部長，職務上的因緣際會，讓我有機會為辟建吉隆坡-海口之間的民航航線獻上一己之力。首航之日，我率團出發，果不其然少了很多中轉折騰?；氐焦世镟l下，眼前豁然一亮，曾幾何時，周遭道路全已鋪上了瀝青。整個村莊宛若披上了新裝，一副精神抖擻的模樣。那當兒，它同整個中國一樣，散發出來的是一種空前的自信。

的確，2008年不單是全華夏民族引以為豪的“京奧”年——北京成功舉辦奧運會，為奧運史留下精彩光輝的一頁，同時也是中國在國際舞臺上正式崛起的開局之年，擔負著前所未有的國際重任。當年美國的次貸危機險些引發全球金融恐慌的經驗教訓，美方或已淡忘，可中國的及時介入施援卻是不容抹煞的事實。

同年，我在本身的政黨政治生涯中登上了高峰, 當選為本黨的黨魁。履新后的出訪，我首選中國。2009年春節前，在乍暖還寒的元月里，我率領50多人的黨團政商代表團來到了北京。那既是一次再續前緣的友好之旅，同時也是開拓商機的經貿之旅。在夯實黨際關系之余，經貿的互動也成為了我當時主政本黨的聚焦。

令我不曾預料的是，淡出馬來西亞政壇后，中國竟成為我工作對接和研究的對象。先是2016年“馬來西亞中國絲路商會”的創建，為的是響應“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這可說是我生涯規劃中轉軌的起點，一個全新領域有待我去開發。兩年后，懷著忐忑探索的心情，我再舉步跨入國際關系和地緣政治的疆域，創立了一家立足馬來西亞，放眼亞太的獨立智庫——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短短的4年里，不自覺間，它已漸涉深水區，成為了多家中國與周邊國家智庫對接合作的伙伴。

這期間，在中外紛至沓來、瞬息萬變的資訊中，我恍然感悟自己正身處于一個百年未得一遇的新變局。從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歐美國家對華的甩鍋諉過，到冷戰思維與民粹主義的復辟，我看到一個固有的全球治理秩序備受意識形態的綁架，其框架正一步步夢游般步向分崩離析的深淵。

或許此次席卷全球的疫情是塊照妖鏡，它既照出整個人類文明治理的不堪，同時也讓披上畫皮的魑魅魍魎無所遁形。在歐美國家坐困疫情、競相搶奪有限的抗疫物資的時候，中方的馳援送暖，卻又是另一種人性光輝的寫照。

在這強烈的對照下，西方資本財團控制的媒體輿論近年來連番對華丑化，即便是無所不用其極，也阻擋不了中國公共產品相繼面世的勢頭。中國的和平崛起，并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展現了一個泱泱大國對全球治理與國際秩序的莊嚴承擔。從“一帶一路”倡議，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復加“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我感受到中國要力挽狂瀾，守護國際多邊合作機制的迫切感。

我雖身處邊陲，可我不想在這新舊秩序即將交替之際置身事外，錯過這歷史的節點。誠然，值此人類生存備受威脅的時刻，全球命運休戚與共，已不再是空泛的理念口號，而是刻不容緩、必須全力以赴打贏的一場攻堅戰。當然，這繞不開全球的通力合作，同時更需要集舉世之智來重塑國際秩序，才有希望走出一條屬于大家的康莊大道。

（作者系馬來西亞新亞洲戰略研究中心主席，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原副議長暨聯邦交通部原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