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高質量發展也成為今年兩會上的一個重要議題。

“高質量發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讓老百姓有獲得感！”3月5日下午，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著名經濟學家李稻葵在兩會上接受《中國新聞周刊》專訪時這樣表示。

需求的改變呼喚高質量的發展

中國新聞周刊：如何理解高質量發展？

李稻葵：我的理解有幾個方面，一是經濟結構要持續調整；二是經濟增長的動力要持續轉移，從傳統的到新的動能，更多是終端消費拉動，而不是投資拉動；三是在今年經濟形勢向好的過程中，要有效化解一些長遠的風險因素。比如宏觀的杠桿結構要改變，盡管宏觀杠桿率不會出現大規模下降，但從結構上，一些低質量的借貸要被清除掉，這也是高質量發展非常重要的方面。

在我看來，最重要的一點是讓老百姓有獲得感。老百姓要確實感覺到自己腰包鼓了，感覺網購更方便了，很多東西都能買得起了，這是高質量發展最核心的要求。

中國經濟已經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很多老百姓基本的溫飽問題已經解決，社會需求已經多元化，要有良好的生態環境、多元化的休閑、高質量的醫療和教育服務等。

隨著老百姓的需求、人民的需要發生變化，中國的增長速度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還是粗放式的大規模增長，以前只要生產出來就會有人買，現在不一樣了，所以從高速度到高質量發展，實際上符合廣大老百姓的需求。

中國新聞周刊：近幾年供給側改革，為高質量發展奠定了怎樣的基礎？

李稻葵：供給側改革非常重要，其中最明顯的成效是去產能，消滅了大量產能，15％左右的鋼鐵產能被消滅了，15％～20％的煤的產能被消滅了，這些產能消滅后，鋼鐵、煤、電解鋁等基礎行業的供求關系就恢復了，不再是供大于求。

與此同時，很多下游的制造業也開始自發去產能。連續52個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PPI）為負數，使得很多企業退出，市場對企業而言寬松了，價格也逐步回升，PPI回暖，企業利潤開始上升，投資者情緒開始變化，開始沿著新的高質量的生產發展方向投資，這是過去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最大亮點。

中國新聞周刊：提質增效后，中國將會對世界經濟有怎樣的影響？

李稻葵：中國將仍然成為全球最大的增長來源，所以在傳統領域，比如鐵礦石，原油等市場，中國仍然是第一大買家，將持續提升購買的能力，增加談判能力。

特別要強調的是，在終端消費方面，包括高端消費品、旅游產品和服務等，中國的購買力也將會增加，所以中國的談判能力應該還會上升。所以，我相信2018年將是一個上升的重要年份。

中國新聞周刊：在高質量發展階段，今年的消費市場將呈現怎樣的變化？

李稻葵：今年的消費市場仍然會延續過去幾年態勢，不斷上升。

消費和投資有重大不同，消費是上億的家庭各自獨立決策的結果。所以消費的上升短期內急不得，政府用很多的政策，短期內刺激不起來，而一旦形成上升態勢，會持續很長時間。

所以我堅信，現在的中國正處在消費不斷上升，增速會超過經濟增速的過程。據我的測算，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48％，到2020年將達到50％。

體制機制要適應高質量發展要求

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5％，你怎么看？

李稻葵：6.5％的目標并不低，實際上我的預測是6.8％，所以6.5％的目標一定能完成。如果完成的話，對世界經濟的影響是非常重大的，中國仍將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增長來源國。

同時，中國也是全球最大的進出口國，所以，盡管特朗普在搞貿易保護措施，中國會捍衛自己的利益，在若干領域給予回應，但不會打全球的貿易戰，中國有這個責任有這個擔當，今天的報告中實際上已經就這一點做了原則性的表態，這點非常重要。

中國新聞周刊：此次“調查失業率”首次進入《政府工作報告》，這有何重要意義？

李稻葵：以前我們只談登記失業率，只是對本地有戶籍人口而言，但有戶籍人口失業情況一般不太嚴重，就業渠道很多，真正的難點是那些沒有戶籍的常住人口，他們如果失業，就會為家庭和社會帶來很大沖擊。

一般來說，調查失業率和登記失業率的差別在1％，《政府工作報告》的目標也是5.5％和4.5％，所以今年提出用調查失業率補充登記失業率意義重大，意味著中國的整個統計結構，統計系統更加地面向市場，而不是像過去那樣靠行政手段、行政劃分來進行局部調查，而是全面統計，全面調查，更好體現共享發展要求。

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要堅持實施區域協調發展和新型城鎮化戰略，著力推動平衡發展，新的增長極增長帶加快成長”，對此，你如何理解？

李稻葵：中國經濟已出現群體化、板塊化的格局，比如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港珠澳等。此次報告中特別提到了京津冀協同發展，不僅是首都功能轉換，疏解非首都功能的重要抓手，同時也是帶動周邊發展的重要抓手。

京津冀是一個重要的發展極，過去這方面潛力還沒有發揮出來，這次報告著重談到這個話題，在今年可能會有大動作。

中國新聞周刊：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對體制機制提出了怎樣的要求？

李稻葵：涉及的體制機制很多，一是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必須改革，目前還不到位。二是金融監管體制要整合，不能分散。現在的情況是，金融企業是整合的，一些大的集團比如平安、工行已經是全能的金融機構，控股保險、證券、信托，證券上市等，但監管卻是分散的，所以監管體制要改革。三是地方政府考核機制要改革，債務市場要調整，債務市場大有可為，因為在中國的體制下，債市更值得發展，因為債市對法律的要求比股市要低一些，而談到直接融資、地方政府債務，都需要債務市場發展得更好。

針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政府的行為也要轉變，政府的著力點應該是做一些基礎性的改革，除了國企改革和金融改革之外，政府過多的審批也要取消。

中國新聞周刊：在防控金融風險方面應該怎樣做？

李稻葵：防控金融風險到了關鍵的一年，客觀地講，中國的宏觀經濟形勢企穩向好，國際貿易環境在改善，因此要抓住企穩向好的機遇，真正化解一些想化解而沒有化解的問題，比如呆賬問題。因為呆賬問題在經濟好的時候化解相對更容易，失業情況沒有那么嚴重，整個經濟在恢復，利潤在上升，好的企業更多。

越是在這個階段，越要抓緊從根上化解一些金融風險，使呆賬壞賬能夠真正被剔除出去。現在的問題是聯保太多，一旦一個企業出現呆賬壞賬，出現破產，當年給它擔保的企業也跟著倒霉，就像癌細胞，切不干凈。

我建議適當地解鎖，適當地把當年一起聯保貸款的企業切除干凈，合同部分或者作廢，或者對其責任確立上限，不能無限責任，這樣，需要破產的企業就能切除干凈。否則就是，越糟糕的企業，越需要營養，因為不貸款就會死掉，影響一片，所以，反而是癌細胞吃了營養，好細胞卻沒有營養了。

對于這一點，還需要調研，但功在千秋，能夠提高未來幾年金融的質量。

中國新聞周刊：《政府工作報告》提出放寬或取消外資進入銀行等金融機構的股比限制，對于中國的金融行業是否會帶來更大風險？

李稻葵：原來外資投資銀行有50％的上限，這次放開了，我認為首先是中國金融企業自身能力增強了，不擔心金融和金融服務業放開后，外資會帶來的沖擊。經過16年歷練，我們有應對的本事和辦法，所以中國的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不怕外資進入。

此外，金融服務全面放開，也是對特朗普保護主義最好的回應，你搞保護，我們放開，而且我們有實力放開，這是很重要的，而且在國際上應該會有很大影響。

主觀指標應納入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

中國新聞周刊：在你看來，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應該如何建立？

李稻葵：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還在完善，其中包括消費拉動，高新科技產業貢獻率、研發的力度、自主技術掌握程度，以及受教育水平的提高，貧困發生率的下降等。

但我最關心的是如何給地方政府重新設計一套體系，激勵他們按照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施政，而不是像過去那樣，僅僅追求發展的速度，這方面需要很多探討。

我建議，考核政府不要考核GDP總量，而是考核本地常住人口人均GDP增長速度，也要考核本地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速度，這就符合老百姓對高質量發展感受的客觀要求。

另外，我也建議，以某種方式，部分考慮本地居民的主觀感受，比如通過上級單位獨立調查，將本地居民的主觀感受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指標，如果這方面做好了，我們可以用老百姓主觀感受來衡量官員的行為。

所以我認為在高質量發展指標體系中，不光要考慮客觀指標，主觀指標也很重要。

（原標題為《 李稻葵：將本地居民主觀感受作為考核地方官員的重要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