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價食物模式

到1700年，大部分英國農民要么淪為佃農，受人雇用從事農耕勞動，要么被迫離開土地進入城市——此時英國61％的勞動人口已經不再從事農耕。城市居民比例較16世紀增加一倍。過去兩個世紀的圈地運動使農業成為非常具有競爭力的生意，同時一系列創新，如新式犁、作物輪作和排水系統使農作物產量大大增加。雖然歷史學家對于農業革命的具體時間存在爭議，但很明顯，到1700年，英國正在做每一個資本主義大國必須做的兩件大事：增加農業剩余，驅逐農場勞力。英國能做到這一點，因為在新的意義上它的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從1500年到1700年上升了近46％。

18世紀初，英國的農業發展十分強勁，以至于它能夠把一個迅速無產階級化的歐洲從饑餓中拯救出來。雖然我們傾向于認為是工業化產生了新工人，但更切實地說，是被迫離開土地的農民有利于工業化新形式的發展。1550年以后的兩個世紀以來，在歐洲依靠工資生活的人口可能增加了6000萬，這些工人需要廉價食物維持生計。每個全球工廠都需要一個全球農場。16、17世紀的這個全球農場是波蘭，它出產的小麥和黑麥解決了荷蘭漁民、鋸木廠工人和泥炭切割機操作工的溫飽問題。然而到1700年，由于土壤大面積枯竭，波蘭的糧食出口急劇下降。隨后的半個世紀里，英國成為西歐的糧倉，糧食出口增長了5倍。糧食價格在西歐城市保持穩定—但是對于渴盼經濟發展的資本主義而言，穩定是不夠的。于是英格蘭以及整個北歐的食品價格下跌了。

英格蘭的成功很短暫。像之前的波蘭一樣，島國英國的農業革命也停滯不前。農民耕種者逐步“兌現”他們的生物儲備。到1750年，英國的農業達到了一個臨界點，谷物出口停頓，生產力增長放緩，食品價格上漲。即使來自愛爾蘭的進口量大幅上漲，英國食品價格漲速仍是工業價格指數上漲的2倍，比紡織品價格的漲幅高了66％，比1770年至1795年的煤炭價格上漲速度快了48％。

如果這僅僅是英國現象，那可能無關緊要，但生產力放緩，不平等現象擴大，整個大西洋世界糧食價格上漲。1750年后的半個世紀，整個西歐的勞動生產率都下降或停滯不前。18在法國，1789年大革命前，面包價格的漲速比工資漲速快了3倍。在墨西哥中部，玉米產量下降，價格比18世紀末上漲了50%。1730年至1810年，歐洲各地的“主要面包谷物”(尤其是小麥和黑麥)的價格飆升：英國的漲幅為250％，意大利北部、德意志、丹麥、瑞典、奧地利和荷蘭的漲幅超過200％。法國的食品價格通脹率較低，在這一時期為163％，但這不足以防止大規模的社會動蕩。

到1760年，英國農村開始出現了根本性變化——這既是農業資本主義的勝利，也是其沒落的開始。為了應對英國因糧食短缺而引發的叛亂與糧食價格上漲，議會圈地的規模和節奏大幅躍升，試圖再次通過農業繁榮來提振生產力。與前30年相比，英國在1760年到1790年間通過的《圈地法案》數量是過去30年的6倍。在1750年以后的1個世紀里，英國耕地的1/4—曾經是曠野和公共用地—被私有化了。

這種生態是以廉價的自然(土地)和廉價的勞動力為前提的，但同時也需要廉價的食物。廉價食物在某種意義上“便宜”是因為：在商品系統中，用更少的平均勞動時間生產更多的卡路里。當然，一些非資本主義的種植方式也能以適當的投入獲得非常高的糧食產量。在19世紀初的巴西，火耕農業—耕作者可以燒伐森林造田種植，然后經過幾次收獲之后重復循環—每工作1小時，可以產生7000-17600卡路里的木薯、玉米和紅薯。相比之下，這個數字比同時期英格蘭的勞動生產率高出3-5倍。但是，直到資本主義興起之前，供養龐大集中人口的農業勞動生產率一直沒有上升。

廉價食物模式是這樣運行的。資本主義農業革命提供了廉價食物，降低了最低工資門檻：工人的工資可以減少而不至于挨餓。而隨著無產階級人數的持續增加，雇主需要支付給工人的工資也大幅減少，剝削進一步加重。只要不斷增加的剩余糧食為“廉價”勞動者提供保障，資本積累就能持續增長。這是個簡單的運行模式。這種廉價的食品制度并不是刻意設計出來的，但只有理解其如何在資本主義生態中出現，才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看待這個世界——包括提供廉價食物的必要性如何有助于創造現代世界。

為了解決饑餓問題而展開的資本主義

我們引用過布羅代爾有關稻米、玉米和小麥的觀點，但工業革命期間英國卡路里攝入量的一個核心部分是新世界的蔗糖。正如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所述：“如果用當地種植的食物來替代英國在1801年消費的加勒比蔗糖，我們需要85萬-120萬英畝的最佳小麥耕地；到1831年——在蔗糖價格大幅下跌和隨后人均蔗糖消費增長5倍之前——這一數字是120萬英畝-160萬英畝。”資本主義歷史是一部全球史，是圍繞解決饑餓問題展開的。

在整個17世紀至18世紀，歐洲各國政府竭力操控城市的糧食價格，但并不總是成功。當時由于面包短缺引發的騷亂，主要由婦女領導，她們對市場的關心和依賴使自己處于廉價食品戰的前線。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國大革命。1789年，隨著食品價格危機的惡化，巴黎婦女在凡爾賽宮游行示威，要求逮捕“面包師、面包師妻子、面包師兒子(國王及其家人)”。

兩年后，甘蔗殖民地—海地—起來反抗法國殖民者，渴望得到在宗主國呼喊的“自由、平等與博愛”。在俄羅斯到秘魯一直延伸到北美的全球性農民抗爭時代，海地和法國的起義并不是孤立的。

為了養活工人，各個帝國都需要食物。俄羅斯革命家弗拉基米爾·列寧援引了塞西爾·羅茲(Cecil Rhodes，這位殖民者尊貴的雕像剛剛從開普敦大學的臺階上被拆除)在1895年所說的話：“昨天我在倫敦東區參加了失業者集會。我聽到了瘋狂的演講，這些演講只是‘面包’‘面包’‘面包’的呼喊，在回家的路上我思考這個場景，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深信帝國主義的重要性……正如我一直所說，帝國是一個面包與黃油的問題。如果要避免內戰，就必須成為帝國主義者。”20年后，列寧在1917年發動了革命，其口號就是“和平、土地和面包”，革命基礎是多年以來由婦女引導的面包暴亂，這與130年前法國大革命如出一轍。

帝國為歐洲的產業工人提供了廉價食品，雖然這對地球上其他地區的人來說代價巨大。正如邁克·戴維斯(Mike Dawis)所主張的那樣，歐洲帝國建立了造就第三世界的商品貿易網絡。舊英國殖民地的一個例子表明整個歐洲帝國普遍蔑視農民。1845-1848年的馬鈴薯饑荒期間，即使在失業，買不起食物的情況下，貧窮與市場因素仍迫使愛爾蘭人為生計而勞作。在饑荒的最艱難階段，愛爾蘭每年仍在出口大約30萬噸谷物來養活宗主國。如果說有什么不同的話，隨之而來將摧毀大部分愛爾蘭人的那場饑荒，對宗主國來說卻是一份意外之喜。負責饑荒救濟資金的英國財政部助理大臣查爾斯·特里維廉(Charles Trerelyan)在這件事上非常清楚：“真正的罪惡不是饑荒造成的肉體災難，而是人(愛爾蘭人)的道德邪惡。”當愛爾蘭人不斷餓死時，查爾斯·特里維廉卻因此獲得了騎士勛章，并且寫道，作為遏制愛爾蘭人口增長不受限制的一種方式，“饑荒是最直接有效、最仁慈的方式”。

英國的其他殖民地也遭遇了類似事情。在武力威逼下，印度供養窮人的古老習俗被自由市場關系所取代，以便可以出口糧食。在殖民統治下，印度的任務是通過征稅，資助英國的全球帝國主義：“印度的勞苦大眾為印軍的遠征買單，比如攻占北京(1860年)，入侵埃塞俄比亞(1868年)，占領埃及(1882年)和征服蘇丹(1896-1898年)。”1871年以后，德國、美國以及日本和歐洲其他國家迅速加入了英國的金本位體制，殖民剝削進一步加劇。1873-1894年，印度銀基盧比的價值貶值了1/3以上，而對英國的付款則以黃金計價。

廉價食物、暴力、革命

隨著廉價食物從亞洲流向歐洲，市場機制和暴力便聯手合作了。1839年11月英國軍艦封鎖了中國的珠江，這場戰爭的目的就是白銀和鴉片，而鴉片來源于印度的種植園。在18世紀末，東印度公司已經壟斷了鴉片的生產和貿易。大量鴉片流入中國——雖然非法，但利潤極其可觀。

當時的中國人不需要與英國做生意，但是英國需要中國的茶葉。英國需要用白銀來購買茶葉。因為鴉片貿易，埃里克·沃爾夫(Eric Wolf)諷刺說：“歐洲人終于有東西賣給中國人了。”1839年，其鴉片貿易受到威脅，因為清朝“拒絕為英國走私者提供食品和水，拒絕與其貿易，直到他們承諾停止將鴉片運往中國為止”。隨后幾年便爆發了第一次鴉片戰爭。關鍵是控制中國的市場。中國在1842年以后逐漸向歐洲霸權開放商業市場，英國最大的意外收獲之一就是可以得到茶樹。到1851年，羅伯特·福鈞(Robert Fortane)從中國運出了大約2000棵茶樹和1.7萬粒茶樹種子—經由當時英國控制的香港，運至印度加爾各答的種植園。到19世紀末，英國人喝上了產自印度和錫蘭(斯里蘭卡)的茶葉，而不是產自中國的茶葉。

英國將植物帝國主義變成了一門藝術。它將橡膠種子從巴西偷運出來，在倫敦的皇家植物園進行培育，并在南亞和東南亞進行種植試驗。它還將劍麻從墨西哥南部移種到亞洲。在殖民擴張過程中，為了克服瘧疾、瘴氣等熱帶疾病，英國將金雞納樹—奎寧的來源——在遠離巴西本土之處廣泛種植。

與之前出現的許多創新一樣，一項意義更重大的農業創新出現了——化肥——它是戰爭和地緣政治的產物。直到20世紀初，人們開采的大多是無機肥料。硝酸鉀是農業和火藥應用中最重要的礦物質之一。正如歷史學家艾維娜·奧佛(Avner Offer)認為的那樣，在歐洲，處理糧食供應所造成的緊張局勢，對第一次世界大戰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協約國監督并封鎖智利硝石礦，以此阻斷德國和奧匈帝國的食品供應，軍事行動激發了德國化學家弗里茨·哈伯(Fritiz Haber)和卡爾·博施(Carl Bosch)率先開展的大氣氮固定技術的商業開發。他們的行為改變了地球：現在地球上一氧化氮、氨的含量是1800年以前的5倍，制造氨所需的能量直接來自廉價的礦物燃料。現在生產1卡路里食品需要將近10卡路里的油，這就是原因之一。

20世紀發生的其他變革使這些生物技術干預看起來微不足道。共產主義革命思想的傳播使羅德斯及其資產階級同胞深感恐懼。俄國革命使每個資本家的噩夢變成現實，于是政府開始想方設法管理與協調和工人之間的緊張關系，而不是冒險倒在工人的錘子與鐮刀之下。墨西哥，這個前西班牙殖民地，就成為工人、資本家和國家之間妥協的場所。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開始于中產階級，但很快就擴大了，工人和農民也提出了激進的要求。1934年，在滿足這些要求的基礎上，拉薩羅·卡德納斯(Lázaro Cádenas)當選墨西哥總統。他進行了廣泛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7％的耕地，并開始將石油工業資產國有化，包括標準石油公司的煉油廠。對廉價能源的控制是墨西哥合作社運動的核心部分。

“綠色革命”

對于建立了標準石油公司的洛克菲勒家族來說，這是不折不扣的暴行，也進一步證明人口不斷增長和糧食供應有限所帶來的嚴峻威脅。美洲的統治階級普遍擔心，當食物供應不足以解決城市人口饑餓問題時，馬爾薩斯關于社會崩潰的預言即將實現。

慈善家以拯救社會為己任。洛克菲勒基金會于1951年，即該組織在墨西哥開始運作近10年之后，發布了一份戰略文件，即“世界糧食問題，農業與洛克菲勒基金會”，明確了暴動、人口和糧食的主題：“是否還會有數百萬人加入共產黨，將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共產主義國家或自由國家是否履行其承諾。當饑餓的人受到這些承諾的誘惑時，只有實際行動才能將他們爭取過來。共產主義國家對饑餓的人做出了有吸引力的承諾。民主國家不僅要做出同樣承諾，而且要更多。”

該基金會于1943年在墨西哥開始運作，招募了一位杰出的年輕植物育種專家諾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開發作物以防止城市饑荒。困擾政策制定者的是城市而不是農村的饑餓問題，明白這一點很重要。對世界上饑餓現象集中的農村地區的人來說，糧食和就業幾乎無人關心。只有當窮人來到城市并因饑餓而憤怒時，饑餓才開始在政治上起作用，從而可能演變為起義并對廉價自然的統治發起挑戰。在資產階級對這種統治的關注及對工人穩定的需求中，我們找到了被稱為“綠色革命”的起源。

“綠色革命”一詞值得細細品味。該詞由美國國際開發署署長威廉·高德(William Gaud)于1968年創造，他大談了一系列干預措施：“當今，農業領域的發展中包含一場新的革命。這不是蘇聯那樣的紅色革命，也不是伊朗國王所講的白色革命，我稱其為綠色革命。”換句話說，“綠色革命”利用農業、新作物、化肥、農藥、灌溉、土地所有制政策、營銷手段和國家政權，來保持廉價的勞動力、關懷、原材料和能源(認識到伊朗對國際原油市場的影響)。

墨西哥的“綠色革命”計劃是廉價食品制度的體現。一般的說法是，諾曼·博洛格“意識到墨西哥傳統的小麥產地不能生產足夠的小麥讓該國實現自給自足”。于是他著手培育產量能保障讓廉價小麥在市區自由流通的品種。因為這項工作，他在1970年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這就是“綠色革命”歷史的誘惑力。政府和慈善家試圖在其他地方復制這種成功，例如通過“非洲綠色革命聯盟”在非洲進行推廣。但是，在墨西哥，“綠色革命”的官方記載并不完全準確。對大多數墨西哥農民來說，玉米比小麥重要得多。在1950年，玉米種植面積(4781759公頃)比小麥種植面積(555756公頃)多出近10倍。小麥往往由商業農場主種植，其模式和資源比玉米產量更能與美國同行相媲美。同樣，當“綠色革命”被引入印度時，投資尖端的作物是玉米，而玉米占全國農業產量不到3％，根本不是主糧。

種子技術不是某些作物跨越大陸并開始在全球范圍內種植所需的唯一途徑。綠色革命要求農業推廣服務和政府農業工作者改種新作物，還要求國家通過農產品銷售委員會補貼農民，以便擴大新作物的種植。廉價食品計劃也要求壓制政治異見。畢竟，綠色革命是一攬子改革措施，旨在防止農民與無地工人實現政治革命目標：土地與農業全面改革。這就是綠色革命在實施過程中往往是一個專制的計劃的原因。

綠色革命有可能是成功的。在全球范圍內，糧食產量增長了1倍以上，單位面積產量也在1950-1980年增長了1倍以上。在綠色革命的中心地帶，糧食產量增長得更快。1960-1980年，印度的小麥產量上漲了87％，接近美國玉米種植在1935年以后的20年里所達到的水平。在世界市場上，這種糧食的交易份額不斷上升，全球糧食出口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增長了179%。通過國家補貼和暴力手段使糧食價格低廉的政治承諾實現了。1952-1972年，食品價格每年下降3％，3倍于整個20世紀商品價格的下跌速度。從1976年到2002年，水稻、玉米和小麥的實際價格進一步下降。也許綠色革命最大的成功是有效地平息了農民對土地改革及城市居民對政治改革的要求。

然而，綠色革命長期的巨大產量成就并沒有減少饑餓。如果從分析中去除中國的話(中國的農業革命毫無疑問更具重要意義，且效率不低)，在綠色革命的過程中，饑餓人口增長了11％以上。盡管記者高興地慶祝“印度小麥產量從1965年到1972年翻了一番”，并在整個20世紀70年代穩步上升，但同時期印度人實際食用的小麥量幾乎未曾增加。

從1995年到2005年，印度的殺蟲劑消耗量增長了17倍，大部分消耗在旁遮普邦。綠色革命開展最集中的地區最近已經成為癌癥高發區，甚至有些地區正式宣布成了“癌癥村”。但是，綠色革命并非針對印度的村民—而是那些處在城市現金交易關系中的工人，他們可能會滋生背叛資本主義的想法。通過貿易協定、補貼與技術支持，政府管制食品價格，特別是主食和加工食品的價格。事實上，從全球范圍來看，1990-2015年，加工食品的價格漲幅遠遠低于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價格漲幅。為了得到他們每天推薦的五種新鮮水果和蔬菜，低收入國家的居民需要花費至少一半的家庭收入來購買這五種健康商品，農村地區的家庭花費比例更高：低收入國家70％的農村居民買不起三份最便宜的蔬菜或兩份水果。

自1990年以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員的工人工資水平一直沒有上漲，這是反勞動政策直接導致的結果，學者恰當地稱其為“工資壓迫”。由于新自由主義時代的工資一直較低，因此，把廉價食物看作是便宜的，不僅僅與工資成本相關，而是直接以價格來衡量。當我們這樣認為的時候，墨西哥雞肉價格大幅下跌也就不足為怪——這是《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技術進步和美國大豆產業直接導致的后果。《北美自由貿易協定》最初排除了農產品，但在墨西哥政府堅持下，農產品被納入協定中，墨西哥政府想通過把農民從農業轉移到城市的工業循環中來“實現”農民的現代化。這個策略奏效了：墨西哥的農業經濟崩潰了，正如2003年墨西哥“農村不再接受”抗議活動所表明的那樣。其結果是出現人口巡回遷徙和勞動力流向美國農業。不過至少雞肉是便宜的。

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肉類一直是全球飲食轉型的核心。當我們思考綠色革命的未來時，我們需要考察地球是如何成為一個越來越青睞肉類的星球，以及肉類可以廉價生產的邏輯如何與“營養主義”的興起相結合。這是一種解決饑餓的方法，“不是通過直接解決貧困問題，而是把食物特有的分子成分優先分配給那些缺乏這些成分的人”。廉價的食物前景黯淡。

（本文摘自拉杰?帕特爾、詹森?W.摩爾著《廉價的代價：資本主義、自然與星球的未來》，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布，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和小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