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間》出品

【提要】

一位美國最頂尖的化學教授被紐約大學解雇，因為學生投訴稱他的課太難了。這一事件引發了激烈的討論，有媒體認為，這關系到美國教育的根本，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據CNN10月6日報道 紐約大學（NYU）一位著名的化學教授在學生投訴他教的課太難后被解聘。這一事件重新激發了有關現代學院的一系列長期存在的問題：學術水平在下降嗎？教授和管理人員是否把學生脆弱的情緒和他們父母的學費看得太重了？現在的孩子都怎么了？

84歲的梅特蘭·瓊斯（Maitland Jones Jr.）是美國最頂尖的有機化學教授之一。他在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終身教職，寫了一本很有影響力的教科書，退休后在紐約大學以年度合同的形式教書，并在那里因教學而獲獎。

但根據《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今年8月，84歲的瓊斯收到了來自理學院院長的終止合同的信息。他被解雇了——350名學生中有82人簽署了一份請愿書，抱怨他們得到的低分表明他的課程太難了。

紐約大學的一名發言人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為他們終止瓊斯合同的決定進行了辯護，稱這位教授的學生退學率很高，課程評價也很差，一直是學生投訴的對象，投訴的內容包括“蔑視、反應遲鈍、貶低學生和評分不透明”。

值得注意的是，據《紐約時報》報道，學生們對瓊斯被解雇表示驚訝，他們的請愿書并沒有要求這樣做。一些學生認為，疫情完全破壞了他們準備有機化學等課程的能力，而有機化學成績過低又會影響他們上醫學院的前景。學生請愿書主要的抗議內容是抱怨瓊斯的課程太難，學生缺乏資源和幫助。而并沒有說教授應該被解雇。

反對這一決定的化學教授們給紐約大學的幾位院長寫信，說他們擔心這一案例可能會破壞教職員工的自由，削弱行之有效的教學實踐。

“我們都希望學生取得成功，但我們使用了不一致的、在很多情況下有缺陷的標準來衡量成功，”在這封信上簽了名的教授之一斯蒂芬妮·李（Stephanie Lee）在一條推特上說。

“這種錯位的一個后果是，我們的行為開始受恐懼驅動。”

斯蒂芬妮·李推文截圖。

一些家長也對學校的決定表示反對。一些團體表示，紐約大學的決定表明，他們認為學校系統存在問題，對學生過于寬容。

“父母之軍”的創始人艾麗西亞·布蘭德在接受福克斯新聞采訪時表示：“當我們為一所著名大學的教育付費時，我們應該期待高質量的教授在智力上挑戰我們的學生，通過推動他們走出舒適區，幫助他們成長。”

學生能力下降

瓊斯是一位被廣泛認可的教授，他告訴《紐約時報》，他一直在考慮退休，但他擔心紐約大學的決定會對其他教授和教師意味著什么。

瓊斯說，他在大約十年前就注意到學生能力下降。他已經為此降低了考試難度，但仍有相當數量的學生成績不佳。然后，大流行來了。“在過去的兩年里，他們一落千丈，”瓊斯在給紐約大學的回復郵件中寫道。“我們現在看到的分數是個位數，甚至是零分。”

瓊斯并不是唯一觀察到這種變化的教育工作者。許多教育專家觀察發現學校降低了學術標準，給學生們打的分數倒是水漲船高。疫情似乎確實加劇了現有的問題，同時產生了新的問題。遠程學習是一個巨大的失敗。

瓊斯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中指出，在大流行期間完成高中學業的學生似乎不知道如何學習。請愿書中列出的一些學生抱怨，可能只有經歷過網課時代的人才會有共鳴：他們指出，瓊斯不提供額外學分，他也沒有通過Zoom提供自己的課程。

據一些學生說，瓊斯還很苛刻、尖酸刻薄；他似乎不是那種碰到學習困難的學生會不遺余力地伸出援手的教授，而是希望他們自己排除萬難，盡可能地努力學習，以達到他非常高的期望。可想而知，學生對他的課程評價很低。

梅特蘭·瓊斯教授在課堂上。

遷就學生還是挑戰學生？

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教育開始更加注重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體驗，這是一件好事。隨著越來越多的年輕人上大學，大學教育帶來的機會成本也越來越高——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和沒有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之間的收入差距非常明顯，精英大學尤其被許多人視為通往經濟幸福的可靠途徑——競爭更激烈的教育環境造就了更多像紐約大學這樣的優秀學生，這是有道理的。

但是，隨著學生在學業上越來越成功，也有一些證據表明，他們的適應力變差了，更焦慮，處理生活挫折的能力也變差了——比如無法面對有機化學不及格的結果。

在真空環境下，這個案例可能并不是什么大問題。瓊斯告訴《紐約時報》，他不想再回去工作了。瓊斯已經取得了終身教職，教書可能不是出于他的經濟需要。相比之下，可以想象，如果是一位沒有瓊斯那么大影響力的新人女教師得到如此糟糕的學生評價，她早就被解雇了，如果這樣一位老師沒有終身教職，和大學里的許多青年教師一樣是臨時兼職，處境還要更糟糕。

梅特蘭·瓊斯教授所著的有機化學教材。

盡管如此，這個案例還是引發了一些重要的問題，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大學似乎越來越多地把學生視為消費者，這樣一來，學生在聘用、保留和解雇教授方面也擁有了更大的權力。例如，許多研究發現，學生對女教授的要求比對男教授高，在同樣的表現下，對女教授的評價更差。有色人種的教授同樣會受到來自學生更嚴苛的評價。

紐約大學似乎已經泄露了秘密，化學系本科生研究主任馬克·沃爾特斯（Marc A. Walters）在瓊斯被解雇前給他寫了一封電子郵件。《紐約時報》援引這封郵件的內容稱，沃爾特斯向瓊斯解釋說，給學生的成績提供各種彌補途徑，比如允許重新打分或者在成績不達標的情況下追溯性退課，是一種“向學生和那些支付學費的人伸出溫柔而堅定的援手”的方式。

然而，讓高等教育主要迎合那些支付學費的人是有實際后果的——尤其是像有機化學這類本來就很難的課程。事實上，未來的醫科學生確實需要一個嚴謹的科學背景，這樣有朝一日才能成為合格的醫生。對于有抱負的醫科學生來說，瓊斯是否是一位好老師還有待商榷，但紐約大學解雇他，實際上是在有效地回避學術嚴謹與學生福祉之間的界限，而這可能是生死攸關的問題。

學生不應該因為一門考試的成績而影響了他們未來的前景，他們的感受也不應該決定他們的成績或導師的工作。指導學生和教師解決這些現實的分歧，是大學本身的工作，而解雇瓊斯，紐約大學就逃避了這一責任。

把教育變成一種消費品，而不是一種公共產品，也會使教育工作者屈從于消費者。在紐約大學這樣以左翼為主的精英大學，學生們都習慣了在高中時拿全A，這種情緒可能會表現為對平庸成績的不滿。

但在美國其他許多機構，如果把教育當作消費品來對待，可能會導致對教育者的教學內容進行更嚴格的審查，從而侵犯學術自由。我們已經看到了保守派書籍的禁令，以及要求教師在課堂上堅持右翼世界觀的要求。大學管理人員如果屈從于學生的抱怨或者聽命于家長的要求，這只會令他們聘請的教授更加難以充分、適當和自由地完成工作。

大學的作用確實是幫助學生學習，在這種情況下，聽起來紐約大學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事情。但是，只是因為家長給孩子開學費支票，而家長們又希望自己的孩子能進入醫學院，于是大學便繳械投降，這對學生沒有幫助。這么做也為學術自由樹立了一個危險的先例。從長遠來看，把父母的要求置于學業嚴格之上對學生也沒有幫助——這可能會幫助他們取得好成績，但也會阻礙他們真正成長為對自己負責的成年人。

原標題：《深度 | 因為學生投訴“課太難”，紐大解雇了美國最頂尖的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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