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士尼最新版的《小美人魚》電影由非裔演員哈雷·貝利（Halle Bailey）飾演女主角。預告片甫一上線，就引發了網上的口水戰。一方認為非裔小美人魚不符合原著，另一方卻認為原著本來就是想象中的童話世界，小美人魚可以是任何種族。

《小美人魚》海報

倘若非裔的小美人魚也讓你一時感到錯愕，那么近些年來英國皇家莎士比亞劇院（以下簡稱“皇莎”）的現代改編大概會讓你更摸不著頭腦：《哈姆雷特》為何采用全非裔陣容的演員？《威尼斯商人》中慷慨解囊的安東尼奧對巴薩尼奧似乎懷有超乎友誼的感情？《奧賽羅》怎么會安排非裔演員來出演伊阿古？你或許會疑心，英國最權威的莎劇劇團是否為了實踐西方的“政治正確”而不惜違背原文？

皇莎采用全非裔演員陣容的《哈姆雷特》

在下結論之前，有必要指出一些事實。皇莎最新的一系列改編采納了最前沿的學者研究。種種文本跡象表明，《威尼斯商人》中的安東尼奧很可能是隱藏的同性戀者。美國拉斐特學院教授伊恩·史密斯（Ian Smith）撰文指出，《奧賽羅》里奧賽羅送給苔絲狄蒙娜的手帕應當是黑色的，而非我們原先想當然的白色。這些來自學界的“新發現”都被搬上舞臺。當然，《哈姆雷特》中的丹麥王室不可能是非裔，《奧賽羅》里挑撥離間的伊阿古也應當是威尼斯白人。為何皇莎還要這么改呢？

本文以《奧賽羅》為例，談談莎劇以及莎劇改編史中隱藏的種族問題。

一、長期遭到粉飾的“種族”議題

《奧賽羅》的講述者是伊阿古。因為奧賽羅將軍提拔了凱西奧而不是自己，伊阿古懷恨在心，開始散布謠言，讓奧賽羅以為新婚妻子苔絲狄蒙娜與凱西奧有染。伊阿古不斷制造偽證，包括讓妻子把苔絲狄蒙娜丟失的手絹轉交給凱西奧。終于，奧賽羅經不住這一而再、再而三的構陷，親手把妻子掐死在床上。

這部悲劇最大的疑團是伊阿古的動機，或借用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提法，“毫無動機的惡行”（motiveless villainy）。倘若只是嫉恨受到提攜的是凱西奧，那么伊阿古在軍隊移師塞浦路斯的第一晚就已完成了復仇。他灌醉凱西奧，酒后失態的后者被奧賽羅革職。但為何在此之后，伊阿古還如此執迷不悟地要徹底摧毀奧賽羅呢？

在早前的莎劇研究中，一個不被提起的答案是“種族”。《奧賽羅》的英語原版有個副標題：“威尼斯的摩爾人”（The Moor of Venice）。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艾安娜·湯普森（Ayanna Thompson）坦言，倘若時光倒流三十年，當時的她告訴她的大學老師，伊阿古對奧賽羅的恨含有種族歧視的成分，老師一定會直搖頭，說莎士比亞筆下的“摩爾人”（Moor）指的不是我們今天所說的黑人或非裔。

的確，在中世紀及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口中的摩爾人一般指穆斯林，尤其指西班牙或北非的阿拉伯人或柏柏爾人。然而，若我們回到莎翁的作品，摩爾人的深色皮膚是十分扎眼的。《威尼斯商人》中，摩洛哥王子長途跋涉來到貝爾蒙特，見到富家千金鮑西婭，王子的開場白竟是：“不要因為我的膚色而嫌棄我。我是驕陽的鄰居和族人，是它贈與了我這一身暗色的制服。”《安東尼和克莉奧佩特拉》中，那位埃及艷后被強調有張“褐色的容顏”。《奧賽羅》第一幕，勃拉班修不滿女兒苔絲狄蒙娜偷偷嫁給奧賽羅，找威尼斯公爵評理，等公爵聽完兩位新人的證詞，反而規勸勃拉班修：“若美貌之人必有美德，你這位女婿雖然長得黑，但他人美心善。”很顯然，摩爾人在莎劇中最重要的指征是膚色，且深色皮膚折射出歐洲白人的偏見和歧視。

說回《奧賽羅》中的伊阿古，他對奧賽羅的憎恨話語也閃現著濃烈的種族仇視的意味。第一幕中，為了煽動勃拉班修阻止女兒與奧賽羅成婚，伊阿古大喊：“你的心碎了，你的靈魂已經丟掉了一半。就在此時此刻，一頭老黑羊正在跟您的白羊羔交歡呢！”最后那句臺詞里的“交歡”一詞在英語中的原文是“tupping”。美國西北大學英語系教授杰弗里·馬斯頓（Jeffrey Masten）在最新的《牛津莎士比亞文學指南》中撰文談到，歷史上諸多權威的莎士比亞注疏本都對這個詞加以粉飾，很多時候，這個詞直接被解釋為“性交”（copulate with）。但在馬斯頓看來，這個詞有著公羊式的“撞擊”（ram）以及暗示性體位的“覆蓋”（top）之意。換而言之，伊阿古把女性物化為性資源，在性體位和權力關系之間構建關聯，即，黑人無權占據白人的女性，更無權凌駕（top）于白人之上，這里也暗示了伊阿古對自己在軍隊層級結構中的身份焦慮，黑人（奧賽羅）無權統治包括他在內的白人大眾。第一幕尾聲，伊阿古表達仇恨的臺詞并非“我恨奧賽羅”，而是“我恨這個摩爾人”。

正如歷史上莎劇注釋本對這些具有種族意味的詞加以粉飾一般（克莉奧佩特拉的“褐色”容顏很長時間未曾得到批注），莎劇演出史上對這些少數族裔角色存在著另一種“粉飾”。在文藝復興時期，只有白人男性可以上臺演出，他們戴上假發，撲粉化妝，飾演女性，為了扮演奧賽羅這樣的摩爾人角色，白人男性會涂黑臉龐，穿上異域的服裝。

幾個世紀之后的今天，我們很難想見文藝復興時期英國舞臺上真實的情景，但是在歐美各國，由白人演員飾演少數族裔角色一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都是常態。奧遜·威爾斯（Orson Welles）、勞倫斯·奧利弗（Laurence Olivier）、安東尼·霍普金斯（Anthony Hopkins）這些赫赫有名的老戲骨分別在1951、1966和1981年的電影中出演奧賽羅。他們都把臉涂得黝黑，披上厚厚的皮草，裹著嚴實的頭巾，飾演想象中的摩爾人。事實上，作為華人，我們對歐美戲劇和電影界的這種處理并不陌生，在1970年代之前，雖然有少數亞裔演員在好萊塢電影中亮相，但更多的華人角色由白人擔當：傅滿洲（Dr. Fu Manchu）這個英美大銀幕上凝聚著西方人對“黃禍”恐懼的形象，在很長時間內都由白人演員飾演，他們留起辮子，蓄著夸張的八字胡，模樣滑稽、邪惡。在根據賽珍珠小說《龍種》改編的同名電影里，中國農民角色幾乎都由白人喬裝飾演。身為華人的我回看那些角色，會感到角色宛如僵硬的蠟像，因為白人演的都是想象中的他者，無論他們如何盡力——在充滿種族隔離與偏見的時代，他們的想象就是那個時代的副產品。這也是白人出演摩爾人角色的問題所在。

1951年電影《奧賽羅》，奧遜·威爾斯扮演奧賽羅

1932年電影《傅滿洲》，華人角色均由白人扮演

1944年電影《龍種》，凱瑟琳·赫本（Katharine Hepburn）飾演中國農婦

二、抵制種族“典型”

然而，少數族裔角色的問題并不是讓白人把這些角色讓出來，一切就解決了。拿華裔好萊塢影星黃柳霜（Anna May Wong）為例，她確實因為出演華人角色而蜚聲國際，但這些在西方人眼中典型而扭曲的“龍女”或“蝴蝶夫人”形象，本身就是種族歧視的產物。

《奧賽羅》也存在著類似的問題，莎士比亞在構想這個人物的時候，沒有任何與摩爾人打交道的生活經歷，他的想象也留有伊麗莎白時期一個英國白人的認知局限。2013年英國國家大劇院出演奧賽羅的非裔演員阿德里安·萊斯特（Adrian Lester）坦言，這部莎劇總是激發他的怒火。因為奧賽羅是舞臺上唯一的摩爾人，他被觀眾下意識地視作整個種族群體的代表。戲劇最后以他殘忍殺妻為結，似乎之前威尼斯人對摩爾人的偏見都一語成讖：黑白通婚沒有好下場，這些摩爾人野蠻，暴力，嫉妒心強。這也是為何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即便有少數非裔演員飾演奧賽羅，他們也并不為出演這個角色感到驕傲——他們更感到自己成了種族歧視的幫兇：自己的膚色和外表讓劇中有問題的摩爾人“典型”變得更加可信。

2013年英國國家大劇院版《奧賽羅》，阿德里安·萊斯特飾演奧賽羅

那么，我們今天是不是應該就此抵制莎士比亞（好比說，如果你站在猶太人的視角去看《威尼斯商人》，你會感到整個敘事偏袒基督徒、鄙夷猶太民族）？南非開普敦大學的教授桑德拉·揚（Sandra Young）提醒我們重視戲劇的體裁特性。戲劇不僅是印在紙面上的臺詞，更是導演、編劇、演員和觀眾的互動。如何改編和呈現莎劇，體現了當今世界的我們如何回應文本中的歷史局限。

2013年英國國家大劇院的《奧賽羅》在莎劇演出史上有著里程碑意味，演員阿德里安·萊斯特向導演尼古拉斯·希特納（Nicholas Hytner）提出：為了避免奧賽羅被觀眾視作摩爾人的代表，必須增加臺上非裔演員的角色。容我還是先用好萊塢電影中的亞裔角色作比。在科恩兄弟1996年的經典電影《冰血暴》（Fargo）里，有個神經兮兮的亞裔男子麥克·柳田，他是女主角的中學同學，打電話約女主角出來吃午飯的時候，他一會兒要坐到身懷六甲的女主身邊，一會兒又說自己的老婆剛因癌癥去世。之后我們得知柳田從未結過婚。這個場景本身沒有問題，但因為柳田是全劇唯一的亞裔角色，在一個亞裔男性經常被視作“軟弱，缺乏性吸引力”的主流美國話語里，這個角色加深了這種刻板印象。但類似的漫畫式人物在全亞裔的電影里就不會引起此種歧義，在1993年的電影《喜福會》里，開場的鋼琴教師其實已經耳聾，卻還假裝自己能教鋼琴，在之后學生公演失敗的時候，他還興沖沖地起身鼓掌。因為我們在影片里看到各種亞裔角色，所以不會把這個裝聾作啞的老師視為某個種族的代表。

電影《喜福會》的全亞裔陣容中，亞裔不會被當成族裔的代表

阿德里安·萊斯特提出建議后，舞臺上的軍隊里有了更多的非裔士兵。此后，增加少數族裔角色，以避免某個角色淪為某一族裔的“典型”已成為如今戲劇和影視界的新慣例——比如科恩兄弟最新的電影《麥克白的悲劇》（The Tragedy of Macbeth），當他們邀請非裔演員丹澤爾·華盛頓來飾演最后走向謀殺和獨裁的麥克白時，也意識到重整乾坤的角色麥克德夫同樣應當由非裔演員出演。但是，萊斯特飾演的《奧賽羅》產生了另一個問題：倘若我們之前說，伊阿古對奧賽羅的憎恨基于種族仇恨，那么增加非裔角色是否會遮掩這種仇恨的本質？

2021年電影《麥克白的悲劇》，丹澤爾·華盛頓飾演麥克白

2021年電影《麥克白的悲劇》，科里·霍金斯飾演麥克德夫

三、拒絕簡化復雜的文本

一千個人心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任何作品一旦完成，作者已死，讀者有著對文本的詮釋權。阿德里安·萊斯特為《劍橋莎士比亞與種族文學指南》撰文，認為“種族仇恨”一說實際上簡化了伊阿古內心更復雜膠著的情感。

在萊斯特看來，《奧賽羅》最重要的主題是“背叛”。“背叛”指的不是謠言中苔絲狄蒙娜對奧賽羅的不忠，而是奧賽羅背叛了下屬伊阿古多年來的信任和忠誠。奧賽羅所提拔的凱西奧是個缺乏軍事閱歷的黃毛小子，他長相俊俏，舉止儒雅，討人喜歡。但是伊阿古和奧賽羅出生入死多年，令伊阿古萬萬不能接受的是，奧賽羅竟然可以背叛這么多年的戰友情誼。也是背信棄義所引發的痛苦觸發了伊阿古的種族偏見：威尼斯同胞說的是對的，摩爾人不可信，他們野蠻、暴虐，根本不該握有這么大的權力。

實際上，在2013年英國國家大劇院的版本里，雖然增加了軍隊中的非裔演員比例，但因為奧賽羅仍然是唯一居于高位的非裔角色，所以戰友情誼的破裂和伊阿古被所信之人拋棄的傷痛雖被置于前景，但仍比較朦朧。在我看來，真正將這一詮釋視覺化的是2015年皇莎的版本，這也是歷史上首次奧賽羅和伊阿古兩個角色皆由非裔演員扮演。

伊阿古由非裔演員扮演顯然“不忠實于”原著，但到了舞臺上卻引起不同凡響的效果。從種族研究的角度看，《奧賽羅》還有一個局限，即整個故事的講述者是一個白人男性（伊阿古）。雖然這個白人男性十惡不赦，但以白人為主體的觀眾很大程度會站在他這一邊看待奧賽羅，尤其是奧賽羅最后聽信謠言，轉而殺妻，觀眾很可能會徹底失去對奧賽羅的同情，相信殘暴才是他（乃至他的族群）的真實性格。

當坦桑尼亞裔英國演員盧西安·馬薩麥提（Lucian Msamati）上臺飾演伊阿古，他顛覆了我們之前習以為常的種族及性別預設。第一幕中，當馬薩麥提說出那句充滿歧視意味的臺詞（“一頭老黑羊正在跟您的白羊羔交歡呢！”）時，我感到渾身不適。但正是這種不適激發了我的反思，為何我以前覺得白人男性用同樣的話語貶損非裔、物化女性就沒有問題？也是這位伊阿古讓我們看清了他和奧賽羅之間原先具有的深情厚誼，不僅因為他們族裔的相近加深了這種同僚情誼，更重要的是他們原本惺惺相惜的軍事身份。

這一版本中有兩幕改編令人拍案叫絕。一是奧賽羅的首次亮相，他身穿白襯衫，西裝馬甲，手捧威士忌，身后跟著一位提著吉他的侍從。奧賽羅儼然成了浮華的上流階層的一員，就是在這樣的情景下，身著軍裝的伊阿古來到舞臺一角告訴觀眾，他對奧賽羅和苔絲狄蒙娜的婚姻深惡痛絕。我們很容易得到暗示：奧賽羅原本更接近于伊阿古，從最底層的士兵開始一路搏命，才換來今天的成就，然而娶了威尼斯元老的女兒之后，他整個人都變了，更在乎精致的外表和奢靡的享受，也是因為這樣，他提拔了出身于上流階層的凱西奧。我們能夠理解伊阿古為何要摧毀看似無辜的苔絲狄蒙娜——她是奧賽羅背信棄義的罪魁禍首。

另一幕改編發生于戲劇中段。演員萊斯特在給《劍橋文學指南》的文章里也談到這個問題，奧賽羅另一大疑難在于：他怎么會這么快就聽信伊阿古，把矛頭對準深愛的妻子？倘若這一部分把握不好，觀眾很容易覺得悲劇的主要原因是奧賽羅愚蠢，或者生性嫉妒。很多早前的電影都強化奧賽羅內心的焦慮和狂躁，奧遜·威爾斯用很多搖晃的空鏡頭來凸顯奧賽羅已經瀕于精神奔潰，這種處理雖然有效，但很多版本忽略了奧賽羅首先是一名杰出的軍事領袖，而非多愁善感的文人。萊斯特的版本一直強調奧賽羅的軍人身份，后者急于維系軍官的威嚴，在那樣的體系下女性常淪為裝飾物或犧牲品。而2015年皇莎的版本則添加了這樣一幕：在軍隊對一名戰俘施以酷刑之后，奧賽羅把伊阿古綁上電椅，用塑料袋套住后者的腦袋，勒令后者要么找出苔絲狄蒙娜不忠的證據，要么活吞自己散布的謠言。這一幕一箭雙雕：一方面，我們見證奧賽羅的性格，他到底是個從底層打拼上來的軍官，有著他的血性乃至兇暴，可不是這么好騙的！另一方面，伊阿古執著于惡行也有了更復雜的理由，如今他已經登上賊船，無法回頭，必須繼續“證實”先前編造的謊言，不然小命難保。

2015年皇莎版《奧賽羅》，首次亮相的奧賽羅身穿白襯衫，西裝馬甲，不像軍人

2015年皇莎版《奧賽羅》，奧賽羅把伊阿古綁上電椅，要求其找出證據

正是有了這些對原文中所缺失的邏輯的補充，奧賽羅和伊阿古成了有血有肉的人物，種族歧視的背景仍然存在，但不會掩蓋人性的復雜，種族議題邀請我們看到作品和人物的多個維度。

2004年電影《威尼斯商人》劇照

2019年于皇莎首演的全女性演員陣容的《暴風雨》

如果用類似的眼光去看待近幾年歐美院線和劇院對莎劇的演繹，有些看似激進的改編或是為了揭露原作所受的時代局限（英國導演邁克爾·萊德福2004年改編的電影《威尼斯商人》在開場用字幕提供了十六世紀猶太人的處境：他們的工作、居住地乃至出行都受到嚴格的限制，即便在當時歐洲最開明的城邦威尼斯，他們也飽受歧視），有些看似前衛的演繹是為了更接近作品最重要的主題（我認為馬薩麥提飾演的伊阿古讓我理解了這個角色“毫無動機的惡行”）。當然，并非所有改編都和種族有關，由菲利達·勞埃德（Phyllida Lloyd）指導的全女性演員陣容的《暴風雨》2019年于皇莎首演。《暴風雨》被搬到一個現代女子監獄，原文里的米蘭公爵普洛斯彼羅實際上是個被囚二十多年的刑犯，即便是劇中最夢幻的米蘭達的婚禮場景，“奴役”和“囚禁”的主題也從未隱退，每個賓客都手持一枚氣球，上面投影著她們在美麗新世界的夢想：名車，大房子，海灘假期。勞埃德用莎士比亞的作品回應著她對當代生活的感受：我們都成了物質欲望的俘虜。

莎翁的作品在種族和性別議題上表現如何？對這個問題，我很同意紐約城市大學教授邁爾斯·格里爾（Miles Grier）的回應：“答案在我們手中。”但要把答案握在手里，首先要破除的或許是對作者和原文的迷信和愚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