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張雅麗

編輯 | 毛翊君

失靈的「人設」

“我是個快遞員。”在西安第一次講開放麥時，南瓜就這樣介紹自己。在當時，這還不是個有意識的設計。他是新人，稿子不知道寫什么、怎么寫。想了想，一天到晚，情緒最多的就是自己送快遞時，那就寫這個。上臺那會兒，他腦子發懵，話說不利索，感覺眼睛都睜不開，不敢看臺下的人。他從寶雞農村來到西安沒幾年，話少內向。好在他聽到，臺下笑了。

兩年后回憶起來，南瓜認為那些笑聲可能不是因為段子，而是因為他的樣子——“黑黑的，比現在還丑”。在20歲之前，他沒怎么說過普通話。

他之前看到徐志勝在臺上自黑，笑著說自己窮、丑。南瓜想，我學歷還低，這哪一樣都低不過自己。“站在臺上逗人笑嘛”，他當時覺得自己也可以。

在武漢，南瓜工作的快遞站倒了，他開始當跑腿員。在路上他總被叫成“電瓶車”。他也確實懼怕蛋糕，價值三四百元的蛋糕在后座保溫箱里只顛了一下，就碰壞了，賠1個一天就白干。他同事更慘，一車拉了6個蛋糕，車倒了，全壞了，最后只能大家分掉。

兩個月前，穿著天藍色的跑腿員工裝，南瓜帶著這些內容上了《脫口秀大會》第五季舞臺。他講有次弄壞了一個給小狗吃的蛋糕，不得不自己買下，然后他把蛋糕給了領導吃，“領導還夸我會來事。”說完，他狡黠地笑起來。領笑員之一大張偉大笑著拍了第一盞燈。

南瓜當了3年騎手，即使是化了妝，在人群中，他的手臂還是遮蓋不住的紅褐色。他剃了一個圓圓的平頭，有點近視，不笑的時候眼睛習慣性地瞇起來。“我96年的，看不出來是吧，這工作風吹日曬，顯老。”他熟練地調侃自己。觀眾哄笑著鼓起掌，他適時地停了下來，環顧左右，跟著觀眾一起笑起來，臉顯得更圓了。

●南瓜在脫口秀舞臺上。講述者供圖

這些段子，南瓜在線下講過，效果不錯。在臺下，另一位脫口秀演員鄧男子說他的段子“接地氣，有共鳴。”南瓜自己心里也清楚，“像我這種人設，在脫口秀大會基本沒出現過。”

節目從上午錄到凌晨，南瓜期待自己在中間出場，但始終沒有搶到麥。臺上的梗一個接一個地拋，笑聲一浪蓋過一浪，鏡頭里他嘴角向下，眼睛瞇成一道。這一晚，58歲的黃大媽晉級退賽，全場沸騰，南瓜仍在為自己沒有上場而擔憂。他更羨慕她自由、不為生計發愁的退休生活，甚至想到了自己遠在陜西農村的母親。

第二盞燈在他講到4分鐘時才亮起，他正在臺上模仿生活里保安叫他“電瓶車”，他反擊對方“對講機”。此時，距離南瓜的表演結束只剩一分多鐘，這意味著，他要讓剩下兩位領笑員在一分鐘之內被戳中。

直到最后一個梗講完——他希望跑腿單王們可以像小朋友獲得小紅花一樣，獲得引以為傲的金頭盔。這個梗他頗為滿意，在線下講過很多次，還用了call back，效果很好。但5分鐘到了，另外兩位領笑員的燈始終沒有亮起。

按比賽規則，南瓜要挑戰前一位選手，需要獲得3名領笑員的拍燈才能晉級。他當了3年騎手，兩年前開始兼職講脫口秀，積累了很多素材。被播出的5分鐘，是南瓜反復打磨過的，他想不明白問題在哪兒。令他意外，好多人發彈幕、到他微博留言給他加油。

5分鐘的「門檻」

去年秋天，在西安說了近300場線下開放麥之后，南瓜有了機會去心目中的大城市上海。但春天來了，跑腿員和脫口秀的兩份工作卻都停滯下來，沒了收入，他又過上為吃飯發愁的生活。

一天，他問兩個舍友，知道李誕嗎？是說相聲的那個人嗎？對方問。南瓜租住在一個容納7人的合租房里。這倆舍友一個是外賣員，一個是房屋中介。南瓜沒再解釋。

3年前南瓜23歲，那時還叫趙棟，高考失敗兩次，工作失敗無數次。技校沒讀完，他從陜西寶雞農村一個人去了西安。他洗過車，賣過涼皮，所有嘗試的結果是欠了上萬塊錢。他覺得自己是個“廢物”，決定試試送外賣。在老家農村，年輕人也是盡力讀書考編，他從發小那里聽說村里人叫他“混混”。但他不得不做這個選擇，生活已經成了問題。

外賣送了大半年，一天他來到一個酒吧，給脫口秀俱樂部送蛋糕。他看到臺下坐著三十多人，一個人在臺上講話，大家都笑。他覺得有意思，站在那兒聽了一會兒，想著“我的舞臺來了” 。這年冬天，趙棟報名了人生第一場開放麥，成為了“南瓜”。

●南瓜在舞臺上。講述者供圖

2019年，《脫口秀大會》播到第二季，各地脫口秀俱樂部蓬勃起來，新人很多。報了很多次名，他獲得一個新人名額，上了開放麥。第一次的講稿，寫的是自己工作。稿子“編”了一兩天，“不好笑，節奏不行”，被負責人打回來，對方給了他一本喜劇手冊。回家研究了半個月，又“編”了一篇，才勉強上了臺。對方說，你的職業挺有意思，上去講一講。

那天在臺上，他緊張到忘詞，肢體僵了，沒一處是對的。但散場之后，回到300塊租的城中村屋里，南瓜感覺就是興奮，就想著自己成名在望，以后要去大城市。

幻想消失得很快。他不懂得如何把自己的生活講得好笑，就純靠編。比如有一次他講，自己送外賣時習慣跑樓梯，跟女友在商場約會，職業病犯了，他讓女友去坐直梯，自己要坐扶梯。段子講完，場子冷了。實際上，他當時連女朋友都沒有。

他手機里有一個“倉庫”，存放了上百個關鍵詞。跑在路上時，會有些瞬間讓他覺得可以寫成段子，就一剎車，給記下來。為此，他出過很多次車禍。在一個脫口秀電臺節目里，他把這些經歷當段子講給了嘉賓。

雖然總自黑，但他仍然會在某些時刻被刺痛。有次他拉了兩箱酒送到一個園區門口，電瓶車無法進門，路又很遠。他給顧客打電話請求幫忙，對方拒絕了，“我花了錢，你就是干這個的。”

●南瓜送單路上出車禍。短視頻截圖

南瓜一場場講下來，有時被觀眾投訴，他羞愧得不想上臺。老板跟他說，你送外賣一天掙200塊錢，上臺說15分鐘段子能掙300塊錢，如果想做就多研究。后來，他商演門票從8塊8漲到68，再漲到108。

有時候站在臺上，觀眾不相信他真的是個跑腿員。南瓜說，這有什么好騙人的？一段時間之后，他覺得能判斷出觀眾會被什么點擊中了。比如有人說他像某個網紅，那他就順勢調侃自己，甚至模仿那人，即便知道對方是在網上被很多人稱為“小丑”的人。

“無所謂。”南瓜語氣平靜，“對我來說賺錢太難了。”

「精英的笑點」

去上海的時候，南瓜的行李里裝了一把嗩吶。他的父親是一位嗩吶匠，在村里吹紅白喜事，母親在村頭經營一個煙酒超市。這幾年，南瓜回家不多，也不主動讓家里人看自己說段子。一是他們不懂，二是在臺上都是自黑，講的辛酸事不想讓他們聽到。

離開了西安熟悉的圈子，南瓜來到這個遍地精英的超級城市。觀眾不再僅僅因為一些陜西方言就發笑，人們的笑點似乎更關注家庭、職場。南瓜上開放麥的機會也更難得，一個群里幾百個演員，一場只要十幾個人。有人大學剛畢業就專程來上海說脫口秀，壓力大到患上抑郁癥；有人為了說脫口秀，剛結婚就跟愛人開始異地。南瓜感到了脫口秀的吸引力，也感到壓力。

之前在西安他就發現，幾乎每周都有新人來講，包括公交司機、護士，更多數是大學生。有人第一次就滿堂彩，也有全程沒人笑的。但南瓜這兩類都不算，他普通話不好，“樣子也‘屌絲’”——“異類”，他這樣評價自己。

這種感覺不光在臺上，一段時間后南瓜發現，自己很難真正融入這些演員。學生們聚著嬉笑打鬧，他一句話都插不上。有次一個演員講完開放麥，臨走跟所有人都打了招呼，唯獨落下了南瓜。

中學時，趙棟進過縣重點。從農村到縣城，他成績落后，就跟差生玩。那時候他發現別人多才多藝，就覺得自己“像個廢物”。現在，他知道自己的段子也無法有城市精英的經驗。

一部紀錄片拍下了南瓜融入時的窘迫。在上海第一次參加商演的后臺，他遇到了不少脫口秀圈子的頭部演員。走廊里，演員們來來往往，南瓜來回踱步，隨著入口門打開關上，他的眼皮抬起又垂下，手也顯得無措。后來他袒露，作為新人，面對老演員感到傾慕但羞怯。后來他意識到，某種東西難以打破，比如那些關于職場、都市生活，那在他生活經驗以外。

入行10個月后，南瓜參加了為期一周的笑果訓練營，他幾乎總坐在最后幾排，不怎么說話，讀稿會也很少發言。今年7月，《脫口秀大會》錄制完那天，已經是凌晨5點，疲乏的南瓜回到住處，難以入睡。他不得不叫上朋友黑燈，到海邊散心。

黑燈是南瓜在圈子里為數不多的朋友，一位患有黃斑變性癥的盲人脫口秀演員。他們一起參加脫口秀訓練營，在上海演了一年，今年又一起上節目。南瓜覺得，某種程度上，自己與黑燈是同類。他們一起到麥當勞聊段子，“他說他看不見，我說我送外賣。”

●幾天前，趙棟獲得了一個金頭盔。講述者供圖

八月下旬的一個臺風天，騎手趙棟又上路了。為了參加《脫口秀大會》，他已經幾個月沒跑單了。現在，他回到了上海街頭，繼續開始白天跑腿、晚上講脫口秀的生活。這天，他接到了一個送蛋糕的訂單，店員叮囑，蛋糕易壞，路上當心。走出蛋糕店，他對著手機鏡頭說：“我每年都過三四次生日，這可要跑慢一點，壞了的話，今天就過生日了。”

這天，他給電瓶車換電池，搶單，送單。直到夜幕降下來，他往演出場地黃埔劇場趕去。站在入口處，來往的觀眾沒有注意到這個穿著藍色跑腿服的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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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脫口秀舞臺上，「人設」失靈的騎手南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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