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還記不記得一部電影，叫做《豺狼的日子》（The Day of the Jackal）？這是根據英國作家福賽斯（Frederick Forsyth，1938—）的同名小說改編的，講的是在1963年，一名外號叫“豺狼”的殺手受雇刺殺時任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Charles de Gaulle，1890—1970）的過程。

這部小說描寫的非常精彩。雖然是小說，但針對戴高樂的暗殺卻是真事。如果你仔細看過電影和小說，就應該知道雇傭這個殺手的組織，叫做“秘密軍”。

秘密軍是什么人呢？他們都是法國軍隊的軍官，在六十年代組織了多次對戴高樂的暗殺（至少發生了四次：分別發生在1961年9月，1962年的5月、6月和8月）。那么問題就來了。我們都知道，戴高樂是法國的英雄，在二戰期間功勛卓著，在法國軍隊中享有很高的威望。那為什么這些法國軍人還要暗殺他？

這就要從阿爾及利亞和阿爾及利亞戰爭講起。

阿爾及利亞的主權問題

一個強大、擁有悠久文明和眾多人口的世俗主義國家里，有一片主要由穆斯林構成的邊地。這一邊地幅員遼闊、資源眾多。在過去的一個世紀，從本土遷入大量移民，這些移民在工作、地位、經濟條件和居住地域上都高人一等、自成一體，他們自視是“文明開化”的先鋒。國家對這塊邊地進行了大量投資，但是投資的主要受益者還是外來者。

雖然在這里已經立足百年以上，但是政府還是焦慮于當地人的離心傾向。布置在那里的軍隊，主要執行的是民事監視任務。當地政府對穆斯林居民的宗教和文化持有某種歧視態度，認為最好的鞏固統一的方法是盡快讓當地居民向國家的主流文化看齊。但公平地說，國家還是為當地人提供了基本的法律秩序、醫療與教育服務，也多少提供了政治參與途徑。外來移民雖然境遇較佳，但是還算自食其力。本地人雖然有不滿，但同周邊地區相比，生活大體上還過得去。有大批當地人進入軍隊和地方政府做事，還有一批人成為接受主流文化的知識分子，他們一方面不滿于社會歧視，一方面仍然愿意生活在這個國家里。

以上說的是1950年前后的阿爾及利亞。當年，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一個省份，但國際上的一般觀感還是把阿爾及利亞看做法國的一個特殊部分，而不是普通的帝國殖民地（在這種領地中，由少數帝國官僚統治廣大異族被統治者，比如法屬摩洛哥）。當時的阿爾及利亞與法國的關系，好比十九世紀的愛爾蘭之于英國、現代的魁北克之于加拿大、巴斯克之于西班牙。二戰以后，阿爾及利亞的本土居民開始要求某種政治改革，以便擁有更多權利。這種改革呼聲后來又慢慢演變成某種武裝抵抗。

對當時的法國政客以及人民來說，“l'Algérie, c'est la France”（“阿爾及利亞就是法國”）的意識是非常強烈的，但這恐怕不能一律斥之以殖民主義心態。法國作家加繆（Albert Camus，1913—1960）就出生在阿爾及利亞，對他這樣的人來說，阿爾及利亞也是自己的故鄉，所以他多次呼吁和解、共識。1954年，當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LN）開始以暴力恐怖手段追求獨立的時候（阿爾及利亞戰爭爆發），法國政治光譜中的各派都堅決反對。當時法國雖然是左派執政，主張改善民生，但在阿爾及利亞這個問題上，左右派其實沒有什么意見分歧。

1954年6月至1955年2月短期擔任總理的皮埃爾?孟戴斯-弗朗斯（Pierre Mendès-France，1907—1982）一向持反殖民主義立場，主持了法國從越南、突尼斯等地的撤出。他在一次國民議會中講演時表示：

“當這個國家的內部安寧、團結與法蘭西共和國的完整受到威脅的時候，是沒有妥協可言的......阿爾及利亞是法蘭西共和國的一部分。”

1956年，中左聯盟共和陣線在選舉中獲勝，總理居伊?摩勒（Guy Mollet，1905—1975，也是社會黨總書記）本來打算在阿爾及利亞進行政治改革，從而在阿爾及利亞恢復和平。但當面對當時已經極端分裂的阿爾及利亞，摩勒也很快決定，在阿爾及利亞實行軍管。

法國的左派尚且如此，其他的政治勢力就更不用說了：有人想要保住帝國榮譽，有人想要挽回二戰與越南戰爭中遭受的屈辱，有人要保護一百多萬移民，有人看中了阿爾及利亞的資源與地緣重要性，也有人認為法屬阿爾及利亞是一個現實，強行修改它會帶來更大的不幸。

所以，基本上法國各派對維護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主權持有共同意見。

法國最危險的敵人在其內部

在經濟上，鎮壓阿爾及利亞也不是什么難事。固然，阿爾及利亞戰爭是一項巨大的耗費，一共花了500億到550億新法郎，占每年政府總預算開支的24%到32%之間。1958年（第四共和國末期）法國爆發了財政危機，經濟趨于停滯。但這恐怕是由于當時的中左派政府在鎮壓起義的同時還雄心勃勃地進行了許多社會工程。

戴高樂政府在1958年6月上臺之后，大幅度削減了這些建設，法國馬上恢復了財政健康和經濟活力，在戰爭的后半期（1958—1962），法國始終處于經濟增長狀態之中（年增長率都在5%以上），且在能源、機械、電子行業突飛猛進。從整個戰爭的跨度來看，法國在阿爾及利亞開銷（包括軍事開支與民事開支）頂點是在1959年，占掉GDP的2.8%，但這并不是一個非常大的數字。實際上，從經濟史的角度看，1945至1975年這段時間被稱為法國的“黃金三十年”（年均增長率在5.7%）。就此而言，法國完全有經濟實力進行長期的作戰。

那么，是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的作戰不如人意嗎？

簡單的回答：不是。法國軍隊自從從越南鎩羽歸來之后，就一直對游擊戰爭和革命戰爭進行研究，在阿爾及利亞部署了一大批具有豐富反暴亂實戰經驗的軍官。從軍事角度上講，FLN一直被法國軍隊壓著打。比方說，該組織的活動重心之一是在省府阿爾及爾這種大城市，襲擊、暗殺警察，針對平民進行爆炸。原因很簡單，在大城市爆發暴力恐怖活動最能打擊法國所維系的秩序感，凸顯抵抗者的力量。但是法國軍隊派出了戰爭英雄馬修將軍（Jacques Massu，1908— 2002）帶著他的傘兵旅，從1957年1月開始對FLN的城市組織網絡進行無情掃蕩。經過九個月的殘酷作戰，FLN的領導人、戰斗員、后勤人員幾乎無一例外或殺或擒，該組織在阿爾及爾的活動被全面終止。

在鄉村地區，FLN還能保持一定的存在。直到1958年3月之前，FLN招募的人數還比其損失的人數要多，但是在4月之后形勢逆轉。法國軍隊將兩百萬人遷出山區，剝奪了FLN賴以存在的社會土壤，到1958年為止，又成功封鎖了阿爾及利亞與突尼斯、摩洛哥的邊境，切斷了FLN獲得外部援助的渠道。

面對法軍的攻勢，為免報復，當地的阿爾及利亞社群通常拒絕與FLN往來。到1960年夏天，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的危機到達高峰，重要的地區指揮官開始撇開領導層，試著同法國進行談判。由于法國人行之有效的鎮壓，FLN從來沒有能夠組織一次全阿爾及利亞范圍內的罷工、示威或起義。

國際環境方面，法國似乎也沒有遭遇太多阻礙因素。盡管美國在戰后持反殖民主義立場，對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作為也不是太高興，但阿爾及利亞情況特殊，他們也是知道的，于是從來沒有采取在“蘇伊士運河危機”時那種激烈的最后通牒式態度。蘇聯盡管口頭上表示對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的支持，但當時其投送能力有限，很多時候只能是口惠而實不至。

既然在政治、經濟、軍事與外部環境方面，法國都沒有面臨明顯的阻礙，那么為什么法國還是丟掉了阿爾及利亞？

對這個問題的答案有好些個，比如說，法國社會內部日益增長的反戰意見。雖然大家都認為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一部分，但大家也承認，阿爾及利亞同法國本土畢竟不一樣。隨著戰爭的日益延長、殘酷（雖然成功），人們也越來越意識到，將來要重建阿爾及利亞，收拾民心士氣，將付出極大代價。也許要從法國本土轉移大量的資源，可能會拉低法國本土的生活標準。換句話說，戰爭本身就減少了阿爾及利亞對法國的價值。而且當時東方的越南戰爭還在方興未艾之中，有這個例子，法國人很難對阿爾及利亞產生過分的樂觀情緒。這種現實與認知上的差距，這種對未來的憂慮，也許可以解釋戴高樂最后給予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理由。

但是，對法國來說，最危險的敵人可能不是FLN，而在蕭墻之中。法國內部的許多人，開始越來越不安地注意到“黑腳”同軍隊的致命結合，以及由此產生的致命后果。

不滿政府的法國軍隊

1830年代，法國入侵阿爾及利亞，之后派遣大批移民到阿爾及利亞以為爪牙。之后在法國歷次政潮、革命中失意的人也紛紛涌到阿爾及利亞來開辟新生活，這些移民獲得了一個外號——“黑腳”（Pieds-Noirs）。

到1950年代，他們的人數已達一百萬之多，在本地也歷經數代。對這些黑腳來說，由于地處帝國邊緣與多族群生活的環境中，他們有更強的自尊心和更深的被威脅感。“狂”和“怕”是許多人的心態。他們反對一切讓當地人擁有更多政治權力的改革，理由是不必要或太危險。法國議會中也有大量的議員同情黑腳，認為提出政治改革就是鼓勵分離勢力，就是軟弱無能。

這里有一個例子：1955年1月，法國總理任命雅克?蘇斯戴爾（Jacques Soustelle，1912—1990）為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以解決阿爾及利亞問題。他主張擴大阿爾及利亞在財政和行政方面的自主權（向推行自治的方向靠攏），廢除現行的“二元選舉團”制度（當時阿爾及利亞議會五分之三的席位由歐洲裔人口選出，剩下的歸穆斯林），使穆斯林與移民有平等的選舉權利。他想以此來爭取溫和派穆斯林的支持，從而瓦解反抗力量。此舉遭到了黑腳們的堅決反對，認為這是向恐怖分子低頭。他們利用在法國議會中支持自己的議員向蘇斯戴爾施壓，迫使他暫緩了該計劃的實施。

面對獨立運動，許多黑腳（如果不是大多數的話）支持不擇手段鎮壓之，他們在軍隊那里找到了同盟。

當時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在反思越南的戰敗時，特別研究了毛澤東的“人民戰爭”理論。一般來說，消滅叛亂有三種做法。第一種做法是不分青紅皂白，不去區分叛亂者和叛亂者所在的人群，一律消滅或者驅逐；第二種做法是拉攏與威嚇，把群眾與叛亂者隔離起來；第三種做法則是打擊叛亂組織的首腦、人員與后勤，這是純軍事的打法。

在阿爾及利亞，法國軍隊認為，面對此種戰爭，單純依靠軍事手段是不足的，以前在越南就是吃了這個虧。現在面對FLN，除了在軍事上打擊之外，還要對“魚與水”中的“水”進行控制。所以軍方特別成立了心理戰部門，直接面對阿爾及利亞人民。這種心理戰逐漸變成了全方位的控制與脅迫。當時的法國政府，多少是支持軍方這個決定的，決定放手讓軍隊來干，逐漸將阿爾及利亞的治理權轉交給軍隊。

1955年3月，法國政府宣布在阿爾及利亞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到1957年，軍方掌握了阿爾及利亞的全部實權。當時的軍方面對FLN的恐怖襲擊與游擊戰，深感普通刑事程序與手段的不足。軍方把每一個阿爾及利亞人和同情他們的法裔都看成是潛在的罪犯，決定依靠暴力和恐懼來統治。這種做法不僅被用在了阿爾及利亞，而且也蔓延到法國本土。當時有很多阿爾及利亞人到法國打工和居住，里面不乏FLN的支持者，軍方和警方在很多場合下對他們的所作所為也是違法的。

這么做的同時，軍方對巴黎的共和國政府也越來越不耐煩。許多軍人開始質疑民主政府的可靠性，他們聯想起二戰期間政府對軍隊的“出賣”，也聯想起越南戰爭中政府的“軟弱”，認為民主體制根本無法應付“革命戰爭”這種非常事件。一些軍官開始聲稱：“我們要認識到，在當代世界，民主意識形態是非常無力的。”

法國的知識精英開始擔憂這種現象的蔓延。著名的左翼知識分子讓-馬利?杜梅納克（Jean-Marie Domenach，1922–1997）發表文章稱：“在阿爾及利亞的法西斯主義傾向不可能同法國的民主實踐并存。……我相信，阿爾及利亞的法西斯主義……會掉過頭來對付中央政府。……只要法國還在拒絕阿爾及利亞人民的愿望，那么阿爾及利亞戰爭就會延續下去。而只要戰爭延續下去，阿爾及利亞的形勢就會持續不斷的滋長法西斯主義。……法西斯主義會不可避免地擴散到整個軍隊中去。我們正在同時間賽跑。”在1959年法國的一項民意調查中，65%受過高等教育的被調查者認為軍方有可能越軌行事。

阿爾及爾政變與戴高樂臨危受命

事情的發生果如所料。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爾，政變發生。一位名叫皮埃爾?拉加亞爾德（Pierre Lagaillarde，1931—2014）的學生領袖率領群眾沖擊了總督府大樓，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坐視不理，并隨后加入。之前提到的戰爭英雄馬修將軍出面，組織了一個公安委員會。

危險繼續向法國本土蔓延。法國本土的民族主義者開始在巴黎示威游行，共和國政府的首腦們悲哀地發現自己再也無法指揮軍隊和警察。5月24日，科西嘉島的傘兵出動，奪取政權，建立了本地的公安委員會。內政部長對內閣提出警告，科西嘉島的叛亂活動有可能在5月27、28號在法國本土各省重演。這并非虛言。當時阿爾及利亞法國軍隊的總司令薩朗將軍（Raoul Salan，1899—1984）以及馬修將軍已經制定了一個“復活作戰計劃”，具體來說，從阿爾及爾和法國西南部城市圖盧茲起飛的傘兵與駐扎在巴黎城外的裝甲部隊合作，一起進入巴黎，占領國民議會，推翻共和國政府。

共和國政府束手無策，只能請來了當時蟄居在鄉下的戴高樂，請他重新執政，收拾殘局。這樣，1954年以來，不僅連續幾屆法國內閣都因為阿爾及利亞問題倒臺，而且總體軍事政變也瀕臨爆發，在現代法蘭西歷史上，再次浮現了“佛朗哥化”軍人專政的危險。這些事態真應了當初美國革命時英國政治家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反對向北美殖民地派兵時所說的話：“取代它們而治理美洲的軍隊，糜費將更大，效果則不如；事到后來，軍隊會變得像它們一樣難以駕御，真也未可知。”

對這次政變，戴高樂本人也不是全然無辜。政變者們事先跟戴高樂通過聲氣，征詢過戴高樂對阿爾及利亞未來的看法，戴高樂與之虛與委蛇。其手下一些人也打過煽動作亂、趁亂奪權的主意。政變的將軍們認為，戴高樂一定會站在自己一方，將阿爾及利亞保留在法國版圖之內。他們在政變時高呼“戴高樂萬歲”，戴高樂也挾政變軍隊以自重，以要挾共和國政府，讓他們授予自己全權。

應該說戴高樂本人的想法其實同軍方并沒有太大的差距。他也想保全法國的領土完整。他的想法是，一方面向阿爾及利亞投資，給予本地人經濟、教育方面的優惠，另一方面重兵對付FLN，打怕打服對方，迫使或說服對方放下武器，然后他再展示寬宏大量，將對方納入地方政府內，一道實現一項將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永久聯合的政策（可能是某種聯邦體制）。

所以，戴高樂1958年6月正式上臺之后，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行動并沒有收手，而是進一步出擊，差一點就將FLN逼到絕路上。但戴高樂畢竟是戴高樂，有別于一般軍事強人。他覺得同化阿爾及利亞人是做不到的事情（一百年前也許還行）。他知道，即使看起來叛亂是被鎮壓下去了，但卻沒有什么力量能阻止它在五年到十年之內東山再起，法國終究不可能一再投入到綿綿不斷的鎮壓活動之中。

法國軍隊把這場戰爭看作是恢復軍隊榮譽、保全法國領土和對抗共產主義的十字軍東征，但是戴高樂卻非常擔心，這種“東征”會分裂軍隊和法蘭西民族，并且有誘惑高級軍官搞冒險活動的危險。戴高樂的權力欲望也不允許他自己受人挾制：軍隊可以推翻第四共和國政府，自然也可以推翻他（他去阿爾及爾視察的時候，在場的群眾喊出來了“一切權力歸軍隊”的口號，他非常生氣）。一旦看清楚阿爾及利亞非短時間能夠平定，他就另作主張。對阿爾及利亞的法國軍隊和公安委員會，他示之以靜，用明升暗降的方式將叛變的高級軍官調到中央高高掛起，又把約一千五百名軍官從阿爾及利亞或調走或強迫退休。幫助他上位的自己人，他也一律閑置。

軍方對戴高樂過河拆橋當然非常不滿。1960年1月18日，《南德意志報》發表了對馬修將軍的采訪。馬修將軍說軍隊不再理解戴高樂的政策，幫助其重新上臺也許是一個錯誤。他還說，他和大多數握有指揮權的軍官“將不會無條件執行國家元首的命令”。戴高樂馬上將他解職。此事頓時引發連鎖反應。一星期之后，拉加亞爾德再次沖上阿爾及爾的街頭，壘起街壘，高呼“絞死戴高樂”。法國軍隊有位朱安元帥（Alphonse Juin，1888—1967），在圣西爾軍校就讀時是戴高樂的學長，他沖到愛麗舍宮，對戴高樂大發雷霆：“如果你下命令開火，我就公開反對你。”戴高樂頂住了壓力，鎮壓了這次叛亂。

一年之后，1961年4月18日，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高級將領（包括前任和現任的法軍總司令）再一次舉起了叛旗。情況異常危險，因為法軍的精華都在阿爾及利亞，這甚至驚動了英國的內閣，他們緊急開會，商討是否要派出部隊援助法國政府。戴高樂自己也發表廣播講話，懇求道：“法國的女人和男人們，請幫助我。”結果到了4月27日，由于法軍中的普通軍官和士兵相應了戴高樂的號召，也由于叛軍缺乏相應的決心，這次叛變就失敗了。

但這并不是事件的結局。沒有被抓捕到的叛變的軍官轉入地下，同先前的民間叛亂分子合作，建立了“秘密軍”組織（OAS），這是一個地下的軍事組織，由前軍官、黑腳中的極端分子還有法國本土的同情者組成。很諷刺的是，他們的行動策略跟自己的老對手FLN差不多，企圖打一場“人民戰爭”。他們殺害法國政府和社會中的溫和派，斥之為“賣國賊”；迫害阿爾及利亞本土穆斯林，這是為了引發本地人的暴動和報復，從而迫使軍隊出面鎮壓，進而破壞法國政府同阿解的任何談判；暗殺戴高樂將軍本人。據法國《世界報》的統計，從1961年5月到1962年1月，秘密軍隊組織在阿爾及利亞共進行了5862次襲擊，造成了269人死亡。

在鎮壓叛亂之后，1962年3月18日，法國政府與FLN達成停火。之前戴高樂曾向阿爾及利亞穆斯林提出呼吁，給出三種選擇方案：獨立、與法國合并（給予所有穆斯林法國公民權）、聯盟（阿爾及利亞自治）。但這個時候，已經沒有多少穆斯林還愿意站在法國這一邊了，所有的溫和派都已經消失了（不是被FLN所消滅，就是被軍方、黑腳和秘密軍所消滅）。這樣，要么是全面的軍事征服，要么是可恥的撤退，再也沒有第三種選擇。歷史的選擇是后者。

1962年7月1日，阿爾及利亞穆斯林選民在獨立公決中幾乎一面倒地贊成獨立，而一百萬黑腳們則踏上辛酸的逃亡之路，幾十萬阿爾及利亞人也隨著他們到了法國。

這就是今天這個故事的原委。

阿爾及利亞戰爭告訴今天的我們什么

阿爾及利亞戰爭是二戰后去殖民浪潮中最血腥，也最動蕩的一幕。在其他地方，前殖民者的撤出都是相對迅捷且無損失的，但阿爾及利亞卻是一個特例。在這塊九百萬人居住的土地上，法國派遣了五十萬軍隊，鎮壓三萬五千名叛軍游擊隊，四十萬到一百五十萬人在這場戰爭中死亡。

從很多標準來看，這都是一場內戰，理由：一，大量死亡事件發生在正規戰場之外，各種恐怖襲擊、拷打、虐殺使之聞名于世，私人武裝之間彼此進行報復；二，作戰對手界限模糊，FLN的主要打擊目標除了外國人，就是那些穆斯林中的溫和派，法裔居民自己也組織了地下武裝對部分法國政府官員和警察發動攻擊；三，政治震撼嚴重，不僅連續幾屆法國內閣都因為阿爾及利亞問題倒臺，法蘭西第四共和國體制也因此而瓦解，幾乎出現了軍人專政。

力挽狂瀾的戴高樂，在法國本土三番四次遭到法國激進分子的刺殺。如果阿爾及利亞戰爭只是普通的殖民戰爭，很難想象法國的政局會變成這副摸樣。

這場戰爭告訴我們什么呢？

事后回過頭來看，一個明顯的教訓就是，在這種事件中，即使握有一切政治的、經濟的、軍事的、外交的優勢，也不要以為暴力與強制能夠成為解決沖突的唯一有效手段，只以治安的思維來應對族群沖突、國家分裂恐怕是不行的。我們很難說戴高樂不是一個愛國者，或者說他是一個軟弱無能的人，在當時那種場景下他選擇壯士斷腕，一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另一個明顯的教訓是，在一場近似內戰的戰爭中，在邊地揮舞鎮壓大刀不可能不反過來對本土造成巨大政治影響。一場十九世紀的殖民戰爭只會涉及一小部分精英軍人，只要政府的財政支撐得起，就可以長時間打下去，要結束戰爭也很簡單，因此只需要考慮軍事面與經濟面就可以了。但是在一場內戰中就并非如此。在阿爾及利亞這樣的情況下，邊地存在大量移民，迎合他們的要求，就很容易把一場治安行動變成族群沖突，在這種族群沖突中，有限的警察手段將不能滿足移民大眾的需求，而很容易上升為全方位的社會控制與對抗。

這將不可避免地把本土社會卷進來。首先是，軍隊也許會在這些移民及移民的支持者中尋找到政治基地，從而出現藩鎮之患。其次是，形成對原有政治秩序的沖擊，一場內戰（雖然僅發生在邊地）將要求更有效、更嚴格、更協同的政治與社會管制，政治強人應聲而起的風險將會增大，社會的分裂也可想而知。

兵者，兇器也，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孫武的這句話可不僅僅適用于對外的戰場上。

（本文據作者2017年12月在上海“TELL+歷史”公眾演講活動中的一次演講整理而成，有簡化和重新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