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常用“懸浮”一詞描述當代青年在城市中的生命體驗，迅疾變遷的社會背景之下，舉目無望、孤立無援、束手無策的“三無”狀態成為青年不得不直視的生活困境，在叩擊詰問一顆顆年輕的心的同時，也造就著獨特的時代癥候。

如何理解這種波及全社會的身份焦慮，青年作家余靜如和邵棟從文學的角度給出了他們的答案。在《以X為原型》中，余靜如用平淡如水的筆觸醞釀著無聲的風暴，穿越恣意伸展的現代生活外殼，透視著精神世界新鮮而飄搖的新世代；邵棟則將他港漂10年的觀察和想象凝聚成小說，以《空氣吉他》為名體認無人知曉的狂喜、失落和寂寥，直指城市人內心的懸浮真相。

如赫爾曼·黑塞在《荒原狼》中所言：“有時候，整整一代人陷于兩個時代、兩種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間，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來是理所當然的東西，失去了一切慣例、一切安全感和純潔無邪。”

城市青年的懸浮狀態在生活里有什么樣的體現？這些狀態又引發我們關于生命意義怎樣的思考？面對這種懸浮狀態，青年有怎樣的對抗方式？9月17日，我們特別邀請到人文學者梁永安與青年作家余靜如、邵棟一起聊了聊關于城市中青年人的問題，主持人為信睿電臺主播周發發。

“懸浮”：手機、房子和

界限感、安全感

01

周發發：都市青年最迫切需要解決的難題莫過于物質層面上的生存壓力，這種懸浮感起初往往來源于“居無定所”。邵棟老師的短篇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藍領階層或者更底層更邊緣的人，對于這些超出我們平時生活經驗的群體，您在創作的時候是怎么想象他們的世界的？

邵棟：大部分來源于我的現實觀察和情感體驗。我曾經在廣州的一個城中村住過，里面電線排布雜亂無章，24小時都會有人醒來。但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點在于，住民的手機還是蠻不錯的。雖然他們的經濟狀況可能不是特別好，沒有辦法很快買到一套房子，但他們很需要讓人知道自己賺到了錢，而表征就是能買一個好手機，這對他們來說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這樣的所思所想蠻讓我動容的，所以我很想去觀察他們，并且希望通過虛構的方式來嘗試體驗他們的生活。

周發發：《以X為原型》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白領階層，他們有體面的工作，有穩定的薪水可以支付房租，但即使是這樣，我們在閱讀的過程中也強烈地體會到了字里行間彌漫的不安全感，請問余靜如老師在小說中是怎么處理這些人面臨的生存壓力的？

余靜如：因為我畢業以后租過很多房子，也跟很多房東打過交道。好像我從小就比較討老人家的喜歡，常常遇到非常熱情的房東，讓我去他家吃飯、洗衣服之類的，我不太明白要怎么開口拒絕，這種人格其實在現實生活中給我帶來了一些苦惱。對于都市青年來說，在單元樓里租房是一種自由，但這種自由的空間非常狹窄，是非常容易被侵犯的。

《以X為原型》作者 周發發

周發發：梁永安老師能理解年輕人對于這種關系、界限或者說對自由的追求嗎？

梁永安：能理解。當代青年的生活標準、生活理念等方面跟我們那個時候有非常大的區別，尤其在上海、北京、廣州這種大城市。如果從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年輕人的生活是從某種未實現的、被壓抑的欲望開始的，他們背負著一種強烈的被打擊的感覺。

但通過閱讀小說，我感受到了新一代青年的生存張力。他們并沒有完全喪失希望，其內心的美好期待和高度壓力形成了一種內在的潛意識，到了一定時候，這股對生活的強烈堅持就能夠爆發出來，并釋放出一種再生力，或者說是一種對生活重新打造的能力。所以我覺得盡管城市生存壓力很大，但實際上壓力都因我們心里對他人的承擔而形成，這也體現出青年目前面臨的歷史性轉型。

漂泊狀態下，

從親友關系到與城市和社會的關系

02

周發發：梁老師剛才提到一個關鍵詞“轉型社會”，兩位老師在他們的小說里也多次提到的這個主題，就是傳統跟現代之間的斷裂，包括邵老師小說中很多主人公，他們來到深圳、香港漂泊之前都生活在鄉土社會；余老師的作品中也講了很多在城市漂泊的青年和他們的親戚之間的關系。接下來我們可以就這個話題來討論一下。

邵棟：農村是一個熟人社會，一個村里每個人都互相認識，結構也比較穩定。但城市是一個生人社會，盡管大家每天都擠在同一班地鐵上，對彼此來說卻是陌生人。所以我小說里會寫到，從農村到城市，或者從外鄉到香港，年輕人還是會渴望熟人社會結構當中的那種親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產生一種聯系。就像剛剛梁老師所說的，這個過程十分艱難，青年的動力和資源沒有達到一定地步，但他們還是想試一試融入到更廣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我相信很多人都會有這種狀態，我也很著力地去描繪這樣的狀態，希望在小說中能呈現出一種比較共通的身份焦慮和疏離心態。

《空氣吉他》作者 邵棟

余靜如：我是在南方小鎮長大的，生活在我爺爺奶奶的老房子里。童年時期和大自然的親近接觸，在來到上海之前，我并沒有意識到那是很珍貴的東西，相反，焦慮情緒壓倒了我此前對于生活價值的認識。大概前兩年，老房子拆遷了，我通過我家以前種的一些樹找到了它的廢墟。住在那邊十多年，有一棵從來沒有開過花、結過果子的樹，在拆遷之后長了滿樹又大又紅的柿子，那時我才知道它是一棵柿子樹。對于我而言，童年的那個地方已經回不去了，因為那些人已經不在了，那種鄰里之間的關系也已經不在了。哪怕讓我去同樣的地方建一個房子，我也不能回到我記憶中的那種生活了。

所以我覺得漂泊好像是我們這一代的宿命，在城市可能會很想念家鄉，但你不可能真的回去。而且以一個青年的身份回去，你不會得到認同，尤其像我們這種做文學類工作的。但在上海這樣一個比較包容的地方生活，周圍的人不太會以收入水平、婚姻狀況等標準評價一個人。這里有很多壓力、焦慮和不快樂，相對而言也有一些精神上的自由。我已經做好準備了，我覺得我這一代可能就是這樣，只能過這種生活。

周發發：梁永安老師作為一個真正經歷了城鎮化大轉型的過來人，請您跟我們分享一下您的經歷。

梁永安：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后工業社會的轉化，或者說從傳統向現代的轉化，這只是我們對于歷史的劃分，并不代表本來就是這樣的。我們常用二分法的思維看待事物，比如黑與白、現象與本質等等，但實際上事物的本體是中間那一塊灰度。

今天這一代年輕人正好處在最苦最難的階段。爺爺奶奶這一代的農業文明、爸爸媽媽這一代的工業文明、處于網絡化大背景下90后95后的后工業文明，歷史上這三代人是互相看不見的，但我們居然在幾十年里都互相看見了。

所以在這個階段的年輕人是獨一無二的，而且精神內部的流浪感和孤獨感特別強烈。我們現在社會發育的歷史還很短，沒有原型可供支撐。一個法國青年可以將19世紀的尼爾、喬治山作為對照，選擇生活的同時能夠獲得自我的價值肯定。但我們的傳統是愚公移山、岳母刺字……這些模子在今天不管用，所以我覺得這代青年在打開生活的各種類型，在用自己的生命給后代做積累，實際上是很光榮的承重者和開拓者，每個人的個體焦慮在承擔著歷史的某些關鍵時刻。

這兩本小說里寫的年輕人都在赤裸裸地承受生活的撞擊，這種難也是一種價值，是一種真正的生命體驗。

人文學者 梁永安

生命的意義感：

構成一種集體情感相互照耀

03

周發發：我們很多人在都市中生活中都找不到意義，好像他們只能依賴和未來建立聯系，或者是和他人建立聯系，才能獲得這種意義感。這也是我們接下來想要討論的一個主題，我們先請靜如談一談她創作這篇小說的一些思考。

余靜如：這確實是我這兩年以來想得最多的一個問題，非常困擾我。我們常說生命在于體驗，對于想活下去的人來講，體驗當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對于有些人來講，體驗是非常痛苦的，他想結束這種體驗，所以這個理由完全不能支撐一個想要自殺的人活下去。我有一個朋友，他各方面的生活都還不錯，沒有缺衣少食，也沒有遭遇特別大的危機，但他覺得活著毫無意義。買東西或者玩游戲之類的娛樂活動對他來說不構成生命的意義，也不是一種好的體驗。這樣的情況真的是大有人在。

周發發：對于這些找不到生命意義的年輕人，梁老師有什么建議嗎？

梁永安：我覺得從哲學意義上看，人不可能歸于無。哪怕他覺得生活沒有意義，甚至想結束生命的時候，他還是想賦予結局某種意義或者某種價值。

生活的意義到底在哪里？我始終覺得這不是一個主觀性的問題，個體生活在無形中跟整個社會的運行以及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方面都密切相關，壓力的核心來源還是我們想用自己的頭腦去解釋、理解、洞察當下的生存狀態，這個時候就會有太多無法穿透的東西。

中國的傳統教育是愚公移山，但在今天來說我覺得這個思想方法要變化。我們要把山一般的外部壓力化整為零，因為每一天活著是在當下，當下這個瞬間你面臨的不是山，而是一件件具體的事情。在這個維度上，一個人是有能力去解決問題的，當你有了生活的信念感，你就有了一定的支撐。

所以在這個時代里，年輕人可能需要這樣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更重要的是，年輕人自己要連接起來，構成一種共同的集體情感彼此推動和照耀。這時候個體就不再是一個單獨的個體，在新的社會情感的基礎上就又會有更多的力量注入。

周發發：梁老師剛才說可以建立一種集體的情感，我也想到了邵棟在他的作品里對意義感的處理很多時候借助了這種集體的文化記憶，包括王家衛的電影、張愛玲的小說等等都在小說里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這和您的成長經歷有關系嗎？

信睿電臺主播 周發發

邵棟：關于香港電影，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經歷。因為我父親是做記者的，那個時候地方對于播映的片子有一點話語權，當時很多電影在院線上映之前會組織記者參加看片會，所以在那個時候我看了很多周星馳和成龍的電影。我有個表哥，他的鄰居是影城里的檢票員，我們和他關系不錯，經常可以留在電影院里免費看很多電影。在后來的成長過程中，生活里也有很多跟香港有關的元素，2014年我碩士畢業去巴西看世界杯之后，還專門去了《春光乍泄》的拍攝地。

我現在教一些香港小朋友，我問過他們是否看過李若彤和古天樂版本的《神雕俠侶》，他們說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覺得那個時期可能已經過去了，現在一些更加年幼的內地小朋友也并不是在香港文化的滋養中成長的。所以我個人在小說中會嘗試記錄這樣一種感覺，記錄香港的音樂、香港的電影、香港的漫畫或者是香港其他一些流行產物。

文學意義上的審美解讀：

《以X為原型》與《空氣吉他》

04

周發發：三位老師在閱讀這兩本短篇小說集的過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嗎？

邵棟：余靜如《平庸之地》作為小說集的開篇作品，其實形式上很特別，古典筆記小說常用所謂某生體，以短篇篇幅介紹人的一生。這種小說誕生原初的方式，現代作家用的甚少，但《平庸之地》用看上去類似的方式，描摹的卻并非人的一生庸碌，而是空白的部分，那些沒有達到的可能性。這便像書畫中的留白，制造了巨大的敘事空間。原本在短篇寫作中抽象問題就是大難題，但《平庸之地》很巧妙地解決了這一課題，而小說的結構也像小說的核心意象一樣，可以變形。圍繞這一核心意象的敘事，語言整飭典雅，甚至有一種肅穆悠遠，顯示了作者的格調和視野。

余靜如：我看邵棟的小說很有感覺，因為我自己是做編輯工作的，更看重的是小說背后傳達的意義，而非使用了多少絢爛的技巧、多么復雜的用詞，我覺得邵棟在這方面比較符合我的審美。還有一點比較重要，短篇小說需要比較強的故事性，需要一點點別出心裁的東西，邵棟就有一些精巧的構思，這種東西會讓小說更有味道。

梁永安：余靜如的小說中，我對《平庸之地》《404的客人》《好學生》這些印象都很深。《好學生》的結局，當年主人公的政治課老師來找到他，他其實對往事已經不太有印象了，但快到結局的時候，他完全回憶起來了，說了一些讓老師很高興的話，實際上這里面有一種悲劇感。讓我想起美國作家耶茨的《十一種孤獨》，里面講一個出身底層的學生，到了中產階級孩子云集的學校，感到十分自卑。星期一老師會讓學生描述周末的生活，每個人分享的經歷都充滿了體面人家的芳香，所以這個學生開始編造自己過得如何好，吃得如何好等等。老師特別鼓勵他，但是這個孩子很敏感，他明白老師知道他的故事是虛構的，所以他心理上就產生了強烈的對老師的怨恨，就在隱秘的角落寫罵老師的話，寫得很惡毒。但是像《好學生》這一篇，到最后還有一種中國的氣質，這個學生不會直接把自己的真情實感表達出來，他的那種策略和方式使老師本身好像也獲得了一種釋放。

關于邵棟的《空氣吉他》，他在后記里講到如何成為一名優秀的空氣吉他手，實際上我是讀出另外一種味道了。為什么我們投身文學，這個世界上實際上就兩種人，一種是生活藝術化，一種是藝術生活化。有的人喜歡看看電影，聽聽音樂，但他本質是生活的；但真正搞文學藝術的人是生靈，原始社會我們人類是一個生靈，后來在進化里逐漸歸順，其中有一部分野性就遺傳在文學藝術里。有些人不得不活在生活藝術化的人群里，但他本身是個藝術生活化的人，他經歷的一切都以藝術為核心。

我覺得邵棟小說里對戲劇性的尋求來自我們心靈深處那些隱秘的涌動，那是一種本能的東西，而非出于對利益處心積慮的追求。這些小說的突破就在于對人心深處、人性深處的描寫，它們在現代社會里浮動起來了。他將浮動起來之后會發生的種種可能，寫得非常靈透，非常精彩。

【相關圖書】

《以X為原型》

余靜如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2年8月

《以X為原型》收錄八篇故事，故事中的人就在我們的身邊，甚或就是我們自己：和母親冷戰的女兒、在大城市租房生活的美食博主、在平庸婚姻中日趨崩潰的妻子、上夜班的大碼女孩……作者以幽微的筆觸，呈現都市年輕人的種種困境。在顛倒的日夜中，在無望的庸常中，在失眠與焦慮中，在欲拒還迎的孤獨中，那屬于我們的困境，也必將由我們自己去審視和探尋出路。

《空氣吉他》

邵棟 著

中信出版·春潮 2022年8月

《空氣吉他》收錄了邵棟的9篇小說，每個故事都圍繞一件日常物品或一個隨處可見的場所發生開來。聚焦庸常日子和微妙人心，一半是發生在香港的故事，另一半是青少年時期人人有過的經歷。早熟的少女從喜愛的小說中窺探未來；平凡的青年在防疫糖丸里咂摸過去的錯誤和快樂；困窘的打工者因一臺舊冰箱，體會到一絲歡欣；丟失的鉆石戒指見證了感情的變遷和遺憾……

原標題：《我在都市流浪 | “懸浮在城市中的青年”對談活動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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