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有嚴重劇透

《三塊廣告牌》以領先之勢成了今年奧斯卡最佳影片的熱門候選。去年奧斯卡鬧出了舉辦80年以來的最大烏龍：頒獎嘉賓錯誤宣布最佳影片是大受歡迎的《愛樂之城》，然而真正獲獎的贏家卻是《月光男孩》。這個不大不小的意外再次證明了奧斯卡評委們對寫實題材、小成本制作、關懷人性主題文藝片的偏愛。這似乎也預示著主題占先的《三塊廣告牌》將成為今年的最大贏家。

去年奧斯卡頒錯最佳影片實在讓人大跌眼鏡，相信今年不會有這么戲劇化的情節了。

說句題外話，今年的奧斯卡算是近幾年來最為精彩的一年。九部提名最佳的影片或多或少都有些特色。嚴肅正統的歷史題材《敦刻爾克》和《至暗時刻》，廣受好評的文藝清新之作《請以你的名字呼喚我》和《伯德小姐》，還有獲得了威尼斯金獅獎以及本屆奧斯卡最多提名的《水形物語》，似乎哪一部都有獲得最佳影片的理由。當然，《三塊廣告牌》仍然占據了說不清道不明的種種先機。

頒獎，說到底只是電影娛樂業的風味佐料。真正的滋味，在于影片藝術本身帶給觀眾的感動、思索和震驚。《三塊廣告牌》是部相當優秀的影片，普通觀眾能從其中看到生活中提煉的故事、執著的人物以及美國社會的風土人情。而更讓專業制作人員和資深影迷震驚的，則是編導不按常理出牌的思路，看似尋常，其中卻體現出段位極高的戲劇功力。

因為導演馬丁·麥克唐納不是來自電影工業的創作者，而是戲劇舞臺。他寫的《枕頭人》以充滿懸疑的黑色風格、詭異的想象力以及主題結構的雜耍式創作，早在2004、05年就獲得了英國和美國戲劇界的矚目。隨后他憑借《六響槍》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真人短片獎，并借助《殺手沒有假期》、《七個神經病》兩部影片迅速確立了自己懸疑又兼有黑色幽默的藝術風格。

——當原本搞戲劇的創作人開始搞電影，這是相當可怕的。因為戲劇舞臺對編導演的專業要求，迫使他的藝術水準要比搞電影的人扎實得多。更不要提這還是一個在戲劇舞臺上都能站在創作前沿的藝術家。

——更可怕的是戲劇工作者學會了以“樸實”的調子來拍電影。因為戲劇舞臺的高度濃縮性，使得戲劇中往往充滿了主題隱喻和象征，多有非日常的元素。馬丁·麥克唐納前兩部影片也是以“殺手”、“黑幫”這種離現實較遠的戲劇人物來表達影片主題，還尚未脫離犯罪喜劇的常見格局。然而《三塊廣告牌》中的人物乍看之下完全像是從生活中信手拈來，這就擺脫了戲劇舞臺的程式化，又上了一層境界。

所謂頂尖高手，飛花落葉都能傷人。有時越看起來平平無奇的，越是功力的體現。

《三塊廣告牌》開場像是一則來自社會新聞板塊的短篇報道：一個雜貨小店的女店員，責怪小鎮警察對于女兒被奸殺案偵破不力，出錢在三塊廣告牌上書寫對警方的責難。在美國崇尚個人自由的政治環境下，當電視新聞里各種示威游行的報道變成了一種常態，這故事乍看之下似乎沒什么特別。

現實中，美國人詹姆斯·富爾頓由于女兒凱西·佩吉被奸殺案沒有找到兇手，在1993年——案發兩年后在洛杉磯地區數立了一系列廣告牌，指責警方辦案不利，并直指自己的女婿就是殺害女兒的真正兇手。這個略帶悲劇色彩的新聞可視作是本片的故事原型。

廣告牌上寫著“斯蒂夫佩吉于1991年殘忍殺害了他妻子。警方不想解決這個案件。我認為他們收了賄賂，總檢察院應該調查他們。 詹姆斯·富爾頓——受害者父親留”

導演馬丁·麥克唐納，同時也是本片編劇，虛構了一個叫Ebbing的小鎮，作為這個故事的發生地。本片的英文原名就是“密蘇里Ebbing的三塊廣告牌”。虛構地點，以避免對號入座，但州府的環境卻是真實而具體的。“密蘇里州”，美國保守的南方農業區，至今還有種族主義的歧視和沖突，比如2014年在圣路易斯郡由于黑人青年被白人警方擊斃而引發了上千人的抗議和沖突。

可想而知，這是個民風彪悍誰都不遑多讓的地區，一旦有人挑起爭端，不僅不會以和平方式解決問題，沖突還會步步升級。以暴制暴，似乎成了影片無法避免的結局。

導演的處理也讓觀眾感到相當揪心，影片通篇就在一種潛在的緊張感中展開。開篇從受害者母親的視角切入，讓觀眾潛移默化認同了這個“事端挑起者”的邏輯和情感，而站在了和警方對立的立場。跳到警察這邊，除了不溫不火的警長，屬下一個暴躁又有點癡呆的警員，加上他種族歧視的調調，也讓觀眾自然而然把警方當成了濫用公權力欺壓百姓的惡霸。

不得不提無論是女演員弗蘭西斯·麥克多蒙德——在科恩兄弟的影片中多有出演并嫁給了其中一個科恩，或是男演員山姆·洛克威爾——常扮演浪里浪蕩的混混，兩人與角色的無比貼合都讓人感到出場就確立了人物形象，抓人眼球。

影片在斗爭的張力中不斷發酵。大失面子的警察或勸誘或威脅，受害者的母親卻始終不為所動不肯撤下廣告牌。似乎這是又一部《秋菊打官司》似的描寫堅韌女性不斷爭取權益終獲成功的文藝片。

然而令人驚異的是，編導迅速告之觀眾：警長其實已經得了癌癥時日無多。這一筆相當精妙！外在壓力轉化為一種內心的煎熬：即使警方顯得多么不堪和無能，將死之人的請求終歸會讓人難以拒絕。而女主角不為所動繼續固執已見，似乎逐漸變成了一種殘忍和過分的羞辱——從開始同情某個角色，到展現出對手的無奈，觀眾的同情心似乎又開始向警方這邊逐漸偏移。

女主角和警察的對抗，就在這種“文明法制”的氛圍中逐漸加深，甚至發展到“無傷大雅”地讓牙醫受了點傷。警長順理成章把女主角關在警察局審訊，雖然雙方都明白彼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卻仍針鋒相對互不認輸。

影片中最讓人印象深刻的場景之一，是審訊室中警長突然病發噴血到了女主角臉上！相當意外卻又自然的，兩人瞬間放下了各自立場，呈現出了本能的關心和友善。無論表面上多么兇狠，兩人本質上都是善良而充滿同情心的，這也是相當充滿人性力量的一筆描寫！

影片發展至此，似乎來到一個可以和解的中點。無論怎么想，經過這一幕，警長和女主角都不再適合加深爭執。下面的劇情似乎將往更和諧更溫暖彼此理解的方向去發展？

然而這只是更激烈對抗前的暖場。警長由于不愿拖累家人選擇了自殺，卻又略帶殘忍地跟女主角開了最后一個玩笑：出錢幫她又租了一個月的廣告牌。這就堵住了故事中最后一絲和解的可能：即使人死了，不甘示弱的女主角也不會軟化立場撤下廣告牌，反而更強硬地堅持下去。因為這是“一個死人”下的最后的挑戰書。

警長死了，情節到此也讓人深感意外。丟掉了主角，對抗似乎失去了靶子，又該怎么繼續下去呢？劇情悄悄在這里更換了主角。傻愣愣的副手接過了斗爭的槍，開場就瘋瘋癲癲把廣告主打成重傷，又因為這樣丟了警察的工作。顯然女主角如果不認輸，他會做出更過分的事情來。

然而女主角絕不會服軟。廣告牌被人燒毀，她就去燒警察局報復。甚至意外把副手燒到毀容，燒成重傷。斗爭仍然在無休止地加劇，兩人都需要為自己的憤怒找一個出口，故事的結局到此似乎只有一種可能了：唯有某一個人的死才能解開這個結。現實生活中固執的人們往往由于一點小事造成沖突并釀成慘案，本片的憤怒在層層鋪就中，已經發展到了無法緩解的地步。

在家中吞槍自殺的警察局長，為了不讓妻子和孩子看到自己死后的慘狀，特意在頭上罩了個袋子，寫著：“別打開，電話伙計們就好。”一筆讓人動容的細節。

更精妙的是沖突的鋪墊到此，消弭沖突的鋪墊其實也在暗暗進展。副手收到警長鼓勵的遺書，喚起了他心中已經被遺忘的正義感；女主角則得知燒廣告牌的不是副手而是前夫，與“小矮人”的失敗約會也喚起了她心中的某種羞愧。更重要的是副手似乎意外找到了疑案真正的兇手——無論是警長遺書的猜測或是女主角面臨的上門挑釁，兩處伏筆都精妙暗示了這個真兇就在身旁！而副手犧牲自我相當慘烈地收集證據，也讓觀眾對這個“前警察”的正義感和職業操守感到敬佩。如果能找到真兇，故事會達到一種圓滿，兩人的和解看來也是順理成章了。

木訥的警察讀著局長寫給他的最后一封信，尋找回了正義感，卻不知身后警局已經開始著火，頗有浴火重生的戲劇隱喻。

然而結尾仍然是出人意料。作為來自戲劇舞臺的編導，也許不滿足于慣常的大團圓結局，也許是要延續在震驚和意猶未盡中落幕的習慣。真兇沒有找到，女主角和副手卻仍然達成了和解，然而卻是要去私自展開非法復仇……一個充滿意外和懸念的結局，像是情節到此突然被掐斷了，卻在三塊廣告牌的畫面中，也可以視作是與開場呼應、充滿戲劇象征意義的一種結局：他們找到了一條出路，遠離這個由于“三塊廣告牌”而彼此仇視壓抑的空間，因為追查真兇的渴望而終于相互理解……至于是否是真要去復仇？兩人的對話似乎暗示了都存有疑惑。也許離開了這個小鎮，一切也不是那么重要了。之前看似難以抑制的憤怒其實在彼此的諒解之中，已經找到了出口。

如果把本片視為罪案片或偵探片，開放式的結局似乎過于開放了，連兇手是誰的暗示也沒有。然而雖然誰是兇手是某種吸引人往下看的懸念，本片焦點卻一直不在于此，而在于展示人物之間的抗爭，不屈不撓又帶有野蠻意味的精神力量。每個人物的行為和語言，都在關鍵處讓觀眾感覺到充滿個性和意外，同時又符合某種統一的人物形象。雖然拍攝手法較為平穩，但卻扎扎實實創作出了有血有肉的故事和若干人物。情節自然是編撰的，人物卻看起來無比寫實，這體現的就是編導最高超的戲劇手法。

也許因為情節發展太過自然了，會讓人以為影片的優秀之處在于演員表演或人物的個性突出，然而實際上劇本的情節轉換、線索鋪陳中體現出的高超戲劇手法是最讓人驚嘆的，每一處讓人大感意外的轉折，都是看似平平無奇，實則筆力萬鈞。

——最可怕的電影人，是擁有高超的戲劇功底卻讓人看不出有戲劇功底的那些人。他們從生活中提煉戲，使戲看上去就像生活。

【上海文藝評論專項基金特約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