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戰略反導系統指的是具有保護美國本土能力的反導系統，包括地基中段防御（GMD）及其天基和陸基預警系統、攜帶SM-3 IIA攔截彈的宙斯盾導彈防御系統、在阿拉斯加興建的地基目標識別雷達（LRDR）、?；鵛波段雷達（SBX）、部署在日本的兩部前沿部署X波段雷達（FBX-T/TPY-2）、部署在韓國的薩德（THAAD）雷達、日本的FPS-3和FPS-5雷達和臺灣地區的“鋪路爪”（Pave Paws）遠程預警雷達。

限于篇幅，本文只討論幾種影響比較大的系統。

美國戰略反導反的是誰

（1）地基中段防御（GMD）

毫無疑問，GMD具有應對中國戰略導彈的能力。該系統的地基攔截彈（GBI）分別部署在加州和阿拉斯加州，美國的目標是把部署的數量增加到44枚。鑒于中國核武庫的規模較小，假定美國發動先發制人的打擊，這樣一個小規模的反導系統足以抵消中國的核報復能力。

中美核戰略關系目前還能保持穩定的原因是GMD系統的可靠性及目標識別能力較低。自1999年以來，GMD系統共進行了19次試驗，僅有10次取得成功，而且試驗的條件也和實際戰場環境差距較大，試驗中僅使用了特別簡單的誘餌或者沒有誘餌。美國正在努力改進GMD系統：重新設計其麻煩不斷的攔截彈頭RKV（Redesigned Kill Vehicle）、遠期的通用攔截彈頭CKV（Common Kill Vehicle）、MOKV（Multi-Object Kill Vehicle）、進行洲際導彈攔截試驗，以及計劃用2枚攔截彈攔截1枚洲際導彈的試驗。

假以時日，可靠性問題終會解決，目標識別能力也有望獲得大幅度提升，中國的核報復能力可能將被逐步抵消。

(2) 薩德反導系統

近來，中美導彈防御領域爭論的熱點是美國正在韓國部署的薩德反導系統。中國的關切是薩德的火控雷達AN/TPY-2的探測能力超出了應對朝鮮的需要。

美國沒有正式公布過這一雷達（對彈道導彈彈頭）的探測距離，學界對此有不同的估計。美國學者喬治?劉易斯（George Lewis）和西奧多?波斯托爾（Theodore Postol）認為，AN/TPY-2雷達的探測距離只有870公里。美國導彈防御局局長詹姆斯?敘林（James Syring）在2016年8月訪問韓國期間表示，雷達的探測距離是1000公里。美國國家科學院2012年的一份報告中則認為，探測距離可高達1500公里。劉易斯和波斯托爾的分析采用了對雷達更加苛刻的條件，相當于從美國安全的最壞情況估計。美國國家科學院報告的作者們有涉密權限，他們的結果代表了對雷達性能更加樂觀的評估。

從中國的最壞情況假定出發，筆者假定雷達針對彈道導彈彈頭的探測距離為1500公里，針對彈道導彈彈體及末級發動機的探測距離為3000公里。

根據計算可知，薩德的雷達有較強的探測中國戰略導彈的能力。如果指向中國，該雷達能夠看到所有從中國沿海發射、打擊美國本土的潛射導彈；能夠看到從中國南部和中部發射、打擊美國中部和西部的洲際導彈；還能在和平時期監測中國從渤海發射的潛射導彈飛行試驗。但是，雷達看不到從中國西部發射的洲際導彈，也看不到打擊美國東部的洲際導彈。

在特定情況下，薩德的雷達還有可能看到中國導彈在發動機關機后釋放彈頭和誘餌的過程，例如從中國中部發射的洲際導彈和從東海發射的潛射導彈。即使AN/TPY-2雷達指向朝鮮，其監測范圍只是略有下降，仍然能夠看到大多數的中國戰略導彈，只是探測時間晚一些，看不到誘餌釋放的過程，也看不到南海發射的潛射導彈和渤海發射的潛射導彈的飛行試驗。

通過對中國戰略導彈的探測和跟蹤，薩德雷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導彈防御的效能。首先，如果雷達可以看到導彈釋放彈頭和誘餌的過程，這將有助于反導系統把真實彈頭從誘餌中識別出來。彈頭和誘餌質量不同，釋放引發的對導彈運動的擾動也不同，因此，用高精度雷達記錄導彈運動的微小擾動可以幫助反導系統識別真實彈頭。

其次，雷達對中國戰略導彈彈頭的探測和跟蹤有助于反導系統提早發射攔截彈，這樣反導系統可以獲得更多的攔截機會，更多的攔截機會則意味著更高的攔截成功率。如果采用“發射－觀察－發射”的交戰模式的話，后續攔截彈可以充分利用之前發射的攔截彈傳回來的近距離目標圖像，進而提高目標識別能力。

（3）攜帶SM-3 IIA攔截彈的宙斯盾導彈防御系統

引發中國擔憂的另一款反導資產是美國和日本聯合開發的SM-3 IIA攔截彈。SM-3 IIA的關機速度約為4.5公里/秒，已經成功進行了1次攔截飛行試驗，預計于2018年部署。

在名義上宙斯盾反導系統為戰區反導系統，但實際上SM-3 IIA已經具備了戰略反導的能力。計算顯示，如果是部署在美國沿海，只需要在東西海岸各部署一套SM-3 IIA就可以攔截所有從中國大陸和沿海發射的打擊美國本土的戰略導彈（如圖1所示）。如果部署在日本的北海道附近，SM-3 IIA可以攔截所有從南海發射打擊美國的潛射導彈。

鑒于這一攔截彈可以應對中國的戰略導彈，中國將把SM-3 IIA視為戰略攔截彈，與GBI是同一類型。目前，尚不清楚未來SM-3 IIA的部署數量，劉易斯猜測可能高達275～610枚，即未來美國戰略反導系統的規模將擴大10倍。攔截彈規模的擴大使得美國可以適當降低對目標識別的要求，防御系統只需要識別出簡單的誘餌，剩下的為數不多的復雜誘餌和彈頭可以全部被摧毀。

攻防之間，誰是贏家

美國公開的政策是本土導彈防御（homeland missile defense）只是針對朝鮮和伊朗的洲際導彈，不針對中國和俄羅斯。

自20世紀90年代末以來，朝鮮的導彈威脅就一直是美國發展戰略導彈防御的理由。1998年，拉姆斯菲爾德委員會得出的結論是，朝鮮和伊朗這樣的“新興彈道導彈國家”能夠在“做出決定的5年內”開發出洲際導彈?，F在看來，這一說法嚴重夸大了朝鮮的導彈威脅。

自金正恩執政以來，朝鮮的核武器與導彈計劃進展迅速。2017年7月4日和28日，朝鮮進行了兩次火星-14洲際導彈試驗，并宣布試驗大獲成功。對于當前朝鮮洲際導彈能力的評估，美國各界有不同看法。無論如何，朝鮮的確離洲際導彈的最終目標更近了，但是朝鮮的兩次高彈道試驗只能驗證導彈的運載能力，洲際導彈所需的其他技術，如再入彈頭、小型核彈頭、制導控制等并沒有展示，認為朝鮮擁有洲際導彈技術還為時尚早。

如果美國有關導彈防御只是針對朝鮮的說法是真實的，那么美國的目的就只是為了自身的安全，中美的互動屬于典型的安全困境。鑒于中國和朝鮮在地理上的鄰近，所有用來應對朝鮮的反導系統都有應對中國戰略導彈的能力。美國為了提升自身的安全而開發部署反導系統，但這一行為客觀上損害了中國的安全，中國需要采取措施來回應。

如果相信美國的說法，那么中國并不需要急于增加核彈頭數量，而是可以要求美國限制其導彈防御的能力。中國和美國之間完全可以達成一種和解，美國限制自身的導彈防御系統的性能，使其足以應對朝鮮而不至于威脅中國，這樣美國既可以保護自身免受朝鮮導彈的威脅，同時又避免與中國陷入軍備競賽。

但是，美國一直堅決拒絕任何對導彈防御系統的限制，無論是軍事和技術上的還是法律上的。因此，中國和俄羅斯一直對美國發展反導系統的真實目的表示質疑。如果朝鮮只是美國發展導彈防御的借口，美國的真實目的其實是抵消中國的核報復能力，那么中美之間的互動就轉變為零和博弈。中國的應對策略就應該是一方面提升突防能力，另一方面增加核彈頭數量。如果庫存核材料不足，那么就應該重啟武器級核材料生產。

總體而言，美國建設反導系統更可能是出于一種一箭雙雕的目的：先以朝鮮為理由，低調發展反導技術和進行系統整合，待技術成熟后再擴大反導規模，從而實現抵消中國，甚至達到抵消俄羅斯核報復能力的目標。對此中國應該做好兩手準備：一方面開發導彈突防技術并與美國開展對話，努力達成互惠的自我約束；另一方面，如果美國反導系統對中國的核報復能力構成實質性削弱，則要擴大核武庫以保持核威懾能力。

從美國的立場看，也存在無法確定中國目的的問題。假設中國因為擔心美國反導系統而逐漸擴建核武庫，如果美國認為中國的目的是提高核武器的生存能力，從而確保中國的核報復能力，那么為了防止軍備競賽，美國應該保持克制，向中國展示第一次打擊能力和導彈防御不會抵消中國的核威懾。反之，如果美國認為中國的目的是尋求同美國的核對等地位，那么美國的反應將是提升戰略武器能力，停止進一步削減核武器的討論，使中國打消快速增加核武器以達到對等（sprint to parity）核地位的想法。

中美在反導領域達成合作防止軍備競賽的前景不容樂觀，特朗普政府正在進行的導彈防御評審有可能使防止軍備競賽更加渺茫。目前，美國的官方政策是保護本土的導彈防御只針對“來自朝鮮和伊朗的”“有限的”導彈威脅。尚不清楚特朗普政府的導彈防御評審的結論，但是相關的討論似乎在預示新政策可能會取消威脅來源的限定，即對付來自任何國家的（包括中國）的“有限的”導彈威脅。新政策甚至可能將反導的目標設定為對付來自任何國家的（包括中國和俄羅斯）、任何規模的、任何類型的（包括巡航導彈和彈道導彈）導彈威脅。如果是這樣的話，中美必將陷入零和博弈式的軍備競賽。

美國不大可能贏得中美之間的戰略進攻與戰略防御軍備競賽的勝利。一般而言，在反導領域攻防平衡是有利于防御方（核報復一方）的，而能否贏得軍備競賽的前景則取決于權力和攻防平衡的“乘積”。相對中國而言，美國雖然仍然有權力優勢，但這一優勢還沒有大到可以抵消防御占優的程度。有研究顯示，如果中美陷入導彈和攔截彈數量上的競爭，美國的成本是中國的3.5倍。中美軍備競賽的結果將是兩國在一個更高的武器水平上重新實現穩定。

還有另外一種可能，就是美國通過開發新的反導技術（如定向能）徹底改變當前防御占優的情況，使得進攻變得更有優勢。這將徹底改變反導領域軍備競賽的前景，這種可能性值得密切關注。

-----

本文選編自作者發表于《當代美國評論》2017年第2期的論文《中美如何避免核軍備競賽》。為方便閱讀，略去注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