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華和羅翔這兩位“互關”已久的網友相聚在北京胡同里的PageOne書店，在秋風習習的露臺上進行了一場暢快的對談。

《兄弟》是一部跨越四十年的平民史詩，小說中的李光頭和宋鋼兩兄弟的故事映照著每一個在時代巨浪中沉浮的普通人。對談現場，60后的余華、70后的羅翔，加上主持人——90后的B站UP主“我是黃鴨兄”，同樣跨越四十年的三代人圍繞《兄弟》這部包羅萬象的寶藏小說，從天亮聊到天黑，展開文學與法學，再到哲學的交匯碰撞。

對談現場照片。

羅翔：讀《兄弟》讀到凌晨，讀完更睡不著

回憶起《兄弟》的創作過程，余華最感慨的是，他努力做到沒有任何回避，一鼓作氣地寫到了底。年輕時，余華學習到的寫作技巧是，碰到寫不好的段落，可以用“半年以后”“一年以后”繞過去。當他作為一個作家逐漸成熟后，便希望自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像托爾斯泰一樣，正面迎擊敘述中的困難。“《兄弟》對我來說，是一部篇幅那么大，卻沒有‘半年以后’的小說。”

這部毫無回避的長篇力作帶給羅翔極大的震撼。他最直觀的閱讀體驗是，“你讀了就要一口氣讀完，不愿意停。”讀完后已是凌晨三四點，卻久久睡不著，感到非常沉重。“但這種沉重本身讓人思考。”例如小說上半部中宋凡平的慘死讓他看到，社會中的法治一旦失序，人性中的邪惡就會無窮無盡地釋放出來。

而在下半部中，余拔牙、王冰棍等人一夜暴富后陷入的極度空虛，以及因此做出的種種荒唐舉動則讓他反思，也許真正的幸福不是物質上的極度富裕，而是一種內心的平靜和滿足。人性的扭曲，時代的荒謬，個體的選擇，都濃縮在了這部小說中。

余華：我寫《兄弟》的時候是一個“病人”

《兄弟》是一本讓人又哭又笑的書，盡管書中的人物命運令人唏噓落淚，但余華幽默的敘述卻讓人忍俊不禁。這種敘述方式令羅翔想起一個關于小丑的故事：劇場著火，小丑跑上舞臺讓大家逃跑，觀眾們卻以為一切都是小丑的表演，不禁鼓掌歡呼，最后都被燒死了。這個故事提醒讀者，幽默并不只會帶來笑聲，它還承載著一種警示。

余華沿著這個故事繼續講道，我們的社會就是一個劇場，所有人都置身其中，如果這個社會發生了什么，并非只有臺上的人有份，事實上，任何人都不可能獨善其身。“這個社會中美好的東西我們可以分享一份，丑陋的東西我們也有一份。”

他進而說：“寫《兄弟》的時候，我是一個病人。我寫下這個社會中的弊病，即使我沒有做過這樣的事，甚至沒有過這樣的想法，但是我也會有一份。”正如魯迅，人們都認為作為作家的他是“醫生”，但余華卻敏銳地指出，“魯迅根本不是醫生，魯迅就是一個病人，之所以能寫出這樣的作品，就是因為他知道自己是一個病人。”

他觀察到，當今社會中總有人將自己置于監督和批評的角色，認為一切社會問題都是他人造成的，而意識不到自己的問題。“這就好比后面的海浪批評前面的海浪把村莊給淹了。”

余華：寫作就是精神內耗，我已經內耗了40年了

小說中的李光頭和宋鋼是一對沒有血緣關系的兄弟，有著截然相反的性格，并因此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李光頭是個沒心沒肺的“無賴”，卻過得逍遙自在；宋鋼卻總是瞻前顧后，思來想去，活得非常疲憊。用如今流行的話來說，他是個“精神內耗”嚴重的人。

談到這個詞，兩位嘉賓都有自己的理解。余華將精神內耗類比為寫作的過程，“寫作就是在尋找出口”，在沒有找到出口的時候，作家會遲疑不決，不知道該怎樣寫才好。從這個角度來看，精神內耗也有積極的意義。 “內耗就是希望自己做得更好。不內耗的話，尋找出口的動力就沒有了。”有的時候，“通過不斷內耗，我們才能發現自己的內心有多么寬廣。就像我不去寫作，我就無法知道我能夠寫下這么多的人物。”

羅翔則理性分析，內耗需要在一個合理的區間內。他引用尼布爾的名言：“對于不能改變的，請給我力量讓我去接受；對于可以改變的，請給我勇氣讓我能夠改變。”重要的是，要學會區分這兩者，跟“可耗的”鼓起勇氣耗下去，而對于”不可耗的“則要及時止損。”躺平有時，積極有時，休息有時，工作有時。”這才是一種智慧而舒適的人生狀態。

余華幽默地安慰處在精神內耗中的年輕人：“寫作就是內耗，我已經內耗40年了。不用擔心，會走出來的。”

余華：既然我們不能決定劇情，那就說好自己的臺詞

聊到小說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up主黃鴨兄提到了一個重要的女性人物——林紅。她的結局令許多讀者詫異和痛心，但回顧她的一生，似乎她做出的選擇在當時來看都是正確的，最終卻推著她一步步走向了深淵。這也是《兄弟》的一個重要主題：面對命運的不可知，我們應該如何選擇？

余華仍然用劇場來舉例：如果說我們演出的劇情不是自己能決定的，那么我們能做的就是說好自己的臺詞。“因為有的時候臺詞會改變劇情，這是我寫作的經驗，某個人物說了一句話之后，情節變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會改變劇情，在命運的關口，說好自己的臺詞。”

羅翔則講到自己在閱讀《兄弟》時的一個感觸，他認為小說中的很多人物總是活在對過去的悔恨中，也活在對明天和未來的憂慮中，唯一沒有做好的就是負責任地過好今天。盡管我們相信命運的神秘莫測，但依然要順勢而為，不負今生。明天的不可知更加提醒我們，我們唯一能把握住的就是今天。羅翔：我們需要責任的牽引，讓愛變得厚重和踏實

盡管《兄弟》中充滿現實的荒誕和命運的殘酷，但也同樣閃耀著人性的溫度和愛的巨大力量。李蘭與宋凡平的愛情、李光頭與宋鋼的兄弟之情，都令讀者感動不已。談及此處，余華也不禁動容。他講到，驅使他完成這部小說的就是這種人性中美好的部分。“這好比是你在暗夜里行路需要有光一樣，假如沒有那束光的話寫作就無法往下走，我一直在尋找這種美好的東西。”他認為，作為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兩個品質一是幽默感，二是有同情和憐憫之心。

然而，愛也不是必然會導向好的結局，或者說，并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該如何愛。就像小說中李光頭曾用盡一切手段追求林紅，結果卻只是把林紅推得越來越遠，直到他成為百萬富翁也沒能找到自己的愛情。羅翔認為，人因為孤獨而天然地渴望愛，這是一種先天的愛的能力；但愛也需要后天學習，才不會走向自私和自戀。“我們需要一種責任的牽引，讓我們的愛變得厚重和踏實，變成對別人的成全和對自己的成全。”

今天，我們依然生活在《兄弟》所描寫的時代的延長線上，依然在混沌莫測的浪潮中尋找著自己的支點，在荒誕的現實中尋找人生的真相。這也許正是這部小說仍在被不斷閱讀與討論的原因。

正如羅翔所言，小說與法律案例一樣，都是在探討人在某種情境下會做出的反應與選擇，為現實中的人們提供借鑒和反思的價值。人性便在無數種選擇中不斷展開，最終抵達一種永恒的普遍性。偉大的文學作品的生命力便來源于此。

“從特殊抵達普遍，這就是文學的價值。”余華說道，“也是法學的價值。是一切學的價值。”

原標題：《贈書 | 羅翔讀《兄弟》：他們沒有負責任地過好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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