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四年前，亞歷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與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臺上發表了“一種加速主義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該宣言的核心論點是，資本主義一度解放了技術生產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為技術生產力的桎梏；左翼應及時地發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識平臺”，提出新的意識形態和經濟模型、改革媒體、重建階級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數學建模等被認為是新自由主義式的技術手段），才能實現未來的解放。宣言在當代信息技術的語境下，發展了馬克思關于共產主義需要打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桎梏、解放生產力的觀點，并對傳統左翼提出了嚴厲的批判：他們滿足于過程性的民主，而忘記了民主是只有通過現實地重建生產關系才能實現的結果。

加速主義作為一種政治傾向，早在20世紀初的未來主義運動那里就已經萌生了：未來主義者們把現代技術看做是一股強大、高速的力量，他們主張加快技術革命的速度，甚至將技術的毀滅性維度（如戰爭）當做美來贊頌。這種對科技（作為單純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場上是模糊的，他們似乎愿意追隨同時代的任何顛覆性的政治陣營——意大利未來主義者擁抱了法西斯主義，俄國未來主義者則成為共產主義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義”這一說法自從在2010年后被廣泛使用以來，也分為左翼和右翼兩個陣營。右翼加速主義以尼克·蘭德（Nick Land）為代表，他的思想啟發了美國的新保守主義運動：該運動擁護現代技術，但認為技術和社會的領導權應由專制集權的機構和少數技術人員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則將加速主義左翼化；在德勒茲哲學的啟發下，他們認為資本主義在“去轄域化”的同時，也用新自由主義的框架將生產力重新規制了，我們需要重新改造現有的經濟基礎，以引導技術發展的方向。

威廉姆斯等人的宣言發表后不久，奈格里在同一平臺上發表了這篇文章，對宣言做了評述。文中他強調了重新挪用資本主義的技術性生產資料的重要性，并批判了威廉姆斯等人的技術決定論傾向；同時，他也通過強調勞動者的“合作”的重要性，解釋了如今信息技術和自動化所發揮的關鍵作用。

奈格里

“宣言”中的關鍵問題是“生產過程的日益自動化”，其中包括“智識勞動（intellectual labour）”的自動化，它將這一現象視為資本主義危機的證據。這是“災變說”嗎？或者是對“利潤率降低的趨勢”的錯誤使用？在我看來不是。相反，這一說法成功地指認出了在新自由主義對整個階級關系結構（它是在19、20世紀福利國家的背景下組織起來的）的敵意背后的，危機的實際情況；并指出危機的原因在于生產力的停滯——這是資本主義對新形式的活勞動的新管控方式造成的必然結果。

接著，“宣言”對左、右翼陣營都提出了嚴厲的批判——左派（即使在它發揮得最好的時候）常常止步于不大可能會成功的凱恩斯式抵抗策略，而無法設想任何激進的新方法。這種策略抹消了未來：政治想象力已經徹底癱瘓。危機不會自己結束；只有通過一種系統的、階級性的思路，以建立勞動的新經濟、政治組織形式為目標，才能使新的領導權成為可能，并將可能的未來交還于無產者手中。

顛覆性知識還是有它的位置的！

這一視角與當今的共產主義任務一致。如果我們想開啟革命性思考的新領地，這種堅決、果斷的躍進就是必然的；首先，它為共產主義運動賦予了新的形式。這里的“形式”指對事物的建構性安排，它以打破國家的壓抑性、等級性視角（這正是如今資本主義力量的特征）為目的，包含著豐富的可能性。問題不在于廢除國家形式，而是要激發起對抗權力（potere）的潛力（potenza），用生命政治（biopolitics）對抗生命權力（biopower）。這一激進的對立暗含著顛覆性實踐唯一合理的前提，即一種與當前資本主義統治相反的、解放性未來的可能性。

那么“宣言”的理論是怎樣運作的？他們的假設是，解放只能發生在資本內部的演化中；生產力必須與資本主義造成的阻塞反向運動，只有通過對經濟的持續增長和技術革命的追求（盡管這將伴隨著社會不平等的加劇），才能徹底顛覆階級關系。

因此“宣言”顯然是繼承了工人主義（operaist）“從內部反對（within-and-against）”的口號。解放的進程只能通過加速資本主義自身的發展來實現，但不能（這一點很重要）把加速與速度相混淆：加速就像一臺引擎，它是發現與創造的實驗性過程，在由資本主義自身發散出來的可能性空間中展開。在這里，馬克思主義的“趨勢（tendency）”概念也被整合進了對發展的參數（paramenters）的空間性分析中，類似于德勒茲和瓜塔里反復強調的“轄域”（轄域化與/或去轄域化）。

另一個關鍵要素是認知勞動（cognitive labour）的潛力，資本主義產生了腦力勞力，卻又壓抑它，建構了它卻又在日益數據化的統治自動化中削弱它；資本主義在本體論上看重腦力勞動，卻又從貨幣和規訓的角度將其貶值（不僅是在危機時，在它正常的發展循環中也是這樣，尤其是通過國家形式的管理）。腦力勞動的潛力并未將革命的可能性賦予復興的20世紀式的工人階級，而是將其賦予了一個更有潛力的新階級：腦力勞動者。這一階級必須被解放，它必須解放自己。

至此我們又重新建立起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趨勢”的概念。一切“未來主義”的幻想都被排除了，因為階級斗爭不僅決定著社會運動的性質，還決定了它將高度的抽象轉化為服務于斗爭的堅實機器的能力。

整個“宣言”的基礎在于這一解放腦力勞動者的生產力的能力。因此我們必須拋棄那些企圖回歸福特式“工作”概念的幻想，一次性地認識到如今支配性的勞動形式已不再是物質性勞動，而是非物質性勞動。因此考慮到資本主義對技術的控制，批判的對象將是“資本對于技術的日益倒退的態度”。資本主義限制了生產力；因此關鍵的目標是解放這一潛在的生產力——這向來是革命的唯物主義的目標。我們還需要進一步考察這種生產力。

我們首先要注意到，“宣言”進而將注意力轉向了組織（organizatin）的問題。它嚴厲地批判了社會運動中發展出的“水平（horizontal）”或“自發”的組織概念，并反對任何形式的“作為過程的民主”。“宣言”堅持認為，在資本主義統治的制度性形式面前，這些拜物形式的民主不具有任何廢黜或建構性的實際效果。這最后一個論斷或許太絕對了，因為那些社會運動確實有力地對抗著金融資本主義及其制度結構，盡管它們很少能提出另一種出路，也缺乏充分的工具。不過就革命性變革而言，確實需要一種強有力的制度性變革，任何民主水平主義（horizontalism）都無法做到這一點。在一次革命性躍進的前后，我們需要規劃才能將關于“趨勢”的抽象知識轉化為未來的后資本主義（post-capitalist）、共產主義制度的建構性力量。“宣言”認為，這一規劃不應是國家垂直地施加給工人社群的，相反，生產性和指導性力量必須能在網絡（Network）中匯聚；它的目標是要先規劃斗爭再規劃生產，但需要更多地規劃生產。

現在，第一步是要解放腦力勞動者的潛力，必須將它從默默無聞的境地中拽出來；我們想必還不知道一個現代的技術-社會體（technosocial body）能做什么呢！

還需要強調兩點：首先是人們所說的“對固定資本的挪用（appropriation）”，它伴隨著工人主體的人類學變革；另一點是社會-政治性要素，也就是說這種技術-社會體的潛能的實現在本質上是集體性和政治性的。換句話說，“剩余（surplus）”——即生產以及固定資本的挪用所產生的潛能的展開中增添的價值——本質上是由生產性的社會合作產生的。這或許是“宣言”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它并不側重人道主義的哲學批判，而是堅持對固定資本的挪用的物質性和技術性，這一挪用是實實在在的，它包括生產性的量化、經濟模型的構建、大數據分析和抽象的認知模型等；通過教育和對其科學的重新闡釋，工人主體可以挪用它們。數學模型和算法并非必然服務于資本主義，因此問題不在于數學，而在于權力。

“宣言”無疑是樂觀主義的，對于一種高度復雜的人-機器關系批判而言，這種樂觀沒有什么幫助，但它或許能激發起對組織這一至關重要的問題的討論。一旦討論落在了權力的問題上，它就直接引向組織的問題。“宣言”提出，左翼必須掌握社會-技術性支配權：“生產、金融、物流和消費的物質平臺都能夠、且即將被重新設置和編排，以服務于后資本主義的目的”。在這里，“宣言”將計劃托付給了客觀性、物質性，以及發展的“此在（Dasein）”，因而它也相對低估了社會性、政治性和合作這些因素。這一低估不應使我們忽略這樣一種重要性：必須獲取資本主義統治以及勞動的抽象化的那些最復雜的技術，以將其交還給由“事物自身”主導的共產主義管理。在我看來，要想提出一種新的領導權，就必須構建起腦力勞動力的一整套生產性可能性；在這里組織的問題又重新浮現了。“宣言”提出我們應當轉移重點：它反對極端的水平主義，并提出了一種規劃和網絡的新關系模式；反對“作為過程的民主”這一和平的構想，而提出應從手段（投票、代表、法律規則等）轉向目的（集體的解放與自我管理）。

這顯然不是集權主義幻想的復興，或對“無產階級專政”的空洞的重新解讀。“宣言”意識到了需要澄清這一點：它提出一種“組織的生態學”，并認為我們需要設想一種能夠彼此呼應、并作出集體性決策的復數（plurality）力量，同時要避免任何形式的宗派主義。這一說法或許有些可疑，我們確實能預料到比這一看似樂觀的前景麻煩得多的種種困難；但這條路是我們必須要走的，尤其是當我們考慮到2011年以來的一系列斗爭運動：它們生機勃勃，也具有新穎且貨真價實的革命性內容，然而當它們在其組織模式下與權力作斗爭時，還是遇到了難以克服的限制。

“宣言”提出了三個緊要的目標，它們確實是恰當且現實的。首先，要構建起一種智識性的下層結構（intellectual infrastructure），它的任務是勾勒出新的理想方案、研究新的經濟模型。其次，要在主流媒體和傳播領域大量投資/投入大量精力：網絡和社交媒體確實將傳播民主化了，它們對革命斗爭也大有幫助，但強有力的傳統媒體仍然主導著傳播領域；因此第二個目標是盡可能地獲取充足的傳播渠道。第三，要重新激發起構建權力與階級的各種制度形式的能力，無論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形式、政治的或工團主義（syndicalist）的，全球或地區性的。只有將到目前為止的各種經驗以及有待發明的新經驗雜交、組合起來，才能形成統一的階級力量。

未來必須被構建起來：整個“宣言”充滿了這種啟蒙的愿望與普羅米修斯式的人道主義政治。這種人道主義希望打破資本主義社會所施加的限制，因此它也向“后人類”和科學烏托邦敞開了大門。“宣言”確實重新喚起了20世紀的外太空夢，它還希望能更有效地抵御死亡以及生活中的一切不幸。理性的想象必然伴隨著關于新世界的集體幻想，這樣才能促使勞動和社會強有力地“自我增值（self-valorization）”。近些年的經驗告訴我們，一切都內在于全球化，已經沒有“外部”了；但如今在考慮未來的建構問題時，我們必須通過把外部引入內部以加固內部——這無疑是我們能做到的。

那么又該如何評價這一宣言呢？有些人把它看做是后工人主義的盎格魯-撒克遜式補充，因此比起重新闡釋社會主義的人道主義，它或許更傾向于提出一種積極的人道主義。“加速主義”這一名稱顯然不太恰當，因為它暗含著一種它事實上沒有的未來主義傾向。這一宣言對現有的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以及2011年以來的社會運動的批判無疑是及時的。它有力地強調了資本主義發展的趨勢這一主題、以及重新挪用并打斷這一趨勢的必要性；并在此基礎上推進了共產主義事業的建構。這些是“宣言”中可以進一步發展的長處。

然而為了推進討論和理解，一些批判也是有幫助的。首先，在技術和政治兩方面，這一綱領似乎都過于決定論了；在歷史性的問題上（或者只是就其與歷史、當下和實踐的關系而言），我們不得說它是目的論的。在我看來，它低估了個別性（singularities）的作用，即，應當將趨勢看做虛擬的（它關系到個別性），并將促進了該趨勢的物質決定性看做是主體化（subjectivisation）的力量：趨勢是一種由階級主體推動的開放的、建構性關系。或許有人會反駁，認為堅持這種開放性將導致某些過分的后果，比如會使情況復雜多樣到混亂的程度、無法做出任何決定，或導致一種沒有出路的極端多樣性。后工人主義和《千高原》有時會給我們這種印象；這個是重要且困難的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我們應當注意到，“宣言”為這一問題找到了合適的解決方案：它從工人聯合體的變革性人類學（transformative anthropology）角度考察主客體關系的問題（換成更常見的術語，我會說這是無產者的技術性與政治性成分的關系），從而避免了多元性可能面臨的倒退。不過如果我們想繼續深入這一重要領域，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將必須中止“宣言”中說的那種無止境的生產力發展過程。我們必須找出這一發展進程的“開端（thresholds）”，德勒茲和瓜塔里或許會稱之為加固（consolidations）；集體性的裝配（assemblage）在其對固定資本的重新配置，以及勞動力、人類學、語言和活動的變革中，暗含了這類開端。這種開端從無產者的技術與政治性成分的關系中產生，被歷史性地固定下來；離開了它們，任何計劃（那怕是臨時的）都不可能。我們時常感到方法論上的無力與政治上的無能，也是由于目前未能找出這種關系。相反，正是歷史性開端的明確性，以及對技術與政治性的特定關系的認識，使我們能設計出一套有組織的過程，并制定一個充分的計劃。

這個問題還暗含著另一個問題：該如何更好地描述“單一”與“共同（common）”的關系的形成與加固的過程，且不忘記生產性趨勢的進步特征？我們必須通過有目的地深化生產的人類學，具體說明一切技術性聯系背后暗含的共同性（commonality）。

這就回到了“重新挪用固定資本”的問題上。我在前面說到過“宣言”低估了生產的合作性維度的重要性（也更低估了主體性的生產），它傾向于認為技術和物質性因素不僅決定了生產力，也是勞動力的一切人類學變革的推動力。但正是由于建構起今天的無產者的是一整套語言、算法、技術性功能和竅門（know-how），合作性的維度才變得如此關鍵，或許展現出了支配性的可能。提出這一論斷，是因為我們意識到資本主義的剝削結構已經改變了。資本的確還在繼續剝削，但它的剝削方式與它從整個社會抽取（extraction）剩余價值的力量相比，反而更有限。察覺到這一轉變，意味著認識到固定資本——即直接參與剩余價值的生產的那部分資本——涉及到的實際上是在合作產生的剩余；正如馬克思所說，這一不可測量的維度不是內在于幾個工人的剩余勞動中，而從他們在一起勞動這一事實中產生的：剩余超出了他們每人的算數總和。

如果我們假定抽取性資本相對于剝削性資本的優先性（前者也將后者涵蓋進自身之中），可以得出幾條很有意思的結論。其中一個結論是這樣的：通常人們把從福特主義向后福特主義的轉變描述為，工廠中的自動化與受控的計算機化在社會領域中的應用。受控的計算機化極大地促使了社會被徹底納入資本的控制之下——該趨勢是信息技術引起的，信息技術比自動化為關鍵，因為后者只能部分和暫時地影響到生產過程，不能真正反映當今的新社會形式的特征。

“宣言”和我們的經驗都證實了，我們今天早已超出了這一階段。如今生產性社會的信息化和技術化是全球性的，而自動化又按照（勞動力市場管理中的）新分工標準和社會管理的新等級制度，重新組織了這一數字化的社會。

當生產通過腦力勞動和社會性知識滲透在整個社會當中，信息-技術化就始終是資本主義最有價值的一種固定資本；自動化（即直接控制生產的技術結構，它的運作不再局限于工廠內部，而是擴展到生產者的社會活動中）則成為資本主義組織的粘合劑，它企圖將作為工具的信息技術和整個數字化的社會都征收為它的機械假體。

于是信息技術開始從屬于自動化；資本主義算法施加的控制，標志著生產控制的轉變，并加深了這種從屬關系。因此一旦關鍵的物流（logistics）被自動化，它便會開始配置起資本主義控制的整個轄域，并在全球范圍內建立起內部邊界與等級。同樣地，物流也組織并界定了各種算法機器，它們通過不同程度的抽象化，在整個知識領域內匯集、控制著那被稱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的復雜的知識集合。

如果說抽取性資本將其剝削廣泛（extensively）擴展到了社會基礎結構的方方面面，并集中（intensively）施加于生產性機器的不同程度的抽象中（即施加于生產的全球性金融模式的各個層面），我們便必須將關于固定資本的挪用的討論與這一整個理論和實踐空間重新結合起來。我們規劃斗爭的方式必須與這一空間相匹配。無產者確實可以重新挪用固定資本。這一潛能必須被解放。

我還想再討論一下“共同的通貨（the currency of the commons）”的問題，“宣言”沒有直接談到它，但這一問題與“宣言”的理論框架是完全一致的。“宣言”的作者無疑也意識到了如今貨幣扮演的角色：它是一臺抽象機器，它是一切從社會中抽取出（由于社會從屬于資本）的價值的度量（measure）。使得貨幣如此普遍的模式，也導致社會勞動被抽取和剝削：貨幣是度量，也是等級制度和程序。然而這種貨幣性抽象，作為金融資本的支配性動力的結果，也間接地指向了（同一層次上的）反抗與顛覆的潛在的新方式。朝向后資本主義未來的共產主義事業也必須在這一領域內展開；這不僅要通過無產者對財富的重新挪用，也要通過構建起一種支配性力量——因此需要處理“共同性”（它貫穿著勞動價值的抽取-抽象的最高形式，及其向通貨的普遍轉化）的問題。

因此我們需要討論“共同的通貨”；這并非烏托邦式的理想，而是一個典型的、規劃性的提議：該如何回擊資本主義對勞動的度量、回擊統治著必要勞動與剩余勞動之關系的等級制度（這是由所有者直接施加的），以及（資本主義國家控制下的）收入的一般社會性分配？在這方面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

讓我們總結一下（盡管還有很多需要討論的問題）——追隨資本主義的趨勢直到它的終點、并在這過程中打倒資本意味著什么？其中一方面是：它意味著要繼續使用“拒絕工作”的說法。對自動化算法的反抗必須把握住它所增加的生產力，并要求大量減少每個工人在機器之中受其管轄、控制的時間。這也必將使工資顯著提升。

一方面，為自動機服務的時間必須是人人平等的（在后資本主義時代應當是這樣，但我們必須現在就將它提出，作為斗爭的目標）。另一方面，必須引入足夠的基本收入，這是對從事不同勞動的每個人都平等地為公共福祉作出了貢獻的承認。每個人都將能夠自由地投身于她熱愛的事業（馬克思對傅里葉的評價）——這也必須作為斗爭的優先事項被立即提出。但隨之而來的一個新主題浮現了出來：即有關主體性的生產、激情的對抗性用途、以及這一用途所敞開的反主權、反資本主義控制的歷史辯證法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