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青年黃裳（1919-2012）飄泊在上海，過著“醉夢時多，醒時少”的日子。黃裳后來回憶道：“當時是珍珠港事變之后，日寇及偽方勢力已侵入租界……政治壓迫不斷襲來，交大隨時有改換招牌之虞……大家都覺得上海住不下去了，我是想到重慶交大去續學，（黃）宗江則希望到重慶去演戲。當時商定一行四人間關入蜀，我與宗江外還有南開同班的周杲良和宋希（亦即宋淇Stephen C.Soong，林以亮之弟）。”（《來燕榭集外文鈔》后記）

黃裳一行四人1942年冬離滬赴川，到底是“哪一天”離開上海的，有四種說法，其中三種來自黃裳本人。“哪一天”純屬支節末梢，我卻以為值得考索一番，不必大動干戈，材料就在黃裳的文章里，只須花一點兒工夫摸排推算，“哪一天”就能鎖定了，這個過程非常令人享受。

流傳最廣引用最多的是“一九四二年冬”說（有時省略“冬”）。黃裳多次寫道：

“《錦帆集》記錄了我從1942年冬離開了上海后的兩年中間的流浪生活。”

“三十一年冬，我們一行四眾，經過南京、徐州、商丘、洛陽、寶雞入蜀。”(1946年12月20日上午四時《跋〈賣藝人家〉》)

“1942年的冬天，我帶著一個‘逃亡者’的心情第一次路過這個城市（南京），只停留了兩天。”“三十七年以前一個冬天的薄暮，我和一個朋友從秦淮河畔走到了雞鳴寺。”（1980年1月12日《重過雞鳴寺》）

“這次的重登掃葉樓，在我已經是第三次或第四次了，但至今還不能忘記的是1942年冬去四川途經南京時的第一次來訪。”（1980年2月7日《掃葉樓》）

“一九四二年過南京，那正是汪精衛開偽府于金陵的時候。”（2000年五卅《南京情調》序）

“一九四二年入蜀，回到了重慶九龍坡的交大。”（2003年9月24日《尋找自我》）

“一九四二年入蜀以后，寫作不多。” “一九四二年冬，為了驅遣客中寂寞，忽然寫起無題詩來，前后得若干首。”（2004年12月16日《來燕榭集外文鈔》后記）

“一九四二年離滬之前，他（柯靈）對我的行止也是完全了解的。”（2007年1月29日《憶舊不難》）

新近創刊的《掌故》，載有勵俊長文《江南遺夢似風煙——記黃裳與黃宗英》，此文很有意思，作者乃資深“黃迷”，將黃裳暗戀黃宗英的故事描畫得如泣如訴，至少我大受感動。我又禁不住與友人聊起讀勵文之感受，開玩笑地說，黃宗英健在，既然已經費了這么大的考證功夫，還不如直接找黃宗英求證“確有此事”或“確無此事”呢。作者在黃裳離滬入蜀的時間上亦不假思索地說：“一九四二年的冬天，他和黃宗江一行結伴離滬去大后方。”其實，作者已經非常接近考證出黃裳離滬的具體時間了，也許是太沉湎于黃裳情詩的緣故，竟然讓那句關鍵極了的“想起了昨天的別宴，她們都上了妝”滑了過去。

說來“一九四二年冬”不算什么大錯，可是稍嫌籠統和模糊。1942年1月、2月甚至3月都可歸為“冬”，11月、12月也屬于“一九四二年冬”，一頭一尾差著八九個月呢。換言之，“一九四二年春”“一九四二年秋”和“一九四二年秋”都不會引起岐義，惟獨一年里有兩個半拉子的冬天，在表述上不如改為具體的月份較為妥當。

另一種說法來自黃裳1953年填寫的“簡歷”：“1942.11 由上海入重慶 證明人黃宗江。” 按常理“簡歷”的準確性要高于晚年的回憶錄之類，蓋“組織”可不是好耍的。1953年離1942年不過十來年，黃裳的記憶也不會差到哪去。可惜呀，這個日期與黃裳的另一種說法抵啎——“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離滬的。路上走了一個多月，1943年初到達重慶。”（《來燕榭集外文鈔》后記）

“我和宗江是在‘一二·八’周年的日子離滬的。”這個說法有明確的時間，即“1942年12月8日”。此外還有一個旁證支持，同行的黃宗江（1921-2010）也是這么說的：“黃裳與我，少年同窗于天津南開……‘七七’事起，校亡于日侵，我們迫做少年游于‘孤島’滬濱。……太平洋戰爭周年日，我們又一同入川。”（《賀黃裳書展》）黃裳黃宗江兩位當事人的“一二·八周年”說，按常理說應該是鐵證如山了吧，可惜呀，事實上“一二·八周年”說是站不住腳的，除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要開二十幾天。

第四個說法來自鄒霆、李潤新合撰《黃宗江傳》（見載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5月版《中國現代戲劇電影藝術家傳》第一輯）：“黃宗江之所以在自己事業的上升時期，脫離上海戲劇圈，遠去多霧的古渝州‘開碼頭’‘闖江湖’，一切從零開始，主要原因有二，第一，宗江認為自己在上海戲劇界，‘名高一尺，魔高一丈，敵人大網，不日張來，失節堪慮’……于是，就和老同學黃裳一道離滬，沿著隴海，寶成鐵路線，向天府之國進發。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黃宗江告別了紙醉金迷的‘夜上海’。”

這個說法是宋希於兄提供給我的，一開始我認為“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最不足采信，隨著摸排推算的深入，這個日子上升到最有可能是黃裳一行離滬的日子，我真感覺后怕。宋希於兄1989年出生，年紀輕輕，考據功夫卻十分厲害，多次挽救和修復我的硬傷。我與他開玩笑：“成語辭典特為你加了一個詞：后生可畏。”下面的幾步推算也有宋兄的提示，我年長他太多，實在不好意思掠美。

現在來演算一下“哪一天”是如何確定下來的。

黃裳在《白門秋柳》寫道：“我們到南京時是一個風沙蔽天的日子。······對面的街上有一家書店，我們踱進去看，里面放著幾本從上海來的雜志和北方來的《三六九》（戲劇刊物），另外有一冊南京本地出版的《人間味》。在屠刀下面的‘文士’們似乎還很悠閑地吟詠著他們的‘人間味’，這就使我想起‘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的話來，這雖然是仙人的說話，也正可以顯示今日的江南的無聲的悲哀。在無聲中，也還有這種發自墻縫間的悲哀的調子。”我存有全份《人間味》，它的創刊號是1943年元旦出版的，黃裳看到的是創刊號。換言之，1943年元旦前或后的那幾天，黃裳一行四人才剛剛抵達西行第一站南京，這也是我上面所說“除非上海到南京的火車要開二十幾天”的依據。再換言之，《人間味》創刊號須提前二十幾天出版，才能夠趕得上迎候“一二·八周年”啟程的黃裳。據此兩點，“一二·八周年”說理應排除。

黃裳們在南京待了三天，《白門秋柳》里寫道：“所有比較像樣一點的旅館都沒有了房間，南京的所以如此熱鬧，是那幾天正在開著什么會，‘冠蓋滿京華’的緣故。”據宋希於的查考，“那幾天”有大約這樣幾個會在南京召開：“1月9日，汪偽發布《國府宣戰布告》，聲稱‘對英美處于戰爭狀態’，南京新聞界、文化界召開座談會。汪偽宣傳部于12日通令停演英美電影。”“1月13日，汪偽改組行政機構。”“1月14日，汪記國民黨在南京召開偽六屆五中全會。”因此，黃裳們很大可能是1月9日至14日這幾天在南京。換言之，“1943年1月8日”離滬的黃裳們才有可能既趕上《人間味》新鮮的創刊號，又因為“冠蓋滿京華”而住不上“像樣一點的旅館”。

“1943年1月8日”說之所以脫穎而出，還有賴于黃裳在《過徐州》里的這句話：“這時正是陰歷的臘月初旬，集市里陳列著各色的布匹，銅器。”查萬年歷可知，“1943年1月6日是臘月初一，1月15日是臘月初十”。因此，黃裳們1月6日至15日（臘月初旬）之中的某幾天在徐州。從前往后推算，1月8、9、10日三天在南京，11、12、13日三天在徐州。從后往前推算，1月15、14、13日三天在徐州，12、11、10日三天在南京。這是滿打滿的算法，再刨去乘火車的時間呢，“1943年1月8日”說，應該站得住腳了。換言之，“一九四二年冬”很遺憾，你被排除了。

西行之川資，一行四眾頂屬黃裳這份來之不易：“實在走投無路了，這時周黎廠正逼稿甚緊，當時年少氣盛，不免有點狂，氣悶之余，就想從敵人手中取得逃亡的經費，該是多么驚險而好玩的事，于是下了賣稿的決心。”(《來燕榭集外文》后記)

周黎廠即周劭（1916-2003），他在《古今》雜志“周年紀念特大號”（1943年3月）上寫有《一年來的編輯雜記》，其中寫到黃裳：“他似乎很厭棄上海，常常說要走，但又常常不走，結果是一聲不響的一走了之。……在最近，他才從途過徐州的時，給我一張明片，寥寥幾個字，又不著地址，使我無從回信，但因此，方才使我知道他已北上了。”黃裳《過徐州》有兩句提到明信片：“W買了兩套徐州風景的明信片”“W也寫好了明信片。……都準備第二天托X先生給寄回上海去。”

既然利用《白門秋柳》《過徐州》兩文便能夠確定下來“1943年1月8日”是黃裳一行離開上海的日子，那么后面的路程(黃裳“入蜀記”之三《寶雞——廣元》)，我就省事了，黃裳寫得非常詳細而且記有日記，黃宗江也有《君子》一文記敘：“大年下困在寶雞，沒有盤川再往前走，發出電信去，等人救濟。連吃飯的錢都擠不出來了，中午就吃一頓窩窩頭，倒也挺香的。”

說起來，我父親1946年2月的出川路線（重慶至上海），正與黃裳入川路線同。父親是受中華書局委派前往上海接管中華書局，父親“途中日記”自二月二十一日記起，三月十四日晚抵達上海，共計二十余天，而黃裳入川好像費了更多的時日。父親三月六日日記：“汽車帶我們到谷水，算是任務告終，我們只得另想辦法到洛陽。雇了一輛四馬大車裝運行李，我、周、錢、劉諸君分乘驢子四匹，十一時抵洛陽。陜川至洛陽一百五十五公里，路程足足走了兩天半，才告完成，和重慶至廣元六百二十五公里也不過走三天路程，真是有天壤之別了。今天住宿洛都旅館，該館清潔整齊，堪稱洛陽第一家。下午購票至開封，火車站上擁擠異常，我們買到三等票，七日上午八時開車去汴。”請注意這句“重慶至廣元六百二十五公里也不過走三天路程”，據此大概就能夠推算出，黃裳抵達目的地重慶的日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