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上海中西書局影印出版了三部馬可·波羅研究的奠基和經典之作：玉爾、考狄《馬可·波羅之書》，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伯希和《馬可·波羅注》。這三部英文著作，學術價值極高，自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中葉成書以來，一直是中西交通史、元史的必讀書目。遺憾的是，國內收藏這三部書的圖書館屈指可數，長久以來很多學者都是輾轉復印才得以利用。中西書局的影印本，想必會為國內學者提供很大方便。這次的三部影印本，書前各有榮新江先生的一篇序，介紹了它們各自的最初成書過程和學術價值，使讀者能夠更全面地理解這三部經典的學術地位。這里我再補充介紹它們成書的學術背景，以及這三部書相互之間的關聯。

歐洲旅人的東方情結

玉爾、考狄、慕阿德、伯希和四人都有在東方生活的經歷。對于旅居東方的感同身受，大概是他們關注馬可·波羅的內在動機之一。

四人中最年長的一位是英國東方學家玉爾（又譯裕爾、玉耳，Henry Yule，1820-1889）青年從軍，在南亞任軍官二十多年。玉爾退伍后返回歐洲專心著述，因為當時沒有找到合適的學術職位，所以在著作上署名亨利·玉爾上校。玉爾《馬可·波羅之書》初版于1871年，1875年修訂再版。1903年出版的定本，經法國漢學家考狄（又譯考迪埃，漢名高第，Henri Cordier，1849-1925）補證。考狄生于美國，在英國接受教育，年輕時曾旅居中國上海數年，回到法國后，成為法國漢學的奠基人之一，一手創辦了著名漢學期刊《通報》。

玉爾

英國人慕阿德（又譯穆爾、穆勒，Arthur Christopher Moule，1873-1957）出生于杭州。他一生中常常回憶起童年在杭州無憂無慮的時光。這也是他研究馬可·波羅的一大淵源。慕阿德與伯希和合作的譯注項目中，慕阿德負責文本校訂與翻譯，伯希和負責注釋。但有少數幾條注釋交給了慕阿德，其中就包括“行在（杭州）”這條長注。1957年，慕阿德將“行在”、“襄陽”、“刺殺阿合馬”等六條注釋結集為一本小書，題為《行在——及其他馬可·波羅注》，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刊行。書后附有四頁的《馬可·波羅寰宇記》勘誤表，這是讀《馬可·波羅寰宇記》時不應忽略的。這本小書出版當年，慕阿德去世，他的人生始于杭州，止于《行在》。法國人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是二十世紀學術大師，在漢學、內陸亞洲等領域造詣精深，涉獵廣博，曾多次到中國，已為世人所周知。

如果說玉爾、考狄《馬可·波羅之書》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國東方學和法國漢學合作的最高成就，那么二十世紀英法學者再次合作的卓越成果就是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以及伯希和《馬可·波羅注》二書。這兩次合作，還有千絲萬縷的關聯。考狄一度為英國皇家亞洲學會工作。玉爾與考狄有交誼。考狄是伯希和的老師。1920年開始，伯希和協助考狄主編《通報》，考狄去世后接任主編。慕阿德從1910年代開始就經常在《通報》發表文章。其中一些文章構成了他那本小書《行在》的基礎。據同時代人回憶，伯希和性格高傲，一向睥睨眾生，卻對慕阿德懷有敬意和友情。

慕阿德的本職工作在教會，1909年從中國回到英國之后，他住在劍橋的特蘭平頓，業余從事漢學研究。1933年，劍橋大學中國語言與歷史教授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1845-1935）退休，60歲的慕阿德接任其教席。五年后，慕阿德退休，伯希和、胡適曾推薦陳寅恪到劍橋繼任，但沒有成功。慕阿德在劍橋大學任職期間最重要的成績就是《馬可·波羅寰宇記》。

玉爾、考狄《馬可·波羅之書》

玉爾的足跡僅僅在于印度、孟加拉，對于亞洲內陸和中國懷有東方主義的想象。他的馬可·波羅注中，下意識展現出一個神秘、落后的東方世界（參朱麗雙《從文化誤解到東方主義：亨利·裕爾及其〈馬可波羅之書〉》，《民族研究》2017年第5期）。其后的這三位學者旅居中國日久，對中國了解日益深入。考狄旅居中國數年，漢語水平尚為有限。而對于慕阿德而言，中國是他的第二故鄉，他的父輩便已熟練掌握漢語，叔叔慕雅德（Arthur Evens Moule）曾用杭州方言翻譯《圣經》。伯希和多次到中國，足跡遍布北京、敦煌、新疆等地，對這片土地有切身的感受，與中國官員、學人多有交往。伯希和側重名物考證，旁征博引多種語言文獻，從研究方法上最大程度降低了主觀性。從玉爾、考狄到慕阿德、伯希和的注，中國的形象越來越客觀，反映了認知的加深和學術的進步。

尋找珍本

慕阿德、伯希和合作的契機和關鍵，在于一部珍稀抄本，以及兩位人物：意大利學者貝內代托（Luigi Foscolo Benedetto，1886-1966）、英國收藏家大維德爵士（Sir Percival David，1892-1964）。

貝內代托，又譯貝內帶托、拜內戴托，生于意大利都靈，大半生在佛羅倫薩大學任教，對于《馬可·波羅行紀》的版本搜集與整理有重要貢獻。《馬可·波羅行紀》版本眾多。十九世紀后期，玉爾從印度退伍返回歐洲不久，為了讓妻子養病而舉家遷居意大利西西里。玉爾撰著《馬可·波羅之書》，利用了意大利的豐富藏書，搜集到七十五種抄本、刊本。而更全面搜集各種版本并運用校勘學方法進行整理的第一人，是貝內代托。貝內代托與慕阿德是同一代人，他的研究比慕阿德先行一步，因此成為慕阿德的競爭對手。貝內代托1920年代受意大利地理學會委托開始整理《馬可·波羅行紀》。他遍訪各地圖書館，新找到六十種版本。其中最重要的是他1924年在意大利米蘭的安布羅西亞圖書館（Biblioteca Ambrosiana）找到的一種拉丁文抄本（今簡稱Zt本）。這種抄本中的很多內容不見于其他任何本子，而且很可靠。這就刷新了人們對《馬可·波羅行紀》的認識。貝內代托1928年-1932年先后出版了自己的合校本、英譯本、意大利語譯本，對馬可·波羅研究而言具有開拓性。

慕阿德與貝內代托幾乎同時開始整理《馬可·波羅行紀》。慕阿德想要超越貝內代托，突破口就是新抄本。貝內代托在米蘭找到的Zt抄本是十八世紀的一種轉抄本，若能找到其所據底本，顯然價值更高。于是另一位關鍵人物大維德爵士登場了。大維德是猶太富商，以購得清宮舊藏陶瓷精品而聞名于收藏界。根據Zt抄本題記，其底本是“杰出的紅衣主教澤拉達（Zelada）的一部抄本”。澤拉達（Francesco Saverio de Zelada，1717 -1801）是羅馬教廷的顯貴人物，也是一位大收藏家。澤拉達去世后，他收藏的印本書籍歸入梵蒂岡圖書館，抄本書籍則贈予了西班牙城市托萊多（Toledo）的教會圖書館。貝內代托當年查閱了托萊多教會圖書館藏書目錄，未能找到。大維德則親自前往托萊多教會圖書館，終于在1932年12月找到了澤拉達舊藏抄本（簡稱Z本），并隨后獲得了全本照片及獨家授權。其實在大維德之前幾個月，在西班牙訪學的美國學者赫里奧（J. Homer Herriott，1895-1973）就率先找到了這部抄本，但沒有得到授權。可以說，大維德是慕阿德的貴人。大維德不僅為慕阿德找到了珍本，還促成了慕阿德與伯希和的合作，資助了《馬可·波羅寰宇記》的出版。

百衲本之得失

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原計劃有四卷。1938年出版的前兩卷是文本整理與英譯，由慕阿德負責。后兩卷包括注釋、索引、圖版、地圖等內容，由伯希和負責。但伯希和始終沒能完稿，加上二戰爆發，后兩卷就跳票了。據說1945年伯希和去世前慕阿德、大維德已經將伯希和的注釋排版，但終究沒有刊行。1959-1973年韓百詩（Louis Hambis，1906-1978）根據伯希和遺稿整理出版《馬可·波羅注》，加上前文提到的慕阿德《行在》，雖然出版社都已經不一樣了，但大約能算是第三卷。

1938年，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甫一出版，便引起轟動，一時洛陽紙貴。最完備的版本系統，最全面的內容，慕阿德、伯希和大師聯手，加上平實的英語譯文，精致的排印裝幀，使這套書幾乎立刻被視為《馬可·波羅行紀》的最佳版本。前文已經提及，這兩卷是慕阿德負責的。《馬可·波羅寰宇記》第一卷，以最古的抄本（簡稱F本）為底本，從近一百五十種抄本、刊本中選取最重要的十七種，用斜體字夾在正文之中，因此被形象地稱為百衲本。百衲本的貢獻，一是讓世人見到了Z本真容；二是將各種重要抄本的內容英譯，并列在一起，利用起來非常便利。

實際上，慕阿德的百衲本并非盡善盡美。

慕阿德、伯希和《馬可·波羅寰宇記》

《馬可·波羅寰宇記》所用的諸多抄本涉及的語言甚多，包括法意混合語、法語、拉丁語、威尼斯語、托斯卡納語等等，翻譯難度很大。慕阿德的英譯文不無可議之處。有鑒于此，美國學者莎朗·木下（Sharon Kinoshita）重新將F本譯為英語，2016年出版。

百衲本最大的不足是文獻學方法上的缺憾。貝內代托1939年在英國《皇家亞洲學會雜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39-4: 628-644）發表長篇書評，提出了嚴厲批評，舉證指出慕阿德文獻學功底不夠，且過度迷信新發現的Z本。慕阿德精于漢學，但文獻學功力不及貝內代托。貝內代托1928年提出了還原理論，認為雖然馬可·波羅原本已佚，但可根據現存主要抄本還原出來。慕阿德受此啟發，但將不同版本的文本強行連綴在一起，又過于求多求全，對后世竄入的文字也不加辨析。這些異文有時語義重復，有時甚至相互矛盾，導致百衲本顯得臃腫累贅，影響了原文的連貫性。貝內代托譏諷慕阿德做出來的是“不可卒讀的不成形的肉丸”。從文獻學角度而言，慕阿德的百衲本確實是不夠科學的。相比而言，貝內代托1928年合校本以校勘記的方式在頁下著錄異文，更符合文獻整理規范。從這個意義上而言，百衲本無法取代合校本。可惜的是，貝內代托這篇用意大利語發表的書評一直沒有得到學術界足夠重視。

到20世紀70年代以后，意大利、法國學者開始沿著貝內代托的路子，逐一整理校勘各個抄本，如今已經改寫了以往學界對于版本流傳系統的看法。

馬可·波羅注

早期漢學家的著述往往采取注釋、札記的形式。慕阿德《行在》、伯希和《馬可·波羅注》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伯希和《馬可·波羅注》尤稱得上英、法東方學發展至20世紀中葉而形成的一座高峰。伯希和的學術生涯始于越南，深入中國、內陸歐亞，對英、法東方學傳統一覽無余。

伯希和《馬可·波羅注》的基本寫法是發散式的，從馬可·波羅書中的一個專有名詞出發，討論元代中國乃至古代內陸歐亞的歷史。伯希和旁征博引，對于各種語言史料信手拈來，史料駕馭之嫻熟，探討問題之深入，學術觸角之敏銳，恐怕是空前絕后的。伯希和的發散式寫法，導致《馬可·波羅注》雖然起于馬可·波羅，但落點往往不是馬可·波羅。馬可·波羅書中的很多疑難問題，仍然沒有解決。在有限的史料條件下，伯希和有時會提出不止一種可能性，可供讀者參考。

伯希和《馬可·波羅注》

伯希和《馬可·波羅注》是歷史研究中的典范性著作。后來的歷史學者基本上是沿著這條路線繼續深入。今年一部重要學術著作是2013年出版的德國漢學家傅漢思（Hans Ulrich Vogel）《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貨幣、鹽、稅收方面的新證據》（Marco Polo was in China: New Evidence from Currencies, Salts and Revenues, Leiden: Brill, 2013）一書。傅漢思同樣以馬可·波羅為問題點，論述元代歷史。這部著作的各章節內容詳實，幾乎都能成為元代貨幣史、鹽業史、稅收史的小專著。

伯希和《馬可·波羅注》的優點和缺點幾乎是并生的，即博學而枝蔓。1960年，貝內代托讀了伯希和《馬可·波羅注》后，為伯希和的淵博折服，同時也提出了批評：“令人敬畏的東方學知識傾瀉而出，盡管極富華彩，卻止于其本身。”《馬可·波羅注》可以說是一部關于亞洲史和元朝史的百科全書，卻無助于解釋馬可·波羅文本的問題。1954-1966年間，貝內代托在撰寫一部全新的《馬可·波羅行紀》法語譯注本，包括導言、正文、注釋三部分。只差最后五分之一的注釋就完稿時，貝內代托罹病逝世。直到2012年，貝內代托的厚達兩千多頁的遺稿有幸重現于世，世人終于可以一睹貝內代托從歐洲語言學、文獻學出發的馬可·波羅注。回顧學術史，英、法東方學傳統對馬可·波羅的關注點，是從馬可·波羅看東方尤其是中國的歷史。他們的重點始終在注釋方面，編譯文本的目的是為歷史研究服務。慕阿德、伯希和開始合作時，也許都過度期待和依賴新發現的抄本了，以為新發現能解決眾多舊問題。但實際結果并不盡如人意。貝內代托的文獻學研究則帶著更加冷靜的態度。這是我們今天重新認識貝內代托學術價值之所在。21世紀的學者，與其哀嘆伯希和的考據成就難以逾越，不如先將文獻正本清源。隨著當今國際學術交流的日益密切，未來的馬可·波羅研究，應該能看到文獻學與歷史學的合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