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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陽學院文學院教授 胡克森

2022-09-27 13:32

來源：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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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碩士研究生導師?？偙笙壬?022年7月8日永遠地走了。7月8日那天我正在洞口縣城，沒有聽到這一消息。9日清晨在賓館里睡醒，打開手機，就看到一個學生給我發來北大歷史系教授趙冬梅的微信視頻：“世間再無祝先生，我的導師祝總斌先生今天凌晨過世了?！蔽也桓蚁嘈牛⒓粗码娡瑢W張帆了解詳情，又詢問祝先生后事安排情況。張帆說：由于疫情和放暑假等原因，遵照家屬意見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等開學后，系里找合適時間搞個追思會，爭取出版紀念文集。我又致電同事陳丹，想與他談一談將來去北京的事情，到時去先生的墓地看看，并順便探訪一下師母。講著講著，不知不覺，我在電話這頭已經泣不成聲。

先生逝世一個來月，網絡上發表了多篇學生寫的紀念文章，如陳侃理《去祝先生家拿書》、陳蘇鎮《深切懷念我的老師》、韓樹峰《樸素、自然的一生：記我的導師?？偙笙壬?。還有蘇亦工在祝先生生前寫的《跟?？偙笙壬鷮W習做“研究”》也重新發表了。以上文章對先生的學術成就、為人處事品格進行了多方面的回憶。而我就職于一所聲名不顯的地方二本院校，處于學術邊緣，以上諸位所記述的事情未在我身上發生。先生的學術成就我當然深有體會，但沒有水平和資格評價，可是先生的人品，尤其是對處于困難中學生的關懷和幫助，我絕對是有深刻體會的。我要將那幾年先生對處于困境中的我的關懷和幫助寫下來，這應該是先生其他學生很少有過的感受。

在那個特殊的年代，祝先生與我這個邊遠小鎮的學生有過大量通信。我打開書箱，將先生那些年給我的信件一封封翻檢出來，總共有三十二封，包括四封明信片。分別是1985年兩封，1986年三封，1989年三封，1990年五封，1991年七封，1992年五封，1993年一封，1996年一封，2000年一封，2001年一封，2004年三封。從這些信件中，可以窺見先生是如何將一個歷史學門外漢扶持培養成為一個歷史學教授的。下面，我就以先生來信的時間為線索，敘述先生對一個落難學生是如何關懷和體貼的，以表達對先生的緬懷！

第一封信寫于1985年10月25日，第二封寫于1985年12月4日，第三封寫于1986年1月7日。三封信的內容都是回答我詢問研究生考試的一些信息與學習中遇到的幾個問題。對研究生考試，那時的我完全是懵懵懂懂。我畢業于邵陽師范?？茖W校中文專業，原本是想探討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因而立志報考歷史學研究生。但畢業后分配在一個鄉村小鎮，沒有任何有關考研的信息。我只有一個想法，要報考中國古代史研究生，至于主要應該看哪些書，一概不知。由于我沒有系統地接受過歷史學訓練，也不知道中國古代史研究生要考些什么課程，因此買來了郭沫若主編《中國史稿》、翦伯贊主編《中國史綱要》、范文瀾著《中國通史》，同學又送我一套周一良、吳于廑主編《世界通史》及參考資料八本。那時，我才知道周一良先生的名字。我就一邊從事高中部的歷史教學，一邊讀這些歷史教科書。待到過幾年去招生辦報名的時候，才知道中國古代史是按斷代史作為研究方向招生的：先秦史、秦漢史、魏晉南北朝史等。我報了魏晉南北朝史，因為1982年冬我在洞口縣新華書店買到了一套王仲犖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我也不清楚，在那個時代那么偏僻的小縣城，書店怎么會突發奇想，進一套《魏晉南北朝史》呢？也許是老天爺冥冥之中讓我報這個研究方向，結緣于田、祝二位先生。再過一年多后，我又特意買了一部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也就是說，我報考魏晉南北朝史，完全是一種偶然。如果當年在洞口新華書店或者其他什么書店看到了其他有關斷代史的專著，也許我報的就會是中國古代史的另一部分斷代史。

1984年報考北京大學魏晉南北朝史，名落孫山。但那一年，北大魏晉南北朝史一個碩士生也沒有招到。1985年，我的成績達到了分數線，可由于上線人數較多，沒有被錄取。祝先生在第一封信中特意提到這件事，說：“你去年（指1985年）考試成績本夠錄取標準，因名額有限而未被錄取，這確是事實，我們也感到很歉然，所以十分歡迎你今年（指1986年）再考?！毙胖薪o我解答了兩個知識性問題。一是關于梁武帝的評價。先生贊成韓國磐《魏晉南北朝史綱》中的提法，應該客觀評價梁武帝，并要我參考周一良先生《論梁武帝及其時代》一文。二是回答我關于西晉占田制的看法。先生要我多讀周一良先生的其他著作。此外，祝先生還回答了我對考試信息的詢問，主要是關于研究生考試科目，因為那三年考試科目不斷調整，1984年考政治、英語、古代漢語、歷史綜合、中國通史、魏晉南北朝專門史，1985年取消了歷史綜合，1986年又傳聞不考政治。先生在第一封信中說：“政治課是否取消，迄今北大尚未定下來……所以你可以先準備其他課，政治課有了結果，我會立即通知你的?！庇谑窍壬?2月4日給我的信中說，已決定初試不考政治，但復試要問到，所以仍得準備，并說：“中國通史，今年不但要考古代史，而且也考近現代史，比例約各占一半，所以請認真全面準備?！背@些外，先生還告訴我：當年報考北大魏晉南北朝研究方向的考生不少，但北大本系報考的不多。

第四封信寫于1986年3月26日。我向祝先生詢問考試結果，先生說我的考試成績還好，達到錄取線，其中魏晉南北朝史過了80分（82），但外語差一點，49分，還是很有希望被錄取的。他說他會將我1985年的考試成績向系里報告，因為那年我的外語成績有56分。先生說，本想等系里完全決定后再給我寫信，但怕我著急，所以先草擬一個“安民告示”。先生又告誡我，即便錄取，也要加強外語學習，因為入學后一年外語就要過關，且不算學分。

第五封信寫于1986年6月3日。我復試結束回到洞口后，5月14日給先生去了一封信，這是先生給我的回復。先生說：“五月十四日的信、款均收到。”為何有“款”呢？因為我去復試時，給先生帶了一點花生和橘子，先生將這點禮物折算現金匯給我，金額遠超禮物價值，于是我只得又將多余的錢寄回去。（先生就是這樣的人。記得2010年先生八十歲生日，由于祝壽推遲舉行，我就按照一般的禮儀習慣，在1月13日先生生日前給他匯去八百元錢作為壽禮，可是他又給我匯回七百二十元，只收下八十元。）先生信中提到的另一件事，就是復試時田、祝二位先生建議我提交一篇學術論文。我回來后將1981年邵陽師專畢業前寫成的《試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一文寄給先生。先生說：“論文早收到，閱后交田先生。我們覺得在你這種情況下能寫出這樣的文章，的確不容易，雖閱讀、使用材料不多，但還是有培養前途的，準備錄取?！弊詈竺銊钗遥诳赡艿臈l件下，多讀一些魏晉南北朝的史料，特別是加強外語學習。講到復試，還有一個小插曲。田先生和祝先生是面試主考官，考生只有我與何德章。兩位先生先問我為何要連續三年報考北大，以及魏晉南北史的一些基本知識，我一一回答，兩位先生好像還算滿意。最后，田先生說：請你談一談北魏孝文帝改革，其中對官員使用鮮卑語有什么禁止性規定？你湖南方言太重。我知道，湖南方言很難改，我也是湖南人，沒有歧視湖南人的意思。你來學校后，一定要好好地學習普通話，不然的話，將來進行學術交流受阻礙。田先生說完后，我對孝文帝改革的基本情況進行了敘述，然后針對禁用鮮卑語問題，我說：孝文帝規定，所有大臣在公開場合必須講漢語，就是當時的普通話，禁止講鮮卑語，否則一律免職。然后，又笑著說，但他有個年齡界限，規定是三十歲以下者必須講漢語，不準講鮮卑語，但對三十歲以上者沒有進行強制。我已經三十三歲了，可以不受這個規定限制。兩位先生都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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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封寫于1989年8月23日。我們這屆碩士生畢業于1989年。我7月31日辦好離校手續，乘晚上去長沙的特快，于8月1日上午到達長沙，隨后就開始緊張的求職工作。先到長沙水電師范學院，北大中文系唐作藩教授給該學院黨委書記（姓名遺忘）寫了一封信，推薦我去該學院工作。這位書記熱情接待了我，又給學院人事處長打電話。人事處長看了我的簡歷，聽了我的自我介紹，馬上說，我們學校正需要你這樣名牌大學的畢業生。還說，你夫人是人民醫院的醫生，也很好解決。于是約我下個星期三去試教。我提前在星期一就去打聽信息?？梢灰娒?，人事處長的口氣已全然不同，說，我了解了，我校不需要進歷史教師。說完，不再做任何解釋。我一臉懵懂，不知道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上星期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怎么突然變卦了呢？此后我又在長沙奔跑十多天，去了十來家單位，沒有任何結果。在長沙奔波主要靠坐公交車，或者就是兩條腿跑路。長沙夏天是個火爐，我身上沒有多少錢，助學金已經停發，心急，更感覺天氣熱！給祝先生寫信說：十多天下來，已經“精疲力盡，心灰意懶”。先生在信中說，我這八個字用得形象生動。他說再找北大歷史系張萬倉書記想想辦法，其實張書記又能有什么辦法呢？

第七封寫于1989年10月28日。這時，我已被洞口縣委辦公室接納，只是還沒有正式報到。我給先生的信中談了在湘潭師范學院找工作的不公正遭遇。先生回信說：看了你的信，既氣憤，又難過，不要因這次挫折而喪氣。他談到因湘潭師范學院發來外調函，他與張萬倉書記所做的工作。說張書記親自給湘潭師院開函，說明我作為研究生黨支部書記在那年幫助系里做了許多工作、表現很好。本以為對方會滿意，誰知是白寫了。他說要是湘潭師院能將該函歸入我的檔案就好了。信的后半部分談及北大近期的一些情況，并針對我信中說還想搞學術研究之事予以指導，要我先修改畢業論文，因為畢業論文確有一定質量，但千萬不要太長，最好不要超過一萬字。寫好，他會幫我推薦發表。

第八封寫于1989年12月24日，是一張明信片，內容是：“風物長宜放眼量，鍥而不舍，終必穎脫！共勉之。”這時我已于10月底在洞口縣委辦公室上班。經過近三個月在長沙、湘潭、邵陽等地的奔跑，毫無收獲，我在心灰意懶、走投無路之時，找到當時的洞口縣委書記孫在田。孫書記了解我的情況后說：“小胡，先來縣委辦公室上班，將來如果有機會，你想走就走吧！”洞口縣委辦原來是沒有綜合組的，為我的到來專門設立了一個綜合組，安排我當第一任綜合組組長，負責縣委辦信息綜合和各種報告的撰寫。由于我剛進辦公室不熟悉情況，組長的正式文件三個月才下發。兩年后，孫書記升任邵陽市委組織部長，我也調到洞口縣委黨校任副校長。在洞口縣委辦公室與孫在田書記共事兩年，我一直覺得孫書記是一個非常正派、善良和很有是非觀念的好書記，這樣的干部現在不是很多了。

第九封寫于1990年1月18日。因為我寫一篇文章，想參考先生1988年發表在《北大學報》的《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展的總趨勢》一文，先生將發表文章的這期雜志寄給我，并寫上“克森指疵”字樣。信中再次囑咐我修改畢業論文，先不要太長，以后再寫大文章。同時要我注意身體，說：“請你妻子給做點好吃的。等你發表了文章，得了稿費，再給她買點東西，不是‘兩利’嗎？一笑。”

第十封寫于1990年5月25日。我打算寫信反映新畢業學生在基層的一些遭遇，先將信寄給先生。此事當時在系里和同學中引起轟動。先生與同學都要我謹慎。最后，先生希望我積極工作的同時，抓緊寫學術論文，將來找機會調動工作。

第十一封寫于1990年6月23日。內容是對我一篇文章提出修改意見，指出其中很多錯誤，認為未到發表水平，建議我調整思路，搜集資料，進行大的修改后，再寄給他。

第十二封寫于1990年9月7日。這封信主要是先生安慰我，因為我在給他的信中傾吐了自己苦悶壓抑的心情。先生以自己的切身體會囑咐我：第一，一定要牢記一個“忍”字，說他自己就曾在農場（江西鯉魚洲農場）勞動改造兩年，扛過兩百斤一包的大米，天天晚上開會，一星期才有一盆熱水洗洗身上。這不是也過來了嗎？囑咐我一定要在逆境中創造條件，找機會跳出目前困境。第二，在基層工作不一定是壞事，以自己為例，盡管那兩年進行了繁重的體力勞動，從未摸過書本，可也懂得了勞動的沉重艱辛，學會了很多農活，鍛煉了身體，對后來考慮問題能深入一些是大有裨益的。現在六十多了，精神很好，與這段生活分不開。以此勉勵我，在辦公室忙于寫材料，專業書籍無暇光顧，但借此可鍛煉分析問題和寫作的能力。他說：掌握材料并不難，因為材料是死的，難的是怎樣分析它。同樣的材料，有人看出問題，有的人看不出問題，這就是分析能力的差別。所以一定要將這段工作作為鍛煉的機會。第三，要注意鍛煉身體，不要沉湎于苦悶之中，自己也是奔四十的人了，應在“四十而不惑”上下功夫。不惑者，有主見、信念，不為短暫迷霧所惑，堅信志向能夠實現。

祝總斌先生的第十二封信

第十三封寫于1990年11月20日。這封信是祝先生托其本科學生張金龍給我聯系工作。張金龍在蘭州大學歷史系任教，他與西北民族學院歷史系聯系，對方說愿意進人，并附寄一份干部調動表。先生說：你們南方人不習慣西北地區的生活習慣與氣候條件，如不愿意，也可作罷，并給我張金龍的通訊地址。我問了我愛人，她沒有這個打算，后作罷。于是我將這一情況告訴先生，先生后來在寫于1991年1月10日的第十四封信，也是一封新年賀卡中給我回復說：“金龍處我已去信，你不必介意，望安心工作，待機而動。”

第十五封至第十九封，分別寫于1991年6月8日、8月7日、9月4日、9月14日、9月27日。這些信基本是圍繞我發表在《北京大學學報》的《略論中國奴隸社會的愛國主義》一文進行的通信。先生拿我的文章與《北京大學學報》編輯劉華祝老師商量，文章怎樣修改，投往什么刊物，最后劉華祝老師決定放到《北大學報》發表。先生親自給我修改了幾處，補充了一些資料，最后再征求我的意見。

第二十封寫于1991年11月22日。主要談田先生委托湖南師范大學冷鵬飛老師聯系將我調往湖南師大之事。他說，田先生的信給他看過，還是他投進郵箱的，本以為調入湖南師大希望很大，想不到仍有困難。要我再到冷鵬飛處跑跑，等文章發表后再去找他。他又找到宋成有老師給他的同學鄭佳明寫信，看是否能幫我調動工作。鄭佳明當時任長沙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關于調往湖南師范大學一事，田先生1991年10月給我寫信說：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他與冷鵬飛老師說，請他幫助我調往湖南師范大學，后湖南師大歷史系給我來了一個函，說對我個人很歡迎，但家屬不好解決。我由于在找工作過程中，聽到太多這樣冠冕堂皇的委婉拒絕理由，已經心灰意冷，后來也沒去長沙找冷鵬飛。因為，1989年10月底與湖南師范大學有過一次間接接觸。那時，洞口縣委辦已經決定接納我，要我去湖南省教育廳將檔案拿回來，教育廳一位管檔案的干部，是個女同志，看到我一個北京大學的研究生竟然回縣城工作，起了惻隱之心。她說，我看一下你的檔案吧！再給你聯系一下?？戳藱n案之后說：你條件這么好，怎么回縣里呢？我打電話問一下湖南師范大學人事處。電話那頭，師大人事處明確予以拒絕。最后這位管檔案的干部只得將檔案封好，蓋上章，由我帶回洞口縣。

第二十一、二十二封的時間分別是1992年2月25日和3月28日。兩封信都是談我的文章在《北大學報》發表，先生去領了五本刊物，并且郵寄給我的喜悅心情，要我乘此找機會調動工作。暫時不能調動工作，也讓單位領導知道我的水平。

第二十三、二十四封分別寫于1992年6月25日和7月13日。我又給先生寄去《試論中國愛國主義的劃分——兼談古今愛國主義的區別》一文，希望先生審閱修改一下，再幫助投寄刊物。先生回信說：半年來一直頭部悶沉，思路不清晰，到醫院檢查，大夫說可能是腦血管硬化，腦供血不足。還一再道歉說因此回信晚了。想來，我當時太不懂事了。先生評價我的文章：“層次清晰，所用史料和所提觀點都很有說服力?！辈贿^他說對這個課題不熟悉，平時未注意研究狀況，提不出很具體的意見。提到文章中一個注，用的不是一手材料，要我盡可能查到原始依據，萬一查不到，轉引也一定要規范。提醒我引用史料一定要核對原文，千萬不可馬虎。最后他對文章所投刊物提出意見，要我考慮試投《歷史研究》，他認為，這篇文章質量比較高，《歷史研究》對有史料基礎的理論性文章比較重視，何況文章在當前又有社會效益。如登上《歷史研究》，影響就大多了。他說與該雜志編輯不熟，幫不上忙。建議我投稿時附一小函，說明我曾是田余慶先生的研究生。并且謙虛地說，提不提他都沒關系。說這樣對我可能會有好處。如果《歷史研究》退稿，到時他再想辦法。

第二十五封寫于1992年9月15日。我將這篇文章投給《歷史研究》，退稿了，便將情況告訴先生，先生又與劉華祝老師商量。劉老師對這篇文章評價也很高，但由于我剛在《北大學報》發表了一篇文章，于是將我的文章推薦給《煙臺師范學院學報》。

第二十六封寫于1993年3月6日。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后，全國各地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掀起了“下海”熱潮。我屬于縣里的六個下海成員之一，那時我已是縣委黨校副校長。下海前的2月份，我到北大一趟，拜見了田、祝二位先生，談到我即將“下?！钡氖虑?。3月份收到先生這封信，開頭就說：“一別又近一月，諒必‘下海’一切順利，業務大有開展，祝你好運！”然后告訴我，劉華祝老師通知，我的第二篇文章已在《煙臺師范學院學報》發表，要我與《煙臺師范學院學報》聯系，并告誡我務必向劉華祝先生表示謝意。說到這里，我一直對劉華祝老師心懷愧疚。在我十分困難的時候，他多次對我施以援手。1993年下海前到北大想見一見他，聽說他在系辦公室開會，我在歷史系門口等了許久沒有碰到。我一共與他通過兩封信，向他表示感謝。他反復謙虛地要我不要稱他為“老師”，應以兄弟相稱，說我們都是祝先生的學生。直到2005年，我才見到他，給他帶了兩盒湖南茶葉，并想請他吃飯，可他竟然一定要請我吃飯，說要盡地主之誼，反復推來讓去，還是他請了我。打祝先生電話，先生沒有來，后華祝老師把王鏗叫來了。這本沒有什么，可到2010年，在慶祝祝先生八十壽辰的會議上，我一時沒有認出劉老師，竟然還問身邊的張燦輝，對面的那個老師是誰？當張燦輝說是劉華祝老師時，我非常尷尬，怎能連劉華祝老師也認不出來了呢？宴席間，劉老師與我說起以前那些往事，我感到無地自容。第二天，我將所著《“五緣文化”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研究》一書，題上“請華祝先生指疵”字樣，要張帆轉交給華祝老師，以表歉意。到2018年，我在網上瀏覽信息時，突然看到了劉華祝老師逝世的消息，于是我向張帆證實這一訊息，并問送給劉老師的書是否送到。張帆說書應該是送到他手上的，因為手中沒有了這本書。自祝先生八十壽誕會之后，沒有再見華祝老師一面，我一直心懷愧疚！

第二十七封信寫于1996年3月13日。我寫了《論中國古代正統觀的演變與中華民族融合之關系》一文，轉劉華祝老師審閱，劉老師的評價是：“大作觀點新穎，史料翔實、文筆流暢，確系上乘之作。不足的是，對不利于自己觀點的資料、看法，還缺乏有力的分析和論證。而且文章太長，近兩萬字，建議修改。”不過祝先生認為，該文不需要大修改，只需一些文字增刪，補充少量資料即可。修改后如學報能用就用，不用再想辦法寄往他刊。這篇文章后在《北大學報》放了一年多，總編不同意發表。我到了邵陽師專后投往《史學理論研究》，發表在該刊1999年第4期。

第二十八封、第二十九封是兩張明信片，分別寫于2000年2月9日和2001年1月4日。我已于1998年7月調往邵陽師專，先生在明信片中祝我教學、科研雙豐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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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至三十二封分別寫于2004年10月29日、11月12日和12月20日。我調到邵陽學院幾年后，準備出版第一部著作《儒家理想與秦漢政權》，這三封信是先生對書稿提出的意見，以及他老人家寫的《序言》。第三十封是說我的書稿因收發問題晚收到的原因。第三十一封信首先就說：“大作拜讀，深表敬佩！在洞口、邵陽那樣的圖書資料條件下，可以想像，寫來多么不容易，要付出多么艱辛的勞動?。　比缓髮ξ业臅逯幸恍┯^點，如說整個漢代主體上是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以及分封制與郡縣制是儒家、法家在政治體制上的重要區別等觀點不太贊成。大概正是因為先生對書中有些觀點持不同意見，所以《序言》主要只是對我近十年在艱難困苦環境下如何堅持學習和研究的精神進行了褒揚，沒有涉及太多書中內容。

從以上先生給我三十二封信的時間點來看，主要集中在1989年8月至1992年這三年多時間里。這正是我心情最苦悶的幾年。1993年，我準備“下?！睍r，心態已經得到調整，尤其是1998年調到邵陽師專之后，精神狀態更是大大改觀。再加之先生和我家里都已安裝電話，有什么事可以打電話聯系，書信就通得少了。記得2005年，我獲得第一個國家課題，那也是我校第一個國家課題，好像也是當時湖南省進入2000年后升本的地方院校所獲第一個國家課題。那年有關“中國歷史”的國家課題全國只通過了五十八項。所以，學校的配套金額達到一比二，我一下子就有了二十多萬的科研基金，成為科研富裕戶。這在那個時代，是在京許多學者也都艷羨的科研待遇，先生終于可以不用為我操心了。從此，我去北京的時間也多了，2005年就去了兩次，每次都一定去看望田、祝兩位先生。記得2005年下半年去北大，祝先生給很多人打電話，說胡克森來了！喜悅之情溢于言表。后每隔一兩年總要去北京一趟，順便看望先生。2018年，北大一百二十周年校慶，我先到中關園看望了先生，再去找同學聚會。2019年3月份去過一次，7月份又到京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也去看望了先生。先生已患帕金森氏綜合癥，但他反復跟我說：自己得的帕金森氏綜合癥是非典型性的，只是手有點抖，其他沒有太大問題。臨走時，先生說，我已不能下樓。但他還是堅持將我送到門口。

2020年疫情爆發之后，我多次買好了去北京的高鐵票，都因疫情問題而退票。本想等疫情緩和一些，一定要找個時間去北京探望先生，可是今年7月份卻聽到先生逝世的消息。這幾天翻檢先生的信件時，在微信朋友圈中看到張維迎教授送別其恩師何煉成老先生所唱信天游：《何老師，再聽我一曲信天游》，聽到張維迎那種西北漢子渾厚泣血的吶喊，使人潸然淚下、肝腸寸斷。進一步使我想起先生在最困難時候對我的關懷和幫助，竟然在先生的最后時刻不能見一面，不禁悲從中來！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張艷

澎湃新聞報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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