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充滿自私的社會中，貪婪已死？

【英】保羅·科利爾、約翰·凱

2022-09-27 16:55

我們生活在充滿自私的社會中，怎么能說“貪婪已死”呢？一個可能更準確的表達是，近幾十年來不少杰出成功人士信奉的、以功績和名氣為之正名的極端個人主義，在思想上已經站不住腳了。人類天生是親社會的，表現欲強烈的貪婪既讓人不舒服，又具有傳染性。無論是商人對經濟利益的過度追逐，身份政治的主張，特朗普（Trump）、博索納羅（Bolsonaro）的表現，還是真人秀明星和網紅們的崛起，都有一個共同的核心特征——一切都是關于“我”的。有些人渴望金錢，有些人渴望得到關注。而硅谷的自由意志主義幻想也建立在類似的自私動機之上。這一切都太過分了。

歷屆美國總統的演講勾勒了從戰后社群主義到個人主義崛起的全過程。1960年，約翰·肯尼迪（John Kennedy）擊敗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成為美國總統，他的就職演說是社群主義政治的標志性聲明：“因此，我的美國同胞們：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么，問問你自己能為國家做些什么。”到了1973年，肯尼迪早已去世，尼克松發表了第二次就職演說。他首先重復了肯尼迪的觀點：“讓我們每個人自問——不只問政府能為我做什么……”他接下來說的就沒那么鼓舞人心了：“……也問問我能為我自己做些什么？”

40年后，個人主義時代進入了兇險的成熟期。2012年，奧巴馬總統（President Obama）在競選連任時的講話被《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視為“意識形態大爆發……政客們很少會如此清晰地展露他們的核心信念”。瘋狂的脫口秀主持人拉什·林博（Rush Limbaugh）認為，這是“奧巴馬總統任期內最具說服力的時刻”。那么奧巴馬在那場即興講話中究竟透露了什么？

假如你獲得了成功，那一定是有人給過你幫助：在你的人生中一定有過一個很棒的老師；有人創造了這令人驚嘆的美國體制，使你可以茁壯成長；有人投資修建了道路和橋梁。假如你有一樁生意，那也不是你開創的，而是別人讓它出現的。互聯網也不是憑空產生的，是政府的研究導致了互聯網的發明，使所有的公司都能通過網絡賺錢。我想說的是，如果我們獲得了成功，那么這種成功不僅是因為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進取精神，更是因為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如此平庸的陳詞濫調，如此顯而易見的道理，是不是讓你很震驚？共和黨人震驚了：他們的代表大會花了一整天的時間來贊美小企業主，鄉村歌手萊恩·特納（Lane Turner）唱起《我造了它》（“I Built It”），共和黨人驕傲地隨著音樂搖擺。在商界，極端個人主義者自信地認為自己擁有物質特權：“我造了它，它就是我的。”而奧巴馬的謙遜則冒犯了這種“占有式個人主義”——這是一個源于約翰·洛克（John Locke）的概念，即財產權并非是從某種共同合作、達成協議的過程當中獲取的，而是誕生于個體勞動與某種資源的結合。也正是這樣的精神滋生了推動著人們去圈地，并持槍保衛以這種方式獲得的領土，以防止鄰居、國家和土著居民來爭搶的開拓者精神。

奧巴馬的繼任者是個人主義的殿堂級典范。那個曾經由林肯（Lincoln）、羅斯福（Roosevelt）等偉大的政治家所擔任的職位，自2017年以來被一個執政資格只存在于他自己想象中的人霸占了。作為國家元首，他不像艾森豪威爾（Eisenhower）、里根（Reagan）或者英國女王那樣，能象征一個偉大國家的尊嚴。對特朗普總統來說，一切都圍著“我”轉。

當地時間2022年9月23日，美國北卡羅萊納州，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出席威爾明頓航空中心的“拯救美國”集會

特朗普是通過電視真人秀節目一舉成名的。但他至少真的造了些東西（哪怕并不總是花了錢的）。而表現式個人主義連這都做不到：帕麗斯·希爾頓（Paris Hilton）、卡戴珊家族（the Kardashians）、屁弟派（PewDiePie）和詹姆斯·查爾斯（James Charles），這些人只需要做他們自己就能聞名天下。還有人一邊公開譴責現代商業社會的物質利己主義，一邊毫無顧忌地大秀自己的道德優越感。今天，似乎沒有哪個名人能夠在領取某個獎項時不對搖尾乞憐的觀眾發表一通居高臨下的說教。

在大學里也存在類似的道德優越感，它源自唯能體制（meritocracy）固有的關于智力特權的認識：“我很聰明，所以我是正確的。”堅信這一點的人頑固到不僅不想聽到異議，還會試圖去壓制異議。下愚之人不配進行理性討論，只適合作為人身攻擊的對象——他們成了法西斯主義者、恐同者、種族主義者，他們恐懼跨性別人士、否認氣候變化。媒體和公共部門的專業人士也有著同樣的道德優越感，不過起源不同。從報紙專欄或抗議集會上的強烈憤慨可以看出，對許多人來說，情緒的強度是衡量道德價值的標準：我們是對的，因為我們更優秀，而且我們會抓住一切機會告訴你這一點。

這種丑陋的自大、貶損集體以拔高自我，是一種極端精英個人主義的產物，它已經主宰了許多現代政治和文化思想。然而，我們對人類的進化、心理學、人類學和我們這個物種的發展歷史了解得越多——現代人已經把這些領域研究得很充分了——就會越清楚，這種個人主義誤解了人之所以為人的基礎。

人的本性賦予了我們相互影響和共情的獨特能力。我們大多不是圣人，但我們大多也不是反社會者。在復雜的現代世界中，如果沒有一種高超的相互依存能力，我們必定無法繁榮。更重要的是，如果沒有這種能力，我們就永遠不會創造出能夠實現現代性的那種復雜性。健康的社會是一個由相互的善意、義務感以及協作共事維持起來的龐大網絡。有些相互依存關系存在于個體之間，但大多數都涉及群體——公司、地方政府、學校、社區和家庭。這些相互關系大多基于不成文的認知，而非明確的法律約束。

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相互關系的質量將決定我們所處的社會是有活力的，還是因為不和諧而癱瘓的；我們的經濟是繁榮的，還是原始落后的——在落后的社會里，人們為了謀生，只能單打獨斗地把時間花在尋找食物和獲取燃料上。但建立和維持這種相互關系網絡的能力是需要培養和孕育的，而那些成功人士對個人利益和自我的過分贊頌恰恰會破壞這種關系。

人類既合作又競爭——這兩種能力既具有建設性，又具有破壞性。我們可以建設性地合作，建立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網絡，讓我們的消費、工作和休閑更有保障，同時在我們身處逆境時提供庇護；或者破壞性地將我們的宗教、政治和經濟價值強加給其他群體和國家，竊取他們的資源。我們可以建設性地競爭，進行經濟創新、藝術創新，建設更好更充實的生活；或者具有破壞性地、為優先獲取稀缺資源而你爭我搶。在過去的兩個世紀里，以上所有這些事情人類都干過，而且規模前所未有。

成功的社會持久、繁榮，能滿足其公民的需求。它們建立了將合作和競爭導入建設性途徑的制度，以實現復雜的普惠目標；它們是多元的，但這種多元化是受約束、有規矩的。正如奧巴馬解釋的那樣，“如果我們獲得了成功，那么這種成功不僅是因為我們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和進取精神，更是因為我們大家的共同努力”。

本書描述了個人主義思想的兩個分支，一個是由經濟學家推動的，另一個是由法律人推動的。前者維護基于個人努力而獲取的財產權主張，也就是占有式個人主義，它在倫理上被市場原教旨主義證成；所謂市場原教旨主義，即主張對金融家和商人處置財產的自由施加盡可能少的限制，以實現經濟繁榮。這無疑是給有錢人的一份大禮。

“我要說一句，貪婪不是錯，對此大家要清楚。我認為貪婪是有益的。你可以很貪婪，同時依然自我感覺良好。”這是伊萬·博斯基（Ivan Boesky）1986年在伯克利對MBA新生說的話。他后來因內幕交易被定罪。這些話于第二年被邁克爾·道格拉斯（Michael Douglas）放進了電影《華爾街》（Wall Street）中，并修改演繹為“貪婪很好”！但究竟什么是“好”？經濟學家這個分支認為，判斷社會行為的結果好壞的標準，是功利型個人主義的相關主張，即公共利益是個人利益的總和。

電影《華爾街》截圖

另一個由法律人推動的個人主義思想分支，是建立在權利主張之上的：“我的權利！”這是給那些自己想要特權、但又不想對他人承擔義務的人的禮物。美國和法國的大革命都曾強調權利——想想美國《獨立宣言》里那些不言而喻的真理，想想法國人“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吶喊。現代權利文化的興起始于聯合國1948年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人對權利的主張在那之后發生了急劇轉變。自以為是的人權活動家與現任美國總統都喜好表現式個人主義，他們為了維護自我，不惜以犧牲家庭、鄰居、同事和同胞的認同為代價。這些人士只認可由他們的同類組成的群體；在這些群體中，自我表達是具有表演性質的，例如抗議和憤怒，其質量取決于激情的強度而不是知識的深度。頂尖大學里與時俱進的學生們和現任美國總統竟然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這讓人難以置信：前者聲稱受到了白人男性特權的壓迫，后者認為自己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被迫害，遭受著“假新聞”和未遂政變的政治圍獵。

個人主義思想的這些多重線索既相互關聯，又相互獨立；人們對其有所取舍，是可能的，也是常見的。杰里米·邊沁（Jeremy Bentham）是功利型個人主義最早的支持者之一，其觀點也表達得最明確。他認為自然權利純粹是“無稽之談”；而權利文化傾向于拒絕結果主義，即功利主義關心的核心問題——實際效果。對個人主義的追求會引領人們走向許多不同的、有時甚至是不相容的方向。公開捍衛私有財產權并在共和黨集會上齊聲高唱《我造了它》的市場原教旨主義者，與舉著“同性戀驕傲”條幅游行的身份政治狂熱者沒有什么共同之處。但他們都強調自我，對這兩個群體來說，一切都與“我”有關。此外，有時候他們會形成一種扭曲的集體，合作的目的是為了干擾或破壞他人；也就是說，某種特定類型的個人主義者會團結在一起，對其他所有人提出要求，比如富人會一起游說政府要求減稅，受害者群體的后代們會集體要求賠償。

與邊沁不同，我們不認為這些個人主義思想元素在本質上是荒謬的。但當這些思想被推向極端時，會推動人們過分強調自我，它們的缺陷會變得具有破壞性，它們會把社會極度縮簡成有權利的個人和有義務的國家。這既低估了自愿合作活動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的核心作用，又將難以承受的負擔強加給了國家。

我們不認為自由市場能創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東西，但我們也堅信，國家主導下的經濟同樣不能。我們認為將基本自由寫入法律很重要，但我們也知道，財產權不是一種源自自然法則的權利，而是一個社會建構，它需要被證成、被保護。我們認為，將實現社會和經濟愿景闡釋為保護人權，反而會破壞社會支持窮人、支持弱勢群體所依賴的同理心和團結。

我們應該贊美和保護人們作為個體以及集體之一分子所扮演的角色。人是社會動物，需要歸屬感和獲得他人的好感。現代進化生物學非但無法成為個人主義立場的支撐，反而會顛覆它。主導人類生活的既不是個人，也不是國家，而是一系列的有機體：家庭、朋友、俱樂部、協會、人們購物消費的商家以及為之工作的組織。

人類的交流能力遠超其他任何物種。我們用語言技巧進行爭辯和討論、倡議和構建共同義務。我們富有想象力：這種想象力使我們能夠換位思考——這是我們產生同理心、形成共情的前提，也是我們確立雄心勃勃的目標、試圖創造性地實現這些目標的前提。但由于人類的野心超出了自己的知識范疇，所以我們會經歷不確定性。我們能通過相互學習來應對這種不確定性，通過建立集體認知來指導個體成員。這些日積月累的知識孕育了許多智慧，也滋生了一些錯誤。

經濟學奠基人亞當·斯密（Adam Smith）認識到，人類是自私和同理心、抱負和聰明才智、求知和困惑、競爭與合作的復合體，我們的經濟行為是在所有這些因素的影響和塑造下完成的。但隨著后輩經濟學家們不斷發展他關于市場的理論，這些關于人的理解被逐漸忽略了。現代人把斯密描繪成了一個自私的個人主義先知，“貪婪很好”這一信條的精神支持者。市場不被視為互惠互利的交換機制，而是人們為追逐個人利益斗智斗勇的戰場。政治不被視為一種調解糾紛、以求為所有人尋求良好結果的手段，而是一個高聲爭論的競技場，參賽隊員有如身處信息繭房，身邊都是持有相同觀點的人。

現代對個人主義的酷愛將市場和政治視為協調個人利益的兩個不相關的機制，市場和政治因此都被輕視了。社群傷痕累累，這些傷疤在我們的政治和國家中顯而易見。一種新型政治已經遍布整個發達世界，它靠著抱怨不滿而蓬勃發展，一些抱怨是有根據的，還有一些則是想象或人為制造出來的；它表達的怨恨和耀武揚威已經撕裂了社會。控制了左翼和右翼政黨的精英激進分子被這些個人主義意識形態所誘惑，摒棄了腳踏實地優先為工人階級著想的戰后政策。

工人階級選民已經對傳統左翼政黨失去了信心。1945年，英國工人階級選了工黨的艾德禮（Attlee）擔任首相；1948年，美國工人階級選了民主黨的杜魯門（Trumen）為總統。

2019年，英國工黨不僅失去了唐谷（Don Valley），一個被工黨穩穩控制了100年的選區，還失去了特倫特河畔斯托克北（Stoke-on-Trent North），一個有史以來從未選出過非工黨議員的地方。而這只是眾多爆冷中的兩個例子。別忘了美國“銹帶”上的俄亥俄州、密歇根州和賓夕法尼亞州，那里有許多貧困的地區，卻助力特朗普入主了白宮。

但傳統右翼政黨也有問題，過去有，現在仍然有。20世紀80年代，他們開始信奉市場原教旨主義。這一意識形態與當時大多數選民沒有產生共鳴，也不受跟教會和軍隊關系緊密、抵制社會變革的傳統保守派的歡迎。后來，事實證明這種意識形態并不成功也不受歡迎，于是非傳統型的、富有魅力和高超溝通技巧的新領導人們抓住了這一重置理念的好時機。有些政客，比如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和埃馬紐埃爾·馬克龍（Emmanuel Macron），他們是聰明人，有改良社會的好點子；但還有唐納德·特朗普，他為了宣傳自己而參選，獲得了政策目標不清的慘勝；還有匈牙利的歐爾班·維克托、波蘭的雅羅斯瓦夫·卡欽斯基（Jaros?aw Kaczyński）、奧地利的諾貝特·霍費爾（Norbert Hofer）和意大利的馬泰奧·薩爾維尼（Matteo Salvini）等狹隘人物，他們的政策目標又過于簡單粗暴了。

有幾位現代哲學家曾反對近幾年思想潮流對個人主義的強調，他們不認為個人的身份、偏好、權利或義務能與他們所處的特定社會相分離。他們延續亞里士多德的傳統，認為個人通過與他人的關系以及對公民美德的貢獻來取得成就。個人的道德擔當和這個人與他人所形成的聯結不是一種負擔，而是成就的重要組成部分。

但這些社群主義哲學家對經濟學持謹慎態度，他們都認為集體正在被市場的價值觀和實踐所侵蝕。我們兩人既是社群主義者，也是經濟學家，并且本書的中心論點就在于調和社群和經濟。我們相信成功的企業本身就是一個集體，不認為集體和市場之間有內在的緊張關系：市場只有嵌入社會關系網絡中才能有效運作。不少企業口頭上認同商業是一種社會機構，比如“高盛的每一名員工都在為我們的客服傳統以及公司的道德聲譽服務”。但偶爾說說是一回事，現實則是另一回事，就像上頭這句話，常常有可能變成某種自我嘲弄。

甚至不只是自我嘲弄。2019年，由幻想家亞當·諾伊曼（Adam Neumann）創立的辦公場所租賃公司WeWork開始公開募股。諾伊曼聲稱要徹底改變人類的工作方式，并說服了他的日本和沙特支持者，將這家新興公司估值為令人咋舌的470億美元。諾伊曼即WeWork，WeWork即諾伊曼：招股說明書中，“集體”這個詞被提了150次，而諾伊曼本人則被提了169次。

但WeWork又不是諾伊曼。他曾想把“We（我們）”商標賣給他本人控制的公司：于是“We（我們）”這個詞屬于“Me！（我！）”了。這對市場來說太過于貪婪了——他向新投資者發行股票的行為遭到了應有的嘲笑。但諾伊曼不覺得這過于貪婪：他的支持者們后悔了，為了讓他離開，又給了他10多億美元。諾伊曼把象征“集體”的美德當成了放縱的自我推銷和個人致富的手段。這樣的行為里蘊含著一種世界觀，但它已經過時了。

本文節選自《貪婪已死：個人主義之后的政治》第一章，澎湃新聞經授權刊載，注釋從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