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7月8日，祝先生走了。這些天總是想到祝先生，從第一次在北大四教的課堂上聽祝先生的課，到今年3月下旬最后一次見到祝先生，近三十年間一幕幕的影像不斷浮現。

祝先生于我有知遇之恩，要不是五四學術節時，祝先生對我的一篇小文章夸贊有加，讓作為本科生的我在系里學生中“暴得大名”（張帆老師語），之后也不會順利地走上學術道路。上世紀九十年代前期，祝先生已經不給本科生開課了，我上祝先生的課，有機會向祝先生請教，是到了研究生階段。我先后聽過祝先生的“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和“中國古代史學史”兩門課。之后博士論文研究南北朝隋唐胥吏制度，對我思考這一問題啟發最大的先行研究，就包括祝先生《試論我國古代吏胥的特殊作用及官、吏制衡機制》《試論我國古代吏胥制度的發展階段及其形成的原因》兩篇文章，其他還有劉子健、張廣達、王永興三位先生的文章。讀博士期間，歷史系魏晉南北朝史方向的三位前輩學者中，周一良先生歲數最大，近距離接觸周先生只有一次，就是與幾位師兄弟一道跟隨閻步克老師到燕東園周先生家中拜訪。田余慶先生和祝先生有時候還會參加博士生的中期考試、開題、答辯等工作。田先生氣場強大、不怒自威，同學們多少有些害怕。祝先生和藹可親，學生們在他面前也少了些拘謹。記得有一次，中期考試或是論文開題，老師同學們都已到場，祝先生看到大家有些緊張，便開玩笑說，今天田先生不參加，大家不必緊張。在場的老師同學都笑了，氣氛頓時輕松了下來。下面這張照片，是2001年夏天楊英和我博士答辯后的合影。

前排左起：張衍田、祝總斌、蔣福亞、寧可、閻步克；后排左起：葉煒、張帆、劉華祝、楊英、李先登、李昭君。

上過祝先生課或讀過他文章的人，都能體會到祝先生的思路綿密細致、環環相扣。祝先生對待學問的嚴謹和一絲不茍，在很多小事上都能體現出來。

可能是2005或2006年吧，祝先生帶領王鏗老師和我一起整理周一良先生閱讀南北朝正史的眉批。我參與了《北齊書》《南齊書》和《魏書》的部分工作。周先生的眉批是不同時期寫的，分別由朱筆、墨筆和鉛筆寫成。周先生的《魏晉南北朝史札記》已經出版，我們的工作是從其他眉批中選取有學術價值的進行謄錄、整理。我對一些眉批是否有價值拿不準，所以就盡量多錄，請祝先生定奪。拿到祝先生校訂后的稿子后，我發現祝先生不僅詳細核對了周先生的眉批，刪除了一些學術價值不太高的部分，校訂了我謄錄中的錯漏，而且對某些刪改還特地做了認真的說明。這些說明并不會出現在文章中，其實是給我看的，讓我知道為什么刪改。如《魏書》卷三十《安頡傳》有“世祖以兵少，乃攝河南三鎮北渡”一句，周先生三十年代朱筆批語“據本紀三，當作‘四’”。七十年代鉛筆批語“《通鑒》卷百二一亦作‘四’（胡注：四鎮，金墉、虎牢、滑臺、碻磝），疑不確。碻磝必不在內，此傳下文亦只言及三鎮”。錄文中，我漏了“言及三鎮”中的“及”字。祝先生補充“及”字后，在頁眉寫下一段：“其所以用‘及’字，是因為胡注以金墉、虎牢、滑臺、碻磝為四鎮，而此傳下文并未言‘三鎮’，只是言及‘洛陽’（可以理解為金墉）、虎牢、滑臺三處，而無碻磝。故用‘及’字。”同頁頁下，祝先生刪去了卷三二的一條，也仔細地注明了刪除的理由。我把這一頁復印了下來，作為對自己工作要細致的一個提示。

祝先生校訂后的稿子

大約在2009年秋冬之際，《材不材齋史學叢稿》即將出版，祝先生已經看完校樣，中華書局的責任編輯王芳正在和祝先生商量封面設計之事。王芳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我也熟悉，因此祝先生讓我從中做了一點兒資料傳遞的事情，也看到了部分校樣，其中的校改目錄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在書校樣的扉頁上，祝先生把存在需要改正之處的所在頁碼一一列出，部分頁碼上面還用紅黑對勾或紅黑圓圈做出標記。頁下，祝先生對不同符號的含義加以說明，包括“極重要的古文字變動”“稍重要之錯字、脫字、增字、注文顛倒”等。祝先生以這樣細致的工作保證了校訂的質量，也方便了編輯的工作。《后記》原文有這樣一句話：“從我多年來已成集子和未成集子的有限的史學論稿中選出一部分，交由中華書局出版。”校樣上，祝先生用紅筆標示，刪除了第一個“的”字，又在“一”和“部分”之間加了“大”字，改作“選出一大部分”。對這一點，祝先生還特別在前面的校改目錄上注明，“又：后記中增加了一個‘大’字，請一定要補上。謝謝！”祝先生嚴謹、求實的精神，可見一斑。

祝先生用紅筆標示過的《后記》

祝先生看過的校樣扉頁

祝先生十分注意學界動態與材料的積累。祝先生說，1972年他從法律系調入歷史系之后，就開始訂閱相關專業刊物，《歷史研究》《中國史研究》《中國史研究動態》之外，《考古學報》《考古》《文物》也都是長期訂閱。這樣的長期積累從另外一個側面也可以看出。近些年來，我獲得了祝先生不少贈書，前后加起來有二百余冊。在書中，常常可以看到祝先生夾在其中的剪報，都是與作者、與書的相關文章。比如楊鴻勛《建筑考古學論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書是祝先生1995年1月在琉璃廠買的，書中夾有兩篇文章，分別是楊鴻勛《中國“建筑考古學”的創立和發展》（《中國文物報》1999年10月20日），臺灣地區學者江柏煒《建筑史學與考古學的融合——讀楊鴻勛先生新著〈宮殿考古通論〉有感》（《中國文物報》2002年1月18日）。另如《慶祝何茲全先生九十歲論文集》（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中，有《北京晚報》2006年9月3日梅辰《提出“漢魏封建說”的人——記我國著名歷史學家何茲全先生》。這是在買書以后，看到相關文章，集中到書里。還有些，應該是買書之前就剪下來留好的。比如《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中山大學出版社1989年），這本書是1993年3月祝先生托人代購的。書中夾著一篇劉大年先生的文章，《一個歷史學家的地位——紀念陳寅恪先生學術討論會致詞》（《光明日報》1988年6月29日）。文章的發表早于購書好幾年，可見文章是祝先生早留下來的。劉大年先生此文已收入該書，但祝先生還是保留了剪報。或許是因為報紙文章與文集文章之間，還存在一些差別的緣故。

祝先生的主要研究領域秦漢魏晉南北朝史，但他的研究視野開闊，對很多問題有通貫性的思考，也有多篇通貫性的文章。大約十年前吧，一次拜訪祝先生，請教《試論我國封建君主專制權力發展的總趨勢》的構思問題。祝先生談起這篇文章的思考背景，問題的出發點，在一定程度上，是對中國現代史某些現象的思考。祝先生還順便向我介紹、推薦《炎黃春秋》這本刊物，它也是祝先生多年訂閱的雜志之一。

在北大歷史系，祝先生是以讀書、藏書廣博著稱的。祝先生的家在中關園，是八十年代的建筑，祝先生說因為是唐山地震后不久所建，所以樓蓋得很結實。祝先生家是三居室，房間層高較高，臥室挺大，但是門廳比較小。進門右手最大的一間，是客廳兼書房，書桌在屋子中間，坐在桌前，想來有坐擁書城的感覺。大約從2013、2014年開始，祝先生陸續把他的藏書贈送給系里的年輕老師。祝先生說，這是希望他的這些藏書還能夠被大家閱讀、利用。我第一次獲得祝先生所贈藏書（非祝先生著作），是在2014年初。那次，祝先生說要送我一套書，讓我搬個凳子，從衣柜頂上搬下兩大本書。書很沉，有封套，我一看，喜出望外，是已經很難得的文物出版社八十年代出版的《千唐志齋藏志》。祝先生知道我做一些墓志方面的研究，特地送給我。此后這些年，每一次去祝先生家，幾乎都會抱一些書回來。有時候，是祝先生打電話給我，說為我挑出了一批書，讓我去取。一次，祝先生拿出一套精裝本《樊南文集》給我。多年前，曾經和祝先生說起我喜歡清人注唐人文集，尤其喜歡馮浩注李商隱，祝先生還一直記得。后來，祝先生身體漸漸衰弱，沒有力氣找書了，就叫我們自己去挑。他常常讓趙冬梅和我一起開車過來，這樣可以幫趙老師把書拉回學校。在書房里，祝先生坐在中間，看著我們各自挑書，當看到比較貴重或難得的書，問是否可以拿時，祝先生總是說“不用問，隨便拿”。當我們問到某些書的內容問題，祝先生更是如數家珍，還會介紹某些與它相關的書在哪兒，建議一起帶走。每每這個時候，我都感到，祝先生真是這書城的王者。

祝總斌先生

我獲得祝先生最后一套贈書，是《鷹爪王》。那一次，是和張帆、趙冬梅一起去看望祝先生。祝先生坐在臥室，氣色不錯，背誦了《滕王閣序》，又和我們聊起了武俠小說。上學時，便聽說祝先生喜歡讀金庸的武俠，沒想到民國時期的舊武俠小說，祝先生竟也讀過這么多。張帆老師也讀過不少，我卻一本也沒有看過。祝先生讓我拿一套回去翻翻，他指指窗戶，讓我打開窗下暖氣邊的柜子，里面的書還不少，多是小說。我取了一套民國初年小說家鄭證因的《鷹爪王》。沒想到，它竟成了祝先生送給我的最后一書。

祝先生人走了，但他的著作、他的藏書還在，祝先生的學術生命還在延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