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魏曉涵

編輯 | 周航

無奈的選擇

每一個生活在安靜世界里的聽障人士，隨隨便便就能列舉出一長串受挫的職場經歷。哪怕是保潔、庫房搬運工、飯店廚師這些不太需要交流的工作，有的公司甚至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因為聽不清，在工作中溝通不暢，被辭退的狀況也不在少數。“太多了，都麻木了。”他們說。

關曉浩也是因為這樣開始做外賣騎手的。他在北京聯合大學特殊教育學院讀的是計算機應用專業，畢業之后，在老家石家莊的一家房地產公司做業務員，在貼吧上發帖推廣、打字聊天的那種，萬一有客戶打電話進來，就交給同事來接。那是2015年，一個月工資1800，很難養活自己。

聽說外賣員來錢快，也能接受聽障人士，他在2017年年底開始跑起了外賣，一開始在石家莊，后來在北京。中午11點左右是最忙的時候，國貿附近都是高聳的寫字樓和商場，車道堵得水泄不通，關曉浩頂著頭盔飛速穿行在非機動車道上，著急地卡著配送時間。助聽器不方便戴就索性不戴了，周圍汽車的鳴笛聲、警哨聲、人群的喧鬧聲、耳邊呼呼的風聲，他什么都聽不見。

聲音從童年起就消逝了。兩歲的時候家人發現他聽不見，帶去醫院檢查，結論是一級重度聽力損失，也就是全聾。現在他三十歲了，還是說不出話，只能從喉嚨里發出微弱的聲音。

送外賣是一個人的工作，免去了在辦公室和同事溝通的麻煩。難免會有客人打電話，他就拜托路人或者其他外賣員幫忙接聽，告知對方自己的狀況，大多數時候能得到諒解，有時還會收到小費。

許多聽障騎手的工作并沒有這么順利。謝昌華就遇到過客人的投訴。他的聽障沒有關曉浩那么嚴重，帶上助聽設備，能聽見也能說，但不那么清晰。一開始的適應期里，外賣不小心搞丟后，客人聽不懂他解釋的“口音”，直接給了差評，一扣就是五十一百。剛送外賣那會兒，很多商家也不知道他是聽障，他錯過了叫號，拿手機給對方看，商家甚至不理他。

●謝昌華的工作界面。講述者 供圖

不僅是騎手，在山東一座小城的許鵬也有類似遭遇。即使積極工作，他也早早地被排除在了晉升機會之外，“聽不見啊，那不行”，有領導給出這樣的反饋。他從技術型的生產安全辦公室，被調到工會，有一種被打入冷宮的感覺。在一家企業食堂工作的慕小玲什么都干過，保潔、超市的倉庫搬運工。全倉庫只有她一個女性，90斤的貨物也照樣扛，但合同到期之后，她還是沒有等到續約的消息。

在成為外賣員之前，謝昌華做了好幾年的廚師。廚房噪音太大，他的聽力愈發下降，聽不清同事傳達的需求，菜的咸淡、辣度有時候就會出狀況。被辭退后，他再也找不到廚師工作，無奈之下做了騎手，這是為數不多能接受他的工作。

越來越多的聽障人士在加入外賣行業。謝昌華觀察到這樣的變化，他2017年在老家河南跑外賣的時候，聽障騎手只有零星幾個，到現在單平臺上注冊的聽障騎手達到了幾千人。去年鄭州大水，一些商家受影響停業，單量下降了很多，他跟著老鄉，從鄭州來到了杭州，還是做騎手。“我們這樣沒有一技之長的聽障人可選擇的行業范圍少，沒辦法。”一位聽障騎手這樣感嘆。

能聽到以后

慕小玲最終找到了一份食堂的工作，同事都是大她許多的“大姐”。這個崗位很難招到合適人，因為太辛苦了。早上三四點起床，進入機器轟隆的后廚，揉面、做飯，忙到下午兩三點，最多的時候，每天經過她和六七個同事手的面粉能裝滿六個麻袋。

委屈的時候太多了。有回她端著一大盆菜去上，廚師長大聲說不用去，她聽不懂，對方當場跟她翻了個白眼。她對這個白眼的理解是“這么簡單一句話都聽不懂”。

慕小玲常常覺得自己像是電影《隱入塵煙》里的那個女人，貧窮又困苦，甚至比她的人生更難。1996年，還在上初中的她生病找赤腳醫生打了一針，從此失去聽力。父母覺得她嫁不出去是個笑話，催著她二十出頭就嫁人了。丈夫腿有殘疾，不能出去打工，生完孩子，父親得了肝硬化，外出打工掙錢的重擔就壓在了她的肩上。

保潔、倉庫搬運工，別人不干的臟活累活她都一一攬下。她有時候想，如果能聽見，人生是不是會不一樣？

就在去年，機會來到她面前，一個人工耳蝸公司為她提供公益手術，原本十幾萬的手術費，只用出兩萬。兩萬塊要賺半年，她還是決定賭一把——她覺得，這可能是一個改變命運的機會。

科技的普及的確為聽障者帶來一些改變。對于喜歡社交的許鵬來說，打電話也不再成為一個問題，專門的“暢聽王卡”讓他能即時看到對方的語音轉成文字，也能把他的文字變成語音。不需要朋友和家人幫忙接電話，省去了“看人家眼色和不耐煩”。也有不好使的時候，今年他為了訂機票，給機場打電話咨詢防疫政策，對方聽到機器人語音，以為是惡作劇，掛斷了他五六次。他無奈之下換成自己含糊的聲音，還是沒能溝通成功。

去年九月謝昌華所在的外賣平臺系統升級，增加了專門給聽障騎手使用的電話，到達之后語音系統會直接給客戶打電話。和慕小玲一樣，他也在平臺的資助下完成了一個人工耳蝸的手術。他小心翼翼地保護這個耳蝸，隨身帶著備用電池，生怕突然沒電又聽不見了。八月的杭州一直高溫，他生怕汗水影響了耳蝸的功能，每次回去都要拿下來干燥。最怕的是下雨天，他就和站長說好少派些單。

●慕小玲做的面點。講述者 供圖

慕小玲沒有想到的是，比手術費更貴重的是時間。手術完成后一周，還沒來得及恢復，慕小玲就回到了那個隆隆作響的后廚，半邊臉還是腫著的。生活的重擔不允許她擁有哪怕兩三個月的恢復期。

更多的聲音涌了進來，她忍著劇烈的頭痛工作。她已經失去聽力26年了，很多詞語代表的含義、不同事物發出的聲音，都已經消失在了她的記憶中。從再次聽見聲音到喚起理解，原本需要人一對一教她，每個詞如何發音，代表什么內涵，這樣的條件未免太奢侈。

只有在下班之后的時間，她跟著小學生學古詩的軟件，一遍一遍地聽、跟讀——“鵝，鵝，鵝，曲項向天歌”。她在一個名叫“同一片藍天”的聽障群里，群里將近30人都和她類似，他們在群里展示自己學說話的成果。她因此結識了一個境況類似的好朋友，交流彼此的生活和說話訓練的經過。“我家門前有一條小河”，點開對方的一條語音，一個女聲傳出，她聽著，跟著模糊地吐出來幾個字。

●慕小玲甘肅老家門口。講述者 供圖

更多的追求

去年十二月，關曉浩在石家莊認識的聽障騎手朋友去世了，33歲，因為過度勞累染上了重癥肺炎。關曉浩見過他兩次，印象中他為了掙結婚的彩禮，掙錢特別拼命。聽到這個消息，關曉浩有些心酸。

他今年也不好過。因為公寓出現了一例確診病例，他經歷過兩次共24天的隔離，一下少了七八千收入。支出倒是還好，他過著一種極其節儉的生活，每天吃飯30塊左右，商家還給外賣員打折，一頓二十多的飯，十幾塊賣給他。

越來越多的聽障人士在加入騎手這行，關曉浩卻想要離開了。2020年初，單少了，他掙不到錢回了石家莊。也不是沒有想過找別的工作，回本專業做程序員？有些力不從心。要知道同樣的專業，特殊教育學院教授的內容要更簡單，他沒學過Java（一種計算機語言），滿足不了市面上對程序員的要求；如果是考編制，尋求一個“鐵飯碗”呢？他達不到最低的四級聽力障礙標準。還是無奈回到了外賣行業。

“找不到工作，我一輩子送外賣嗎？”他不知道能做什么，還是迷茫。前不久參加了教師資格證考試，他在等待那個結果，通過了就能去特殊學校當老師，至少這是一份穩定的工作。

●青島聾人寵物美容師宋昕，辦學5年成功培訓近百名聽障人士。資料圖 來源東方IFC編輯

我們的其他聽障受訪者們，也在各自尋求一種更自由的生活。

三十多歲時，許鵬逃離過小城。跟著一個朋友來到北京，在一家出版社工作，在他的回憶中，那是一段美好的記憶，他終于獲得了他想要的尊重和友善——沒有人再對他的耳朵指手畫腳。然而在大城市工作的另一面也顯露出來，他的收入不足以讓他在這座城市買房定居，幾個月后，他還是選擇回到了老家的小城里。

在山東的小城，“聽障”是一個太顯眼的、人盡皆知的標簽，甚至同一個辦公室的同事在私下里偷偷議論，“他是個’聾人’，為什么還要來上班？”樓下阿姨問他的朋友，“為什么要和他交朋友？”他甚至一度陷入抑郁的狀態。

許鵬決定再次逃離。這次的目的地是云南大理。一個朋友夸他視頻拍得不錯，邀請他去做一些攝影的工作。他總對新鮮的、外面的世界充滿向往，比如最近他和朋友籌劃著，在這座小城第一次辦音樂快閃。

遙遠的地方一切都還是未知，去了云南之后會怎樣呢？不知道，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但四十歲的他準備再次出發了。

對慕小玲來說，更理想的生活是開個小的早餐店，自己做老板。“賺得更多，也不用打工受別人的氣”。她的兩個孩子還在甘肅老家讀中學，女兒視頻的時候總說想吃媽媽做的紅燒肉，她一年多沒回家了，也沒能滿足孩子的心愿。

她還是對生活保持樂觀的。能聽到聲音之后，生活也有了更多希望。“剛開始打掃衛生的時候才800塊錢，我都干下來了，現在一個月能掙五千了，慢慢努力，都會好的。”她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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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標題：《聽障者沖刺在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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