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顧城（1956.9.24 — 1993.10.8）的誕辰。

我是一九五六年秋天的孩子。在我的出生醫院附近，有一座藏式白塔。

五歲以前我是快樂的。后來進了幼兒園就不那么快樂了。

為了逃脫幼兒園的拘束生活，我沒進大班就上了小學。小學原是城郊一座有名的財神廟，有好幾個院子，院里有可以在上面跳蹦的老樹根和躺倒的石碑。二年級我又進了另一個小學，也是一座老廟，成了操場的廟院，中心一棵綠蔭遮天的老槐樹，三個同學手拉手都抱不過來。三年級我返回了可以在石碑上跳的小學。但我始終沒有快樂起來。因為我必須記那些毫無生氣的課文，必須定時和一些愛罵人的同學坐在一起。我是討厭必須干什么的，再加上酷愛發燒，所以始終沒能成為一名好學生。

放學鈴一響，我就逃走了，逃到一個被稱為“后邊”的地方，或是荒涼的城樓上，那里有小魚或是黃昏時開始爬動的刺猬，草長得比我還高。只要靠近大自然，我就會快樂。

▲ 顧城的少年時代

文化革命襲來的那個夏天，我正在三年級，同學都興奮起來，老師開始也還高興，給我們念一段《燕山夜話》，然后怒火萬丈地批判；很快好的就都變成了壞的，老師帶頭造反，把校長圍了起來，校長也大聲背誦毛主席語錄，要把模范老師修正主義地主分子捉起來。我當然再不用記課文，或者坐在哪個位子上了。

這個暑假一直放到了數九的冬天。我又轉回了城里的老廟小學。頭天上學，讓我吃了一驚，窗戶全都沒了玻璃，椅子得靠你自己的腿才可能立住，兩個出身好的學生為搶一個缺腿少的椅子掀起了戰爭，墻破了大洞，門過不去，我就從洞走了出去。

老師分成了戰斗隊，另一些被所有戰斗隊吆喝著搖煤球。同學也都分成了戰斗隊。又停課了。

我自顧自地愛上了一門科學——昆蟲分類學。它很符合我渺小的志趣。野蜂，各種圖案的瓢蟲，法布爾的論述……我心里升起了幸福的美感，并且第一次想到了信仰。

正當我沉醉于抄寫拉丁文昆蟲學名和做昆蟲標本的時候，卻忽而又“形勢大好”——再一次“復課鬧革命”了。這一回革命更加深入，我們的課程成了吃憶苦飯、開斗爭會、游行、拉城磚……當我被命令上中學時，我真相信快樂永遠失掉了。

六九年秋，當我聽到要全家下放時，竟十分歡喜，想著終于可以自由地到昆蟲中去了。卡車把我們拉到一個叫火道的村子里，我的歡喜涼了下來，眼前出現的并不是田園和草原，而是暗色的茅頂、土墻，和直達天際的荒灘……

在那片荒灘上我游蕩了三年。沒有上學，也沒有去研究“昆蟲分類學”。生活把我改造成了放豬和拾柴的愛好者，在圓形的大地上走，在崩裂的河岸上走，去追隨風，去尋找綠色……雖然生存是艱難的，我對美的信仰卻并沒有削減；這種信仰有了另一種表達，就是寫詩。

七四年夏天，我又回到了北京。進城后，強大的社會之風向我吹來，聽天由命的薄帆破碎了，一本普及辯證法的小冊子，使我相信世上有真理，而我有責任。出于這種幼稚的責任感，我到一個街道的作坊里，拼命地干起活來，木工、油工、鉗工、壯工，都干過，幾個月后就入了團。

七六年的那場震蕩，使我的這種獻身熱望發展到了頂點，真正地感到那種獻身之美。我竟然沒有卷入到最中心去，之后便迅速冷靜下來，一些無情的社會現實，在迫使人思索而不是行動。

后來，我通過業余學習哲學、美學、心理學和歷史，逐步認識到了要振興民族，光有獻身的熱情是不夠的，還必須有對我們所處時代、社會和整個現實的足夠認識，有真才實學，有在充分繼承的基礎上向前發展的創造力。

我開始了有目的地學習寫作。

七六年以后，我在各種報刊上發表了約二百首（篇）詩、童話和散文。在學習寫作的過程中，我更清楚地認識了社會、人、自己，我要用筆揭示現實，表現理想，為了東方永遠像太陽般光輝，為了真善美。

文字丨選自《顧城文選·卷一：別有天地》，顧城 著，北方文藝出版社，2005年6月

編輯丨Cecilia

原標題：《顧城 | 一個孩子的思索與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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